陸波：三次西行的明朝高僧

文 | 陸波

▍一

我在一篇《一代國師，怎落得大清國內無人睬》的小文里，對大覺寺傳言的所謂「珈陵和尚塔」提出過質疑。「珈陵和尚塔」的由來緣於乾隆《御制重修大覺寺碑文》，指迦陵「及圓寂歸宗，復命其徒造塔」。《日下舊聞》考也記載：「寺旁有僧性音塔」，後世人便以為這就是乾隆朝出資建的塔。

但人們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證據，就是這座白塔南北各有一棵古柏、古松（已死），而古柏的樹齡在500到600年之間。按常理，一定是因塔而有樹，因建塔而植樹以滋紀念。一松一柏是刻意而種，乾隆年建塔時不可能可丁可卯找到這樣兩棵樹且空間恰好。就算乾隆建塔，移來兩棵當時200多歲的古樹也不合情理。

大覺寺白塔

所以，我認為大覺寺裡面的白塔與清雍正年間的住持迦陵和尚無關，而是為紀念一位明朝初年的法師而建。這位法師在大覺寺生活了人生的最後8年。他就是經歷六朝，奉為國師，並加封「西天佛子」封號，身後追謚「大通法王」的智光法師。

乾隆「復命其徒造塔」，也確有為迦陵和尚造靈塔其事。大覺寺塔林分布廣泛，分布於大覺寺周邊山林寺院，有南塔林、北塔林、聖果寺塔院、蓮花寺塔院、西竺寺等，如今也是存十毀百，散落於亂石草叢之間。「其徒造塔」給迦陵和尚造的塔在距離大覺寺南1.5公里處，已於上世紀70年代破壞殆盡。而今天大覺寺裡面的白塔既不是迦陵塔，也不是智光塔。智光舍利塔應在緊鄰大覺寺的西北處西竺寺內，1957年原址修建小水庫，塔被拆除，現僅有一碑矗立。

我曾認真參觀過大覺寺藏經樓裡面的「大覺寺歷史展覽」，裡面有迦陵法師畫像弟子題詩、雍正親王送碑題字等，卻沒有任何智光法師的資料，只是綜述大覺寺起源部分提及了一次他的名字，相對珈陵和尚較多的記錄而言，幾乎可以忽略。這讓我很訝異。事實上，智光法師作為明朝初期獲得皇室最高封號的漢僧，且他住世長久，壽至88歲，佛法修習高深，在當世極受尊崇，「大覺寺」是當朝為他而建，但今天，這位寺院開山幾乎被遺忘。

大覺寺的簡介

▍二

明宣德年三年（1426年），皇室特意將一間幾近廢棄的寺院重新修繕，皇帝敕額：「大覺寺」，以安置智光法師頤養晚年，同時派去禮部百餘僧人追隨習法，這在當時是京城佛教界的重要大事。在其宣德十年（1435年）圓寂後，這個寺轉入衰敗期，再次從朝廷及民間的記憶中消失。直到康熙末年，雍親王重新修寺，迎接藩邸帷幄中的密切禪僧——迦陵和尚入寺住持。該寺風貌基本延續至今。

智光大師曾以佛法之光照耀京城，毫不虛枉這一響亮的法名。他是歷經六朝更迭之人，平生貫穿元順帝及明朝五帝，弘揚佛法卓絕彰顯，更是當時引進印度佛教、藏傳佛教，弘化漢地的提燈使者，其功績可以與玄奘、法顯等大師同日而語。他沒有太多論著釋法之作，翻譯的經書也很有限，是一位安靜而低調的法師，精通藏梵經書，修行高深，聲望崇隆，以培養弟子數千人，影響數代僧團，在中國佛教史上僧伽教育、僧團建設方面地位崇高。他以行者的身份，一生東來西往，行腳不倦，傳播法音，同時積極與所到之處的西域人士接觸，三次西行均帶回西域使者訪明，也是一位外交活動家。

