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勝美與祁同偉：這一屆「村二代」的出路在哪裡？

哲理 06-01

May

灼見（微信號：penetratingview)

「我的命運，我可以做主嗎？」「我要怎樣，才能找到一份穩穩的認同感和幸福感？」這是樊勝美和祁同偉們的困惑，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懸而未決的難題。

作者丨

宗城

來源 | 706青年空間（ID ：qingniankongjian706）

在不久前結束的反腐劇《人民的名義》中，飲彈自盡的前公安廳廳長祁同偉成為觀眾熱議的對象，在他自殺的那一集，「祁同偉」這個名字甚至一度躋身微博熱搜榜榜首。劇中，他是被權力和慾望毀掉的代表。他原本是熱血的緝毒警察，年輕時擁有自己心愛的人，懷揣著英雄的夢想。

但「英雄，不過是權力的工具」，因為梁書記之女梁璐的打壓，他的大好前程蒙上陰影。為了扭轉命運，祁同偉不惜丟棄自己的尊嚴，走上不擇手段躋身高位的不歸路。祁同偉引起觀眾共鳴的另一原因是他的底層身份，他出生於農村貧苦家庭，一開始就落後在了起跑線上，農村出身卻不能憑藉個人努力打破階層差距，這種尷尬令不少觀眾聯想到現實的同類人。

無獨有偶，《歡樂頌》系列中的樊勝美也是當代影視劇中農村年輕人進城的代表。儘管樊大姐出入名門酒會，外表絲毫不見鄉土氣，可劇中母親不時打給她的電話還是告訴我們：

樊勝美的原生家庭在農村，而她竭盡全力正是為了擺脫出身的羈絆。祁同偉選擇淪為權力的工具，樊勝美選擇物化自己，前者最終走向自殺，後者在大悲大痛後反省自我，這兩條路徑是創作者的自我意識，卻也折射了當代人對「村二代」出路何在的思索。

而在2006年，當時涉及「村二代」進城的電視劇還如《我是農民》一般，富大龍飾演的唐大年在村里長大，進城務工，儘管歷經波折，但自身的淳樸氣質始終不變，唐大年也並沒有為了成功而突破底線。他是一位平平凡凡的「村二代」，他的同伴也是，導演武斐如是說：

《我是農民》劇照

「我們想以朋友、平等的關懷方式來寫這群從農村來、想在城裡紮根的人......幾個年輕人既沒有受盡磨難最後當上老闆飛黃騰達的奇遇，也沒有在城市裡受盡欺負痛不欲生的辛酸血淚，而就是非常寫實的"簡單生活"。」

比《我是農民》更早的《一年又一年》，1998年出品，飾演祁同偉的許亞軍主演，也是一部涉及農民進城的劇，不過它的涵蓋面更廣。它從小老百姓的生活入手，講了平反昭雪、知青返城、恢復高考、下海經商、出國熱潮、股市風雲、下崗再就業等。這部劇的氛圍是昂揚溫暖的，哪怕起起伏伏，主人公的精神氣質都保持著積極樂觀。許亞軍飾演的男主角正是一位樸實憨厚的青年。

《一年又一年》劇照

那麼，近年來還有這樣的電視劇嗎？

有。《溫州一家人》、《小麥進城》、《知青家庭》、《農牧之戀》等，可這些劇的時代背景不是在七十年代就是改革開放初期，寫的故事也基本是知青上山下鄉回城和下海經商的故事，大多反響平平。講新世紀以來「村二代」困境的劇很少。而樊勝美和祁同偉雖然都不是劇中最核心的人物，

但他們某種程度上恰恰就是新時期的「村二代」，樊祁二人和過去的「村二代」形象大為不同，他們缺少淳樸耿直的氣質，且更加精明也更有主見，他們渴望收穫成功，可他們卻在消費社會中失去了方向，在固化的階層中異化自己。

今天的影視界只能翻拍《平凡的世界》，而無法創造出一部新的《平凡的世界》，因為那種農村青年的勵志人生彷彿成為上世紀末的絕響。如今的創作者們寫農村青年進城，他們書寫的不再是孫少平、孫少安或《人生》中的高加林，而是勝天半子的祁同偉與物化自己的樊勝美。

是短短十年二十年功夫就讓「村二代」變了模樣嗎？更準確地說，也許是市民群體對「村二代」的想像發生了變化。

翻看近年的《中國電視節目市場研究報告》，北上廣、江蘇、浙江和山東是電視劇收視人群地域分布的前六名，而九零後以67%的絕對優勢成為收視主力軍。這些省份恰恰是中國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且九零後的生長環境與前輩相比也在大幅度往城市傾斜，加之城市在硬體設施上的優勢，可以說：面向市場的電視劇要取得成功，城市市民的口味必須要考慮。書寫農民的電視劇所取悅的主要群體並不是農民，而是曾經是農民的城市人以及他們的後代，但這些晚輩的口味也已經市民化了。

他們缺少農村的體驗，他們對農村的印象更多源於父母的講述、書本影像的記錄和自己的想像。而這些電視劇可以是一面鏡子，照出城市市民對農民的態度，也照出農民在不同時代所面臨的不同問題。

