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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死刑犯最後一夜要求解決性需求,槍決時嚇到失禁,現場相當殘酷

女死刑犯最後一夜要求解決性需求槍決時嚇到失禁,一些罪大惡極的罪犯在自己即將面臨死亡心態又會是怎樣的呢?她們的最後一夜又將怎樣度過?等待是煎熬的,行刑前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緊張與恐懼。

但對於這些已刑犯來說,面對死亡一分一少的呼吸都是如此的珍貴。

雖然死刑犯早就想到有這一步,但是當在面對時卻又如何能淡定對待?記者記錄死刑犯最後一夜極具心靈衝擊,有錯就要懲罰,其中不乏一些年輕人。直到要死的那一刻都覺得一切都來得太快。

女死刑犯最後一夜

死刑犯,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面臨死亡,死刑犯的斷頭餐以及死刑犯的最後一夜如何度過,行刑前的5個小時又該怎樣去過,這些對於他們來說意義重大,生命的最後,哪怕是呼吸,都是極其珍貴的。

艾弘(化名)曾因故意殺人案被判處死刑,7月11日這一天,是她生命的最後日子,而鏡頭也記錄了她在最後時刻的點點滴滴。

在經歷了人生的最後一夜後,艾弘於第二天(7月11日)早上6點起床,與往常一樣,她整理內務,自由活動。由於已經經歷了最痛苦的折磨時期,死亡對於艾弘來說已經釋然了,相反她希望自己的最後一天早早到來。

知道艾弘的死期將至,同監舍的在押人員都對艾弘特別好,誰家人送來好吃的都先讓艾弘吃,就連洗澡都不用她自己動手,大家都來幫忙,偶爾還打點兒好菜請她吃。而艾弘自己心裡最放不下的是孩子變沒變樣,年近八旬的母親身體怎麼樣了,家人過得好不好……當天上午10點30份,艾弘的家人和姐妹們都來了,遺憾的是,女兒沒能來,因為家人一直沒把真相告訴孩子和老人,苦心瞞了三年。

妹妹告訴她,女兒在這次考試中得了第一,這是艾弘這一天來聽到的最好消息。終於到了要行刑的時刻,姐妹們為艾弘端來了最後的一餐。

這是一晚雞蛋挂面,清淡,如今回頭看她過往的生命,也如同這碗面一樣,清淡。或許死是一種解脫?這句話還是存在於文學影視作品裡吧,面對鮮活的生命,死亡無法解脫任何事情。

生命是沉重的,善待生命,因為或許在某個時間節點,你會發現,平日里你討厭的蒼蠅和蟑螂,它們都會如此親切。死刑犯最後的日子心理變化非常明顯。

一位看守所民警說,從一審被判死刑到執行死刑,時間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將要或已經進入倒計時的死刑犯,在經歷了哭鬧和情緒崩潰,當對死刑的抵觸和恐懼慢慢消退後,一般便開始懺悔反省,反反覆復直到想通,最後的執行其實是一種解脫。

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後幾天里都會被安排吃病號飯,一般是雞蛋和麵條,有時會有肉菜,這時很少有人去打擾,這個心理關必須要自己過。對於自己要被終止的人生,死刑犯會用很多字來記錄曾經引以為傲的人生片段,更會對自己走錯的那幾步做細緻的解釋。接到死刑複核通知當晚,「監室的氣氛通常顯得很好,有道別、有說、有笑,待執行人這時顯得很放鬆,他們說這是解脫,為犯下的罪孽贖罪。死刑犯之間會道別,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迴,至少嘴上這樣說。」趙亮從警之後便在看守所工作,因綜合素質強,很快就被編入死囚監舍的值班名單中。

他說,犯罪嫌疑人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後,無論上訴與否,從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調換到死囚中。情緒的波動是難免的。「宣判後一周里,死刑犯就很難正常作息,哭鬧是常有的事,面對生死大關,人難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潰。」趙亮說,從一審被判死刑到執行死刑,時間跨度大多在一年左右,在此期間死刑犯的心理變化十分明顯,「哭鬧、崩潰、平復、懺悔、面對,幾種情緒周期性連續出現。

最終最高人民法院死刑複核下來時,又開始變化,這是人求生的本能。」趙亮說,終審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稱為待決死刑犯,會加上更重的腳鐐械具,行走要手提著才可以挪動,走路時聲音很大。對死囚的監管工作主要分為三塊內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緒崩潰發生意外;二是對死刑犯做針對性教育,使其逐漸接受極刑懲處這個結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對罪行面對現實;三是保護死刑犯合法權益,並接受死刑犯的舉報和申辯。「終審回來頭兩天晚上,多數人會坐在那裡仰頭空想,唉聲嘆氣或是小聲地哭。」趙亮說,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後幾天里都會被安排吃病號飯,一般是雞蛋和麵條,有時會有肉菜,「這時很少有人去打擾,這個心理大關必須要死刑犯自己熬過去。」

一般要經過一周多的「折騰」,大多數死刑犯的情緒會漸漸平復,開始向別人打聽什麼時候執行,「有時也問我們,一般都說一年多。」趙亮說,「其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執行,這是一種煎熬。」

等待執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離監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決死刑犯之間的主要接觸。