▍三

明宣德十年（1435年）多事之秋，明宣德帝駕崩，智光法師圓寂，9歲的幼童英宗朱祁鎮第一次登基（因為三十歲的時候他還有第二次登基）。半年之後，老權臣內閣首輔楊榮為智光撰寫《西天佛子大國師塔銘並序》塔銘（以下簡稱「塔銘」）。但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拓片基本模糊難識。好在有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三十二收楊榮塔銘的略本，改名《西天佛子大國師志略》，成為今人考察智光法師生平事迹的最直接材料。崇禎十四年（1640年）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卷一有《西天國師傳》，清乾隆時修《日下舊聞考》卷九十六西域寺條收入曹義、李綸撰寫碑文的節略，都是緣於楊榮塔銘編成，可作為補充資料。

根據上述史料，智光法師俗家姓王，武定州慶雲人（惠民縣），生於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年）。十五歲（1363年）辭父母出家，落腳於大都（即後來的北京）法雲吉祥寺。這時還是元朝末年，離朱元璋明朝建立還有五年。但就在他出家第二年，因緣際會，他與人生中最重要的導師——「板的達薩訶咱釋哩」相遇，並結下師徒緣分。

那一年從西方天竺遠道而來一位高僧——具生吉祥大師，梵名叫板的達薩訶咱釋哩來到中國。「板的達」是尊稱，指通曉五明的僧人，可見他習通五明經律論。薩訶咱釋哩在漢語的意思是「吉祥」，所以《補續高僧傳》記他為「具生吉祥」。他出生於中天竺迦維羅國剎帝利家庭，最初研習大小乘藏，但發現語言經文非究竟法，繼而放棄研習到雪山深處禪定，歷經十二年得奢摩他證。

在元朝最後的歲月，他因嚮往文殊菩薩的道場五台山，發願瞻禮，故「振錫而東」渡印度河，過突厥地，途徑今天的新疆庫車，高昌、吐魯番縣等地，歷經四寒暑抵達甘肅。在他越來越接近五台山的時候，元帝聽聞有高僧自西來，一路傳法受戒，聲名遠播，直接將他接到大都法雲禪寺探討佛法。

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元順帝雖然隆重接待了薩訶咱釋哩，但話不投機，並不契合。另一種說法是元順帝接受了他的灌頂。當然，灌頂也沒應驗神通，元順帝的朝廷大勢也不可能阻擋風捲殘雲般的起義大浪潮。但令人蹊蹺的是，在元朝最後四年中，薩訶咱釋哩一直沒有獲准朝拜五台。是元順帝阻止他，還是亂世烽火的緣故？四年時間，他只有夙願在心，南望五台。但正是這個機緣使得同在法雲禪寺的年輕僧人智光可以依止他的門下參證修學。

根據記載，智光聰慧過人，有著超凡的學習能力，讀書過目不忘。跟隨薩訶咱釋哩，很快習得梵語，精通了梵文經典、儀軌。又過了二年，明朝建立後的洪武二年（1869年），薩訶咱釋哩終於得到機會朝拜五台諸山，「感文殊現相」，而此時，智光作為薩訶咱釋哩的得意也是得力弟子，侍奉師父左右，駐錫壽安寺，前後五年，「恆山之民率從師化者甚眾」。

薩訶咱釋哩的威名也傳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耳朵，朱元璋很是好奇這位西天來僧，便將他們師徒招至應天蔣山（現南京鐘山）接見，朱元璋本身也是小僧人出身，對佛教三寶自有敬仰，可以想像他對薩訶咱釋哩的佛學造詣定是欽敬不已，而且西天來的僧必是帶著真經。

這個時候，朱元璋也認識了智光法師，經過幾年的隨師精進研習，智光法師也是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以梵語誦念讀寫經書都已不成問題，故朱元璋命其翻譯了薩訶咱釋哩著述的《四眾弟子菩薩戒》。該譯本「詞簡意明，眾所推服」，顯示智光法師極高的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成為溝通天竺法師傳播佛法於東土的漢僧翹楚。這樣的人才在當時是非常稀少。也為後來智光的三次西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智光之所以成就為一位偉大法師，一是他與薩訶咱釋哩的師徒因緣，精通三密神咒及傳聲明記論之旨。二是他住世時間長，活得久，教化弟子眾多。他並不是那種有著讓善眾立刻折服皈依的神通力量，如面貌奇偉，或者口若懸河，震懾心魄。他一如無形的清風，和緩的溪流，令法音綿延不絕，以佛法內在的力量沐浴道場，弘化眾生。他總是可以去做持久忍耐的事情。