齊格蒙特·鮑曼在《社會學、後現代性與放逐》一文中提到：「消費主義主要體現在對象徵性物質的生產、分布、欲求、獲得與使用上。消費，不只是一種滿足物質欲求或滿足胃內需要的行為，而且還是一種出於各種目的需要對象徵物進行操縱的行為，所以，強調象徵性物質的重要性就顯得十分有必要。」時光流轉，被市民消費的「村二代」象徵發生著明顯變化，在過去，「村二代」的象徵者被臆想為純粹的好人或阿Q精神的繼承人，風水輪流轉，現在樊祁二人反而有成為新時期「村二代」的象徵者的趨勢。畢竟，縱觀這兩年的影視劇形象，能夠躋身微博熱搜、成為輿論焦點的「村二代」形象也只有樊祁二人。

無論是純粹的好人、阿Q精神的繼承人，還是作為權力的看門犬的祁同偉、一心躋身名流的樊勝美，都不過是被極端化扁平化的「村二代」，但他們恰好在不同時期迎合了市民的口味。

《白鹿原》

如今，我們還能在熒幕上看到《老農民》、看到《白鹿原》，看到一部部抗日劇中淳樸善良的農村人家，可有沒有發現？他們彷彿只存在於已經逝去的時間，無論是他們的年紀，還是他們所處的背景，好像都在暗示我們——那個農村子弟只靠個人奮鬥就可以實現理想的時代過去了，那些洋溢著正能量氣息的農民，也只能活在過去時。

在過去，在那個於廢墟上重建的八九十年代，創作者們大多經歷了多年以前漫山遍野皆為農村的時代，他們紮根於農村，參與到農民進城的歷史進程中，身處一個流動性大的社會，他們看著身邊的同代人，自然而然會相信農民子弟憑藉自己的努力就有機會改變命運。三十年過去了，社會階層在一步步固化，晉陞的渠道在漸漸收緊，而新的既得利益者們已經成形，在城鄉矛盾日益凸顯、唯成功論佔據市場的今天，創作者們看到的農村子弟也變成了祈同偉、樊勝美們。

不同時期的「村二代」影視劇形象有共同的特點，他們都願意比中產階級乃至精英階級的子女付出更大的努力，他們都希望證明自己並改變貧寒的境地。但九十年代的「村二代」更凸顯一種淳樸踏實的氣質，他們給人的感覺也更加積極向上、朝氣蓬勃，而以樊勝美、祁同偉為代表的新時期「村二代」形象卻更側重於呈現自己面對財富、地位、權力差距時的焦慮和苦悶。「村二代」不再只是踏實能幹的化身，這個群體被注入了更為複雜且更令人心酸的元素。

如果現在的一部流行劇里，「村二代」靠著自己一雙勤勞的手跑不累的腳任勞任怨的品質就能跨越階層的桎梏，觀眾會說這個人物不現實，會對他缺乏共鳴，《人民的名義》中的易學習就面臨這種尷尬，他被認為是一個現實社會的「瀕危生物」，可易學習這樣的人物在八九十年代的電視劇乃至十七年文學時期的文藝作品中是非常普遍的，是會被認為符合現實經驗的正面人物典型。時過境遷，易學習卻「失真」了。

樊勝美和祁同偉作為新時期「村二代」形象的代表，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特點是價值觀的虛無，更準確地說——追求權力/地位/財富成為了他們的價值取向。這一點和路遙筆下的「村二代」形象對比尤為明顯。

由袁弘飾演的孫少平

《平凡的世界》里，孫少平時刻懷揣著夢想，他想要去更廣闊的世界看一看，對於他，路遙飽含深情地寫道：「書把他從沉重的生活中拉出來，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勞動壓得麻木不仁。通過不斷地讀書，少平認識到，只有一個人對世界了解得更廣大，對人生看得更深刻，那麼，他才可能對自己所處的艱難和困苦有更高意義的理解，甚至也會心平氣靜地對待歡樂和幸福。」

而他的哥哥孫少安，一方面認識到致富的重要性，一方面覺得「錢當然很重要，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嘗不為錢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覺得，人活這一輩子，還應該有些另外的什麼才對......」而《人生》中的高加林，他相對更複雜些，他對黃土地懷有深厚的感情，但又不想在鄉村困守一生，他有自己自私、虛榮的一面，也有自己改變世界、成為英雄的堅定抱負，他像一個更具有理想氣也更有反省意識的祁同偉，當他的「城市夢」幻滅，他回到最初的地方，聽從了德順爺爺的一番話後，一下子撲倒在黃土地上。

高加林回到農村，但樊勝美、祁同偉的選擇，不是在城市一條路走到黑，就是以死亡宣告自己與命運抗爭的失敗。對於後者而言，農村到城市作為當代文明相互對立的兩級，中間是一條單行道——他們選擇義無反顧到城市去，實現自己的光榮與夢想。

但夢想是什麼？對於他們而言，一切如此的模糊，他們只是發自內心感到一種不平衡、一種難以迴避的失落，這源於他們的地位、出身與城裡人相比的落差，它們最初的動力，是要緩解這種內心的不安。

千禧年以來，隨著城鎮對農村的一步步滲透與蠶食，以及創作者對城市人、農村人二元性格的反思，讓「村二代」的性格不再只是樸素憨厚或者善良踏實的正面想像，也不只是如陳煥生般「留有阿Q精神的遺傳因子」，「村二代」保留自己的抗爭性和不懈的闖勁，但性格也在一點一點地向市民氣質靠攏，城市人的焦慮同樣困惑著他們，他們的形象很少再保有淳樸、天真，轉而呈現出陰鬱、掙扎和強烈的懷疑氣息。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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