「死刑犯對死刑的抵觸和恐懼慢慢消退後,一般便開始懺悔反省,反反覆復直到想通了,要為自己的罪行接受極刑懲處,最後的執行其實是一種解脫。」趙亮說,這時,很多待決死刑犯會聊到自己的人生經歷,更會總結出自己走錯那幾步的前前後後。

幾乎所有待決死刑犯都會在這時袒露心扉,畢竟來日無多,能有人傾聽也是一種壓力緩解。

寫遺書很費時間,有人寫幾個月,有人會寫一年在監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鬥爭後,一般會悔過,也會對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覺得是因為自己的罪惡才讓別人的人生和家庭發生了改變。「這時候大多懺悔是真誠的,等到要死時,死刑犯一般會將心比心地想,人家連認識都不認識就被殺了,這個事到哪兒都說不通。」

聊天之外,死刑犯會主動要紙筆寫遺書。因監管需要,大多數情況下,會由輕罪在押人員協助書寫,死刑犯只需口述。寫遺書很費時間,有的人甚至會寫一年,有的人則是斷斷續續地寫幾個月。

趙亮和同事偶爾會遇到不寫遺書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趙亮說。

在死刑犯的遺書中,最常出現的句子是「別走我這樣的路」、「對××(受害者家屬)說對不起,我錯了」。

無論是連環殺人犯還是其他暴力犯罪,對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這樣的告誡,有些人還要求監管民警或法官給受害人家屬捎話贖罪。

對於自己被終止的人生,大多數犯人會用很多字來記錄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會對自己走錯的幾步人生階段做細緻的解釋。

趙亮覺得,其實,「如果沒有犯罪,他們都是普通人,也有過努力和奮鬥,只是虛榮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錯。」在許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於常人的虛榮心和爭強好勝,表現得更明顯。

趙亮說,當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執行複核通知抵達後,原審中院法官會提死刑犯簽收。

「這時,死刑犯會有新一輪情緒變化,回死囚監舍路上幾乎都不說話。進了監舍,其他在押人員會問是不是見法官了?」趙亮說,在押人員一般都對死刑複核很敏感,看守所里在押人員的口口相傳,讓很多執行細節被熟悉。

一般情況下,得到死刑複核通知的死刑犯會經過一個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復常態。因為同屋的人會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則會把自己所有物品清點一番,除了留給家屬的遺物,臉盆、衣服之類會分給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會得到看起來好一些的物品。

「這時候,監室內的氣氛通常會顯得很好,有道別、有說、有笑,待執行死刑犯這時顯得很放鬆,他們說這是解脫,為犯下的罪孽贖罪。而死刑犯之間會道別,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迴,至少嘴上這樣說。」

到了臨刑前一天,尤其是會見家屬後,死刑犯很少有睡覺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後一個下午,大多數死刑犯會喊幾次報告,想見一下熟悉的監管幹警和看守所負責人,說的都是些感謝的話語,並行禮,感謝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顧。因為平時,一些死刑犯家屬遇到困難,看守所民警會趕去家訪,並會同當地的職能部門交涉維權或協助處理。「在一起時間太長,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里領導不會待很長時間,安撫過後會向死刑犯詢問最後的願望,對一些不出格的要求,會盡量滿足。」趙亮說。趙亮曾幾次開車出去買死刑犯的最後一頓飯,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饃或者餃子,有的則是想吃一頓炒菜,有年輕的則想吃一頓「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見的,即使是香煙,死刑犯最後要求大多會被滿足。趙亮很少見到有把飯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動幾筷子,說聲「飽了」就作罷。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會洗澡梳頭,同屋的會幫著塗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妝。「死刑執行複核下來三天時間裡,他們一般比較忙,這樣也好,能沖淡恐懼心理。」隨著臨刑日期臨近,監管民警的神經也緊繃起來。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腳鐐,移交給執行的法警,任務才算結束。

趙亮長期接觸和關注死刑犯。面對記者,他說:「你們很多媒體關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標籤化、臉譜化。他是犯罪了,十惡不赦,可背後,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掙扎,也有兒女情長。

或許,他的生活里95%的時間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現了偏差,嚴重犯罪最後判死刑。」

長期的工作經歷中,趙亮發現,死刑犯們大多有過被溺愛的童年。「小時候有錯誤,家人就護著寵著,年齡越大錯誤越大,最後誰也收不住。」對於獨生子女教育,趙亮也說不清溺愛的界線,只是建議家長守住樸素的社會道理底線,「對成年人來說,是對還是錯,要區分起來並不難。」

他建議,社會個體在遭遇衝突困惑時,最好問問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輕人卻願意相信所謂的「兄弟」,「那都是電影里的橋段,問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會用命來保護孩子。」

在趙亮監管過的死刑犯中,絕大多數人在臨刑前會告誡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趙亮和同事有時談論起某個死刑犯時,最終都會說成一個悲劇故事。

「幾乎沒有誰天生就是殺人惡魔,家庭環境和生存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很深遠。不過,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複雜的社會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圍的現實很糟糕,出了事也沒有地方說理,化解不了,最後疙瘩越來越大,成了嚴重暴力犯罪。」

法警鄭君也有同感,他覺得現在社會裡維權成本太高,結果導致一些矛盾以連續悲劇出現,可是很快又被遺忘。

他們都建議能有更多社會學者關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會因素,「現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樣,是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現了一些狀況,要給社會吃藥,才是最大限度減少死刑犯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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