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私人交往中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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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鑒賞

作者：【德】福爾克爾·烏爾里希

來源：《希特勒傳：躍升年代》

原題：《作為一個人的希特勒》

迄今為止的希特勒傳記作者們都順水推舟地將希特勒個性的深不可測推說成「他在政治之外的生活是一片空白」。解開希特勒之謎的難處在於他人格中蘊含的令人驚異的矛盾和對立。「在休憩狀態下他幾乎蟄伏於正常的希特勒的體內，而在非常時刻他出現了，用富有英雄氣概的傀儡面具遮住本尊。」正是「人格的分裂」，讓人們難以判斷希特勒的人格。

非凡的口才

希特勒留給世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非凡的口才。也許乍一看普通尋常——但走上演講台後他就變成德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煽動家。希特勒懂得像「靈敏的膜片」一樣充當群眾最隱秘的願望和衝動的傳聲器。「他能感覺到群眾的渴望並把它打造成火辣辣的口號。他喚醒在潛意識中打盹的本能，並給予他們某種滿足。」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評論說：「信徒們追隨著他，他們和他一起大笑，和他一起感受；他們和他一起譏諷法國人，和他一起對魏瑪共和國發出不屑的噓聲。8000人如同一架樂器，希特勒用它演奏出民族激情的交響樂。」這個美國人從演講者和聽眾的互動以及個人與集體的心理狀態和神經細胞交流中認識到了希特勒的成功秘訣。」

希特勒的演說自然不僅能迷住他的信徒。希特勒的同時代人留下了很多相關的記錄：他們本身反對希特勒及其政黨，可是在群眾大會上他們必須花費很大力氣才抵禦得住此人雄辯滔滔的征服攻略，有人乾脆繳械投降了。1928年秋季他去參加希特勒的群眾大會，那時他還是個19歲的大學生，「我努力抗拒著他的能量和說服力，我帶去的朋友是個純血統的猶太人，他卻沒能做到，『他說得有道理』。他附在我耳邊悄悄說。『他說得有道理。』——後來我經常聽到人們說出這句話，從身邊聽眾的嘴裡，從意想不到的人嘴裡聽到這句話。」

憑藉富有暗示意味的演說技巧，希特勒能對群眾施加近乎催眠的影響力。他不同尋常的鏗鏘多變的嗓音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只見識過後期群眾大會上的希特勒的人——當他們看到麥克風前狂吼亂叫的煽動者和獨裁者時，很難想像出他早年在政治講台上用並不刻意提高的自然的嗓音發出抑揚頓挫的洪亮的音節。」他的聲音完全不同於我以前聽過的演講家，他的聲音低沉嘶啞，具有大提琴般的共鳴質感。他的口音——我們認為那是奧地利口音，其實是下巴伐利亞的口音——在德國中部人聽來有點陌生，所以聽眾正好需要聚精會神地聽。

爆發戶的自卑心態

作為一個暴發戶，希特勒一直擔心別人不把他當回事，同時也擔心自己的舉止顯得可笑。他努力適應社會的禮儀規範，在20年代他還顯得有些不自信。按照1923年11月9日在統帥堂前殞命的朔伊布納爾 -里希特的遺孀的說法，希特勒在社交時「顯得有些壓抑」。當他不認識愛爾莎·布魯克曼給他上的菜肴——比如龍蝦或洋薊時，他會對她說：「尊敬的夫人，請您指點我，這道菜應該怎麼吃。」1926年底1927年初，希特勒還讓他的私人攝影師海因里希·霍夫曼拍了一系列皮褲和褐色襯衫造型的照片。後來他逐漸放棄了這類服裝，因為它不符合德國人未來救世主的自我定位。他還保持著把新買的衣服穿到公眾場合之前先讓霍夫曼照相的習慣。他從沒有拍過穿泳褲的擺拍照。除了他不會游泳而且不想學之外，他還指出一個可怕的先例：1919年8月《柏林畫報》的封面上刊登了國家總統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和國防部部長古斯塔夫·諾斯克在波羅的海特拉弗明德海灘的泳裝照片，右翼報紙把照片當作攻擊魏瑪共和國領導人的把柄。

就像他拒絕學外語一樣，希特勒也拒絕為了在社交場合跳舞而上舞蹈課。他認為「跳舞對於一個國家領導人是有失體面的活動」，在1933年2月9日帝國總統接待外國使團的招待會上，大家都注意到，新上任的帝國總理在不熟悉的舞池地板上邁出第一步時顯得多麼不安甚至尷尬。這位前二等兵顯得有些悶悶不樂和笨手笨腳，顯然不太適應他的角色。燕尾服背後的燕尾影響他的行動。他總是不斷伸手去摸身上原來應該束腰帶的位置，每次當他沒能找到平素能讓他冷靜下來並給予他鼓勵的撐手時，他的心情變得更加惡劣了。他把手絹捏得皺巴巴的，看上去明顯怯場。

「我不喜歡這傢伙」，他習慣於這麼說。如果哪個人試圖進入他小心保護的私生活領域，他心中始終存在的不信任感立刻就會發作；如果哪個人看到他的軟弱之態或者讓他陷入尷尬，他肯定會尋求報復。在他如大象一樣好的記憶里也保存著諸如此類的事情。這個內心不安的暴發戶其實是個小心眼的人。

私人交往的另一面

在私人的小圈子裡希特勒擺出另外一副面孔。他可以是個可愛的聊天對象，從不教訓人，而是談一些有趣的事情，比方說戰爭中的經歷——「他始終談不夠的最愛的話題」，談建黨初期的事或者1923年11月的政變。他像個會照顧人的「慈父」——和善，喜歡開玩笑，對別人無傷大雅的玩笑話一笑置之。從約瑟夫·戈培爾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扮演的角色有多迷人：希特勒「像父親一樣體貼。我很喜歡他。所有人都熱愛他，因為他的心地善良，很熱心」，他在1929年6月寫道。1931年1月他又強調說：「和希特勒共進午餐，席間氣氛相當愉快，領導像個慈父，他非常照顧我。」

希特勒在拜羅伊特的瓦格納家中也受到家人般的款待。施佩爾注意到，希特勒「在這個圈子裡比平時輕鬆」，「在瓦格納家中他明顯覺得安全，沒有擺架子的必要」。他不僅和女主人從1926年開始就以「你」互稱，而且和瓦格納家的四個孩子也相處得如一家人。他願意讓他們給自己拍照，帶他們乘著賓士增壓型汽車去旅行，晚上在育兒室里給他們講故事。「他關懷備至地對待孩子們」，維妮弗蕾德·瓦格納回憶說。莉澤洛特·施密特描述1936年5月初希特勒對拜羅伊特的一次私人訪問：「他滿臉幸福地從孩子們看向母親，又從母親看向孩子們。他心中明白，他在世界上能找到的最美的家鄉就在瓦恩弗里德，在身邊這些人中間。」

一個同情國家社會主義黨的筆跡學家在1924年6月分析過希特勒的筆跡。向下傾斜的筆畫暴露出「內心沉重的思慮」，它無疑說明一種「也許算得上強大，但是在關鍵時刻會出岔子的」個性。「按照筆跡學判斷，他是個明顯的自殺者類型。他在求死，因而他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某種特徵——沉迷於死亡，這也是尼伯龍根式困境一再重演的原因。」但是沒有多少德國人這麼看待希特勒，恰恰相反，1933年1月30日之後不久，這位新入主總理府的人已出人意料地廣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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