他陪侍薩訶咱釋哩左右十餘年，學到精深的佛教學問也歷練了不辭辛苦弘法傳戒的「堪忍」精神。之所以成就高僧，並不僅僅於其本身修行高妙，還在於他們的普渡慈航行菩薩道救贖人間苦難。

薩訶咱釋哩用其後半生完成了五台朝拜、東土弘法等大任，他品德高貴，清高自潔，「如古佛出世。洪武七年。上聞之。詔住蔣山。皈依者。風雨駢集。師道德深厚。容止安詳。一見使人心化。不待接迦陵之童。雖檀施山積。曾不一顧。曰。吾無庸是。悉為悲敬二田」（釋明和《補續高僧傳》卷二：「具生吉祥大師傳」）。這一段是對他東土生涯的生動描述。

說他如古佛出世，住錫蔣山，民眾風雨兼程前來皈依。他的品德高潔，容顏安詳不愧修行止觀的師父，令見者內心融化。他不接受任何世俗華麗娛樂也不關注眾多的供養施捨。他總是說，自己沒什麼大的作為，一切只為培福「悲敬二田」。

這些品德幾乎全被智光悉收。在洪武十四年（1377年）的春天，薩訶咱釋哩再次提出回到五台山，這時他足部生病，行動不是很方便了。朱元璋知道後很是疑惑，以為老和尚有假託之詞，就應允了。到了五月，老和尚已感到大限已至，招弟子於左右，問：「我要去五台，誰隨我去？」包括智光之內弟子跪地懇請陪護。但老和尚嘆了口氣：「我的腳已經壞了，如何跟從我？」這是一句謝世禪語，震人耳聵，弟子落淚請老和尚垂訓佛法，薩訶咱釋哩老和尚舉起佛珠丟下，嘆息一聲坐化往西。修行高深的大僧人一般都是以微疾示寂，輕鬆往生。他們可以預知生死，圓融自如，臨終不會慌亂無措，而堅定世人修佛信心。

▍四

在老師薩訶咱釋哩圓寂一年後，智光法師寫成薩訶咱釋哩的傳記，曰：《西天班的答禪師志略》（收錄於《金陵梵剎志》卷三十六），並拜託僧人來複做《西天善世禪師塔銘並序》（舊本靜嘉堂文庫藏抄本《蒲庵集》卷六）。智光與底哇答斯（東印土人，隨薩訶咱釋哩入中國）成為他的衣缽嫡傳，成為當時修學印度佛法的帶路人。

首先，智光法師對老師的繼承就是遠行尋法取經，與老師方向相向，薩訶咱釋哩是渡過印度河走今天的中亞、新疆、甘肅一線一路東行來到中國，而智光是向西而行，前往老師的故土，尋找佛法的真諦。智光第一次西行的路途應該是從當時的明朝國都應天府蔣山（南京鐘山）出發，時間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由朝廷指派前往西天天竺，這一趟的艱險沒有詳細記錄，但這一去就是四個春秋，如同他老師的東土之旅。

智光應該走的是商人旅道，包括茶馬古道，下川藏並從今天的聶拉木、樟木山口入境尼泊爾（彼時稱「西天尼八刺國」）。即是沿著雅魯藏布江谷地西行攀上高原再南轉下行。這條路我也走過，但那是乘著現代交通工具越野車的一路狂奔，世界屋脊，缺氧荒涼，人類無法改動的自然環境，只是離天空更近，令路過者茫然惶惑而心生敬畏。這是何其艱難的征途！晝夜漫漫，高原荒涼，雪山埡口，缺氧、嚴寒，那是600年前的青藏高原，難以想像靠腳力行走的和尚是以怎樣的驚人毅力完成跋涉。

