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號人物不易為：兒子當皇帝奕譞暈倒，夾尾巴做人留下深刻家訓

雪珥

1872年，執掌軍機、正值壯年的奕

1884年4月，世界似乎被北京的「政變」弄懵了。52歲的大清「總理」、恭親王奕，在執掌權柄23年後，被突然「雙開」，整個軍機處下崗。新的軍機處迅速組建，並且「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恭親王的弟弟、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實際接替了他的領導職務。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樞」。

鮮為人知的Prince Chun（醇親王）突然與曾經如雷貫耳的Prince Kung（恭親王）一樣，成為西方媒體的主題詞，各色人等睜大雙眼，試圖從來自北京的蛛絲馬跡中，尋找中國的未來發展動向。美國《芝加哥每日論壇報》（Chicago Daily Tribune）大擺烏龍，報道說「中國前總理恭親王自殺身亡」，用大篇幅回顧恭親王偉大的改革一生。而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則說：「這是一場突然的政變，但政權的易手，只在中國首都產生影響，其後果卻還很難預料。」這家世界第一大報，發表了一系列的報道，並且自信地宣稱：「這一事件，標誌著中國歷史、中外關係史新時代的開始。」

醇親王剛剛取代恭親王的地位，御史們就上書說，作為皇帝本生父，醇親王應該避嫌，不可「與聞機務」，參與軍國大事。在中國的傳統政治遊戲中，「避嫌」不僅是「顯規則」和「潛規則」的主要組成部分，更是一門精深的政治藝術。當年，醇親王得知自己的兒子載湉（即光緒）被選為接班人後，焦慮萬分，乃至暈倒在工作崗位上，最後以健康為理由在30多歲的盛年提前退居二線。這種及時而適度的「暈厥」，體現了這位王爺講政治、顧大局、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一面。相比較而言，執政20多年的恭親王，「暈厥」總是來得不夠及時、不夠徹底。

醇親王奕譞

在打倒肅順等顧命大臣「八人幫」的「祺祥政變」中，醇親王奕譞的功績往往被掩蓋在慈禧和恭親王的光環背後：正是他帶兵將肅順和端華從熱被窩中抓住，完成了政變中最艱難、最有風險、也是最為關鍵的任務。在之後的「叔嫂共和」體制中，他執掌首都衛戍部隊的主力「神機營」長達30多年，實際上形成了恭親王掌握外交、醇親王掌握軍事的基本格局。在醇親王的主持下，「神機營」成為大清國軍事改革的「特區」，「添習火器技藝」「改弓箭為洋炮」，甚至配備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克虜伯（Krupp）鋼炮、哈乞開思（Hotchkiss）步槍、毛瑟（Mauser）後膛槍等。在裝備和訓練方面，遠超過李鴻章那更為著名的淮軍。

「叔嫂共和」的特徵是「垂簾聽政」和「親王輔政」兩制並存，「親王輔政」是滿清親貴們能接受「垂簾聽政」的條件和前提。而醇親王不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這註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數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這無疑也是對恭親王的一種制衡，儘管他在恭親王早期兩次被慈禧修理的時候，都義憤填膺地站出來為六哥說話，卻在第三次成為實施打擊的主力和實際的替代者。

低調得近乎窩囊的醇親王奕譞，其家卻一連出了兩任皇帝（其子光緒、其孫宣統），一任攝政王（其子載灃），兩個郡王（其子載濤、載洵）。道光皇帝的兒孫當中，風水幾乎都流往老七家中。

和恭親王一樣，醇親王成為中央二號人物、挑上國家重擔後，嘴巴立即閉上，尾巴馬上夾緊，而他對慈禧太后的態度，成為後人詬病的主要對象。主流的觀點認為，他在慈禧面前，比恭親王更能逢迎、更為軟弱，而最大的罪證就是不惜拿海軍軍費為慈禧太后建設頤和園，令北洋艦隊成為「房奴」。

1888年，醇親王一度病危，自以為不久於人世。當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去看望他時，他的政治遺囑就是「無忘海軍」，並且將當年（1886年）檢閱北洋艦隊時慈禧所賜的一塊如意，交給了光緒（醇親王兩年後方去世）。無獨有偶，十年後（1898年，戊戌年），恭親王在臨終前，也是握著光緒皇帝的手，叮囑他要小心康梁等打著改革旗號實現政治野心的「廣東小人」。

作為中央的最核心，這兩位親王和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如何鞏固和加強這個政權。改革、開放，與時俱進，乃至後來的以擴大執政基礎為手段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服從和服務於這一目的。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槍杆子里出政權」的「顯規則」，為修園林而自毀長城的事，從常理上說，應該不可能成為他們的選項之一，除非他們真的如抹黑宣傳所說的愚昧得近乎腦殘。

醇親王給子孫們留下了一幅極堪品味的家訓：「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財也小，產也小，後來子孫禍也小，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些微產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

錦衣玉食的鳳子龍孫，能從榮華富貴中勘出此番深意，這是一種什麼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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