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在長征途中彈藥匱乏的時候，都用什麼武器？

由於國民黨軍對各蘇區的長期「圍剿」，紅軍的武器彈藥非常匱乏。據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所著《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記敘：從1934年春夏起，中央紅軍就開始準備大轉移，「車間開始修理槍支武器，生產新的手榴彈，從戰場找回子彈殼，重新裝上火藥和鉛頭，鉛用完了，就用木製彈頭。」同時，將較好、較新的槍支集中調配到主力紅軍手中，較差的則換給赤衛隊和游擊隊。但即使這樣，中央紅軍出發時的武器裝配率仍低於40%。

長征開始時，中央紅軍總人數為8.68萬人，僅裝備步馬槍29153支，山炮、迫擊炮38門，重機槍357挺，輕機槍322挺，手槍3141支，衝鋒槍271支，武器裝配率不及40%。僅能以攜帶梭鏢6101根、大刀882把作為補充。槍炮彈也嚴重不足，攜步槍彈141.8萬發，平均每支槍40多發，而且多半是紅軍兵工廠自行復裝的，不能用於連發;機槍彈22.3萬發，連一場稍大的戰鬥都不能支撐。離開根據地，失去了以往維修和生產武器彈藥的薄弱基礎，從圍追堵截的敵人手中繳獲就成了武器彈藥補充的唯一途徑。這就決定了紅軍武器彈藥的補充極其有限。面對擁有持續不斷軍工生產能力的國民黨軍隊，紅軍長征只能選擇向國民黨軍兵力部署相對薄弱、武器裝備配備相對較差的西部地區，實施戰略機動。

即使是為數不多的武器彈藥，中央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也已消耗大半，其缺損幾乎全靠作戰繳獲補充。在前有堵截、後有追兵的情況下，紅軍裝備的困窘程度可想而知。其他幾路紅軍的槍支裝配情況與中央紅軍大體相似。據1936年10月對長徵到達甘肅的紅四方面軍第5、第9、第30軍及騎兵師等部隊進行統計，2.1萬人的部隊只有8000多支槍，持槍率不及40%，每支槍僅有5-25發子彈。

長征期間，國民黨中央軍每個步兵連配有輕機槍9挺，每營有一個裝備6挺重機槍的重機槍連，還有一個配炮2門的營屬迫擊炮排。 當時中央紅軍8萬多人的部隊只有包括馬克沁在內的重機槍357挺，捷克式ZB-26等輕機槍322挺，平均每個連機槍不足兩挺。中央紅軍在瑞金出發時，紅軍只有82迫擊炮和75毫米山炮等38門和少量炮彈，平均每個師只有3門左右火炮，強渡湘江後，隨著炮彈用完又陸續扔掉不少。

紅軍只能靠靈活機動的戰術擺脫敵人的炮火優勢，巧妙利用僅有的少量火炮，攻堅破壘，打破強敵的圍追堵截。如1935年1月紅一軍團炮兵連在貴州甕安縣江界渡口南岸，以炮火掩護紅4團第1營渡過烏江，搶佔了灘頭陣地。但此時敵軍預備隊趕到，又將該營壓到江邊。危急時刻，炮兵連以82迫擊炮向敵人接連發射5發炮彈，擊斃敵營長趙憲群等多人，將敵預備隊壓了下去。紅軍乘機組織反擊,奪回灘頭陣地，為工兵架橋贏得了時間,保障了後續部隊順利過江。

又如1936年春夏之交，紅二、六軍團長征渡過金沙江，迫近湘西龍山縣城時，隘口處有敵人兩座碉堡，以兇猛的機槍火力封鎖住紅軍前進的道路。這時，從敵人手中繳獲的迫擊炮只有兩發炮彈了。總指揮賀龍把炮兵出身的被俘國民黨軍師長張振漢找來，讓他用這兩發炮彈把那兩座碉堡解決掉。張振漢目測指量，調好炮位角度後發炮，端掉了這兩座敵碉堡。紅軍隨後發起攻擊，順利打開了前進的通道。

1935年4月紅二、六軍團轉戰湘鄂川黔期間，在湖南陳家河戰鬥中繳獲國民黨軍一門完好的75毫米山炮。這門炮在此後多次戰鬥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紅軍指戰員對這門炮非常珍愛，每次作戰後寧肯吃苦流汗，馬馱人扛，一同隨隊轉移。必要時拆卸深埋，有機會再組裝起來，歷盡艱險，終於把這門山炮帶到陝北，成為整個紅軍隊伍帶到陝北的唯一一門山炮。

紅軍沒有戰機，偶爾繳獲飛機也因無人會駕駛和沒有油料、維修保養條件被迫拋棄，使國民黨軍戰機在長征全程一直掌握著制空權，在偵察紅軍行動方向、攻擊紅軍隊伍、協助國民黨軍作戰方面發揮作用，給紅軍造成很大的被動和重大傷亡。武器裝備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戰爭的正義與否，民心的向背，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紅軍在長征中以劣勢的武器裝備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勝利到達陝北，取得了長征偉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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