在智光法師抵達尼八刺國的時候，他發現，加德滿都谷地還存在另一小國——「地涌塔國」，意諭大地荒莽，佛塔湧現，呈現巨大力量的畫面感，如《法華經》見寶塔品：「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縱橫二百五十由旬，從地踴出住在空中。」

智光法師來到西天，那時的天竺國印度佛教已完全衰落，中天竺佛寺幾近毀壞，大量僧人向北進入狹長的加德滿都谷地。也就是說在智光到達之時，西天的佛教基本是在喜馬拉雅山脈南麓保留。智光這次出使西天是帶著大明帝國的使命而來，是國家使者，所以帶來一堆好面子的大明朝送來的禮物。

當時的明朝對天竺、尼八剌國不可能有現代地理學的認識，所以智光出使西天天竺國也是走到哪兒算哪兒，天竺國已被滅佛，那他就滯留尼八剌國廣宣佛法。據楊榮《塔銘》載：「至尼巴辣梵天竺國，宣傳聖化，眾皆感慕，已而渴麻易菩提上師，傳金剛里壇場四十二會。禮地涌寶塔，其國敬以為非常人。」也就是說，智光在宣化尼八剌國的時候，才知道了谷地還有另外一個小國「地涌寶塔」（今「巴德崗」一帶），就順勢繼續弘法，折服眾生並得到當地人的禮敬。智光在這裡完全沒有語言障礙，他對梵語的聽說讀寫在跟隨薩訶咱釋哩左右的十幾年中已完全掌握，是大明朝溝通中西的不二僧才。

四年後智光歸來。可想而知因為路途遙遠艱辛，也因經歷藏地，智光法師也是一路走來一路探訪了各地佛教情況，因為後來得知，智光掌握了藏語，可知他定是一路地學習探訪，廣博知識。

這次遠行成果豐碩，帶回了尼八剌國及西番、烏思藏等一併進貢的禮品，《明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庚午條記載此事：「西天尼八刺國王馬達納哆摩，烏思藏，朵甘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溯斡爾監藏等各遣使阿邇耶等來朝，上表貢方物，馬匹，鎮鐵劍及金塔，佛經之屬，賀明年正旦。」朱元璋定是龍心大悅，拿出厚重的禮品命智光再次西使還禮。

可以想像偏安東方的大明朝有著多麼強烈的了解外部世界和王土擴張的渴望。也可以說智光法師不單純是宗教使者，他廣泛遊歷，南至今天尼泊爾西至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地，拜訪各地朝廷任命的藏人管理者及僧官，起到了中央王朝對邊遠番邦的「宣化」、「撫喻」，拓展了明王朝與外部世界的聯繫，發展了與西藏地方政治宗教關係。

智光第二次西行沒有確切的時間記錄，根據記載都是說：「比還，再往，復率其眾來朝。」應該是第一次出使後很快再次前往西天，推測為洪武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之間（1388年—1389年）。而這次輕車熟路，往返只用了一年的時間，但他還是遠及尼八剌國，於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帶回了包括尼八剌國使者在內的十四個地方政權的使者來朝拜大明朝。可以說，朱元璋對這種四方朝拜過於享受了，第二次大概是派智光去查漏補缺，把能搜羅劃落到的地方各部都轉了個遍。

第三次智光西行沒有再次去到尼八剌國，當然他的一生更沒有機會抵達他老師的故鄉中天竺（今印度），這也許是他終身的遺憾。這一次他是深入烏斯藏，迎接大寶法王葛哩麻。

第三次出使已是永樂初年，這之前經歷了明高祖撒手西歸，建文帝大統被燕王朱棣推翻，改元永樂。朝代更迭，和尚還是和尚。朱棣被《明史·成祖本紀》吹成：「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但他篤信佛教，信任姚廣孝這等僧人，所以對智光也是久仰盛名，敬羨智光高深的佛法造詣和遠走西天的經歷。

明成祖多次召見智光：「文皇帝嘉念其往返勞勤，復與論三藏之說，領會深奧，大悅之。乙酉永樂三年。摧僧錄司右闡教，明年永樂四年，律迎大寶法王葛哩麻（一譯哈立麻），及還，數對多所毗贊，賜圖書輿圖法供之具，詔居西天寺，升右善世。」

從塔銘的這段記錄可知，朱棣與智光和尚討論三藏甚為投機，在永樂四年（1405年），特命智光去藏地奉迎大寶法王葛哩麻覲見，給與賞賜，詔居西天寺，並任命他擔任「右善世」這一宗教事務管理的官員（官階在僧錄司排第二位）。這一年，智光和尚已是五十七歲年齡，但其資歷與語言優勢是前往藏地奉迎法王的不二人選。

▍五

永樂十五年（1417年），智光法師奉命回到北京住錫崇國寺，再次蒙朱棣召見，被賜予國師冠，金織架裳，禪衣等物。這時距永樂王朝遷都北京的永樂二十一年（1421年）還差四年，可以想像，那正是北京為打造成一個全新都城而在熱火朝天營造建設。但是他與永樂皇帝的緣分未見再續，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也就是朱棣遷都北京後的第四年，朱棣遠征蒙古死於榆木川的戰帳中。

繼位的明仁宗朱高熾僅僅是一位「十月皇帝」，掌權未滿一年而亡，他也非常尊崇智光，稱智光「克光揚於佛道，式敬事於朝廷」，特地封他為「圓融妙慧凈覺弘濟輔國光范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予金印、冠服、傘蓋、蟠幢、輿馬以及供器，法樂等等，讓他住錫能仁寺。

明宣宗朱瞻基當政之年（1424年—1435年），智光已入耄耋之歲，但依舊培養弟子及道場弘法論經，在當時北京有所謂「西天僧」僧團，智光與其關係密切，且追隨他本人的不少徒弟即是南亞人等。宣宗三年（1426年）宣宗奉太皇太后諭，在京師西北景緻幽深的腸台山（即今日陽台山），將金代清水院故址上也已凋敝的「靈泉寺」重新翻修，更名為「大覺寺」，讓智光移居這裡頤養天年，並指派了百數僧人隨其習法。

然而宣德帝於當政第十年（1435年）的一月駕崩，而智光法師在當年的六月圓寂。他從元順帝跨入佛寺叢林，一直邁入明英宗朱祁鎮執政的元年，在當時北方佛教界無論資歷學位人品地位，無人能出其右，他的聲譽達到了人生的最高峰。英宗即位，立即加封他「西天佛子」，但他的生命也就在此結束了。

在智光法師圓寂後二十二年（1457年），世事變遷，英宗再奪王位，從一不明就裡的懵懂9歲小童，風雲跌宕歷經人生起落，三十而立，變成一位仁慈的君王，他便愈加懷念法師，他特別請人為智光畫像，並在畫像題詞，兩年後又追謚智光法師為「大通法王」。這類封號除非是賜予藏地佛法大師，在漢僧中絕無僅有。

智光經歷的六朝乃是風雲跌宕世事險惡的六朝，除卻戰亂，政變、中西交流、侍君畔、住寺弘法，每種場合都有著不可預知的風險。在洪武年，智光法師兩次出使西域並被朱元璋指定翻譯梵文經書，但並沒有什麼賞賜記錄，他本著忍辱知足的精神在蔣山跟隨老師專註修行，並未被世間之事煩擾。

而那一期間，朝廷發生過兩次大的僧人捲入政治的事件，如洪武二十四年秋，朱元璋命禮部清理僧道，藉口僧人中有人交結前首相胡惟庸謀逆，興起大獄，殺掉六十四名僧人，而此時智光在南京居住已近二十年，不得已結識的權貴必定是有些，但他因謙虛低調，只是默默專註佛法，所幸未被捲入政治災難。

我一直奇怪智光法師的出使西天大功績發生在洪武、永樂兩朝，但皇帝給他的僧官與他的功績嚴重不符，這是智光的內斂退卻造成的嗎？因為元明期間，朝廷厚待僧人，僧人有參與世俗，結交權貴的風氣，也是種種「入世」的託詞，就難免被政治漩渦夾裹沉溺，而智光最大程度退卻寺院也是保全了他可以繼續修行佛法、傳經授戒的根本大體。

佛家重視高僧舍利，關於智光舍利的安藏也有記錄。智光於宣德十年（1435年）六月儼然坐化，享年八十有八，僧臘七十三。三日入龕，又三日掩龕，舉體柔和，容貌如生。荼毗儀式當時是一件轟動京城的大事，明英宗特委派西藏「大慈法王」、宗喀巴大師弟子釋迦也失親臨現場主持荼毗法會，他誦經說偈並親手點燃薪龕，頓時「智火迸出，五色光明，化畢，骨皆金色，舍利盈掬」。

當時的荼毗之地在今日京城阜成門附近。荼毗之後部分舍利由其弟子分別建塔建寺寶藏。阜成門這個荼毗地建立了一座叫西域寺的寺廟，因有三塔，俗稱「三塔寺」，智光弟子住持在此並保藏舍利建塔，至清朝乾隆年間既已頹圯。

據《日下舊聞考》記述，彼時，西域寺只有幾個破門框尚存，兩塊碑石，一為曹義《西域寺碑》（弘治十七年即1502年）、另一塊為李綸《重修西域寺碑》（正統十年即1444年），但三塔尚存二塔，另一塔已廢。碑記都確認了在此智光荼毗地建有西域寺，弟子將其舍利分藏寶塔。三塔剩二塔的面貌又維持了200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剩下二塔才徹底毀掉。西域寺的位置應該在今天北京車公庄大街一帶，尚有「三塔寺」公交車站。

英宗在題智光遺像上有如此讚詞：「托生東齊，習法西竺；立志堅剛，秉戒專篤；行熟毗尼，悟徹般若；澄明自然，恬澹瀟洒；事我祖宗，越歷四朝；使車萬里，有績有勞；攄瀝精虔，敷陳秘妙；玉音褒揚，日星垂耀；壽康圓寂，智炳幾先；靈消曠海，月皎中天！」讚詞實際上是禮部尚書、二甲進士出身的胡熒代作。文辭洗鍊精緻，明麗俊逸。關於他高潔的人品，「澄明自然，恬澹瀟洒」，並不為過。

《塔銘》提及他從不使用仁宗賜與他的儀仗乘輿出入，仁宗遣中人詢問緣故，他說他只知道持經守戒之事，沒有任何功德辛勞，只有珍藏珍惜皇帝的賞賜，使用了反而增添過失。也就是佛教所言「增加業力」。表面是謙虛之辭，實為向皇帝講佛法的道理。

智光被譽「負辯才」，那也是在探尋佛法的真理之路上談經論法，作為禪師，他於世的態度嚴謹謙虛而並非以所謂「出世態度」指點人間是非，這也是他之所以可以保全圓滿修行大體，為弘法利世作出貢獻的獨特之處。

南塔林，迦陵和尚埋骨遺迹

▍六

智光法師人生最後的二十年是在北京度過，北京是他佛緣的起滅之所，除了他終老於斯的大覺寺外還有如下寺院記載，讓京城的人們有跡象可尋。

法雲寺是他15歲從山東出家並在此結緣恩師薩訶咱釋哩的寺院，與今天大覺寺相距不過十二三華里的吉祥法雲寺，這個寺廟也是金章宗時期與大覺寺相繼建立的西山八大水院之一——香水院，在元末叫吉祥法雲禪寺，今天為清朝醇親王奕譞的墓地，俗稱「七王墳」，位於北安河西北10餘里的妙高峰古香道旁，在蘇家坨鄉聶各庄村。

崇國寺永樂十四年（1415年）他被朝廷指派再次回到北京，這時他已67歲高齡，住錫崇國寺，即今天的北京西四北大街護國寺，護國寺原來內舊有《大國師智光功行碑》一座。但今天的護國寺只是以熙熙攘攘小吃一條街聞名罷了。

能仁寺因褒獎智光「克光揚於佛道，式敬事於朝廷」，明仁宗這個「十個月皇帝」，還是在他執政的那十個月（1424年）封智光為「融妙慧凈覺弘濟輔國光范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予金印、冠服、傘蓋、蟠幢、輿馬以及供器、法樂等等，讓他住到大能仁寺。現今位置在西單南起兵馬胡同，北至磚塔胡同的能仁胡同一帶，只不過這間寺院到了清朝就變成了一間道觀，最終毀於文化大革命。好在還以胡同名稱殘留一點記憶。

開元寺前面提到的智光住錫大覺寺時，他往返城裡與寺院之間的途上，愛上一片有河灘的地方，便出資在修建了一所寺廟，皇帝賜額「開元寺」。歷史上北京叫過「開元寺」一名的寺院還有現今圓明園裡面的「正覺寺」，但智光法師與這個寺院無關。智光修建的「開元寺」地點應在今天海淀黑龍潭附近的白家疃。白家疃是白家灘訛傳而來。根據是《日下舊聞考》中的記錄：「開元寺有明碑二：一是太僕寺少卿安成李綸撰，弘治六年立……」李綸重修開元禪寺碑略：「開元寺距都城五十餘里，金山口之西，玉河鄉之原。舊傳唐開元年所建，基址尚存。永樂中，西天佛子大通法王智光上師遭際列聖，賜予甚厚。宣德戊申，奉命兼往大覺禪寺。往來憩息此地，愛其土厚水甘，風氣攸萃，意圖興創，出己資，命工市材建立，仍請額為開元禪寺。」這個寺院後世便沒有記錄，猜測是在雍正七年那次京城西郊大地震中毀滅，那次地震帶從香山一直延綿到今天的回龍觀，白家疃正是在地震中心。而乾隆期的《日下舊聞考》只有對明碑的描述，估計已經塌毀。

西竺寺這個寺院是智光離世後修建的，原本智光住持大覺寺時在寺院附近修建一塔，他圓寂後在這座塔基礎上擴建成一間新的寺院，明英宗賜名曰：「西竺」。一為智光建舍利塔故，二為安置當年追隨智光法師的眾多外籍僧人。按照明正統十年（1444年）的曹義《西域寺記》碑的記載，其主體骨殖在西竺寺內建塔葬之。包世軒先生《揭開大覺寺內喇嘛式僧塔之迷》一文提到：「民國早期，周肇祥對大覺寺一帶智光國師西天教僧團史跡有記錄：智光國師舍利塔，建築於西山大覺寺東（周肇祥方向記錄有誤，應為「北」）西竺寺內，顯然是其圓寂之後所建。又下為大通法王塔，高約六丈，西番式，堅固完滿。塔前左為天順五年（1461）碑，右為同年建安楊榮撰塔銘、東吳夏昶書、廣平程南雲篆額。」可惜我尚未查到周肇祥先生的第一手資料，如今傳說中位於大覺寺北半山的所謂「西竺寺遺址」，在1958年興建了小水庫之後僅有散余石碑和一些小型的覆缽式靈塔。

西竺寺的石碑

再次回到本文初提及的大覺寺白塔。現在寺院管理方出於謹慎，沒有立說明。有一種可能性是智光法師為紀念他的恩師薩訶咱釋哩而建，未及建成則離世，故沒有任何塔銘說明緣由。這種推測還是跳不出後世人們對有塔必有緣由的思維模式。或許，這就單純只是佛塔一座呢？我相信生命最後八年的智光法師修行高深，參透世間，怎會住相於一塔之色，一塔之名呢？佛塔就是佛塔，菩薩無住相於佛塔。「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世人執著於名相還是佛界之外的思維定式。

智光臨終前日頌偈辭：「空空大覺中，永斷去來蹤。實體全無相，含虛寂照同。」這個偈子令我反覆誦讀，如此高僧大德在最後的剎那一語喝破了娑婆世界之空，點燃了蓮登彼岸之燈。高僧就此遠去，「永斷去來蹤」。

【作者注】本文有關薩訶咱釋哩的事迹見《西天班的答禪師志略》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三十六；有關智光法師事迹收的略本，改名《西天佛子大國師志略》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三十二。楊榮塔銘現有拓片存於北京圖書館善本部。

【作者簡介】

陸波|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律師。

【精華推薦】

·END·

大家∣思想流經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見 · 價值 · 美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