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園的絲竹情和翰墨緣
摘要
可能大家不知道，豫園曾是上海最早演出崑曲的場所，也是海上畫派的發祥地。若我們凝神屏息地去尋找每一條地磚縫中鑲嵌的故事，可能會聽到旦角遺落的一段段清唱，看到畫師揮灑的一葉葉幽蘭。豫園從來就不是嘉年華，它是一段凝固的歷史。
潘允端與崑曲
明人潘允端，字促履，號充庵，官至四川右布政史。其父進士出身，曾任工部、刑部尚書。嘉靖三十八年（1559）潘允端始建豫園，目的是為了取悅父母雙親，供奉其日後回鄉養老。豫園的「豫」字與「愉」諧音。
嘉靖四十一年（1562），潘允端考中進士，授刑部主事。其父為避嫌而告老回到上海。萬曆五年（1577），豫園正式完工，成為父子兩代進士的愉悅之園。
別有洞天的豫園
萬曆年間，此時正處在南戲（傳奇）取代北雜劇，崑山腔和弋陽腔革新的時代，是我國戲曲史發展頗為重要的歲月。萬曆年間出現大量劇目和演出，以蘇州為中心向長江南北流播。
此時的上海，也得風氣之先，大多數封建士大夫家庭陸續成立起私家梨園戲班——家樂，從蘇州贖買小廝進行培訓，在書房廳堂表演。潘允端對當時正在繁榮發展的戲曲也十分雅好，不惜投入許多資產蓄養家樂班，進行頻繁的演出活動，正是由於這種熱情，為崑劇最初形成階段的傳播和發展，客觀上起到了推動作用，成為崑劇初創時期，有史料記載的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之一。因此，豫園可說是上海崑曲的發祥地之一。
潘允端書房玉華堂
上海博物館保存了一套潘允端的八卷本手書《玉華堂日記》，記錄了潘家從明萬曆十四年到廿九年（1586—1601）這十六年間的日常生活，也是今人了解資本主義在江南一帶萌芽時，上海工商業發展及市民日常生活的珍貴文獻。豫園管理處曾多次要求上海博物館讓他們複印或拍攝《玉華堂日記》，用以研究，但館方以紙質鬆脆、遭蟲噬咬等理由婉拒。
後來我從上海博物館方面還了解到，《玉華堂日記》里有四分之三的內容涉及潘允端的戲曲活動，共有四百餘條，對研究崑曲發展和上海地方戲曲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潘允端的《玉華堂日記》
據日記所說，潘允端的家班未組成前，逢年過節多數是請一些城內外的職業戲班上門演出。直到萬曆十六年（1588），潘家戲班才組成，從此事無巨細，席無大小，乃至閑暇無事一律均需「小廝串戲」。在外做官的長子回家為老爺做壽，唱了十多天戲。孫子出生，又唱了四天。就是家裡死了人，還要唱戲。潘允端的長子死了，白天祭祀，晚上仍然「串戲」。潘妻顧氏死了，年方三十七，潘也要家班演「雜劇一折」——這可不能與莊子的鼓盆而歌同日而語啊。
潘家的演出活動主要在樂壽堂（今三穗堂）進行。每年四月十四日潘允端生日前後，正是春暖花開之時，豫園內便是衣袂飄飄，絲竹悅耳。潘允端對新劇目的引進也是非常積極的，《釵釧記》較早演出於上海地區，他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即有「新串」。潘允端不僅自家親自督導戲班，他的兒子和親戚都養有戲班，演大戲時可以互相借用。而潘家戲班尤佳，生旦凈丑俱全，加之潘允端平時督導有方，能演好幾齣大戲，並曾被縣令多次借用。
崑曲《釵釧記》劇照
據專家考證，豫園演出的戲曲，大都由南戲替代北雜劇，其劇目有《精忠記》《琵琶記》《晝錦記》《西廂記》《連環記》《銀瓶記》等二十餘出。《琵琶記》原為南戲，由元代劇作家高明創作。用崑山腔演唱後，成為早期昆班基本劇目之一，被後人奉為「戲祖」。潘允端曾邀「小梨園」戲班在明萬曆十六年（1588）來豫園演出。
（音頻來自網路，僅供欣賞）
潘允端最崇尚清麗婉轉的崑山腔，他組織的戲班角色行當、人員組成、演齣劇目，也大都是崑山腔。潘家戲班「串戲小廝」入班考試是「堂試新聲」，「新聲」即崑山腔。據《玉華堂日記》記載證實，崑山腔南戲在上海演出的歷史，從明代萬曆十四年（1586）就開始了。
此外，潘允端還致力於編排新戲，多次購買南戲劇本，並極力推動女子戲班上台演出。這些不示外人的日記所記載的史實應該是相當可信的，它有力地說明潘允端對崑劇的發展起到了積極地推動作用。故而有專家稱潘允端的《玉華堂日記》為「觀劇日記」也非誇張或虛妄，它無意間對崑曲進入上海之初的成長史具有很重要的實證價值。今天我們彷彿還能在古戲台前聆聽到的婉轉旋律和美麗辭藻，為豫園這座江南名園又增添了一抹艷麗鮮亮的色彩。
豫園古戲台
也因此，我們今天在豫園看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由豫園職工們搶救性移建的清代古戲台，就會有一種油然而生的親切感，彷彿它本來就是豫園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的建築樣式和環境如此協調，也喚醒了中國人文化基因中的一連串文化密碼。
這裡應是海上畫派的發祥地
在豫園的另一種文人間的雅聚就是以書畫會的形式出現的。據史料記載，1908年，姚鴻、董俊、汪昆、高邕之、錢吉生、吳昌碩、蒲作英、馬企周、程瑤笙、張善孖等發起成立豫園書畫善會，推舉高邕之為會長，會員中除發起人外還有虛谷、趙之謙、錢惠安、任頤、吳俊卿、吳石仙、陸恢、王一亭等。
書畫善會借豫園得月樓為會所，訂立章程，將各家書畫陳列會所中標價出售。得款半數歸作者，另一半捐會中儲蓄。遇有社會慈善事宜，公議撥用。書畫善會曾賑濟過甘、浙、魯、豫各省水旱之災。因潤資半充社會公益，故稱「書畫善會」。
豫園得月樓
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對上海市民的審美心理已經造成很大影響。在書畫創作方面，海派畫家一方面繼承傳統，另一方面又從西洋繪畫中汲取養料，他們「提倡風雅，保存國粹」、「縱談古今，陶淑後生」，不受門派束縛，選材廣泛，用筆構圖上相對自由，以適應藝術市場的需要。
從客觀上說，這些畫師們來自五湖四海，到上海來謀求發展，主要靠賺取潤筆為生，所以必須關注市場的動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以市場為導向，著重迎合市民的審美要求。書畫善會成立後，這批畫家就有了一個展現才華、互相交流和試水市場的平台，漸漸就形成了一種不拘泥於傳統、不受師承門派約束的畫風，被時人稱之為「海上畫派」。
園內一景
豫園書畫善會創立時有會員百人，後因前輩紛紛凋謝，會務逐漸零落。1928年還舉行過一次建會二十周年紀念活動，希望能藉此振興書畫善會。但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如何笑春風？加之兵燹之災連年不斷，會務日趨衰退，到新中國建國前夕，以海上畫派為時代一大文化符號的書畫善會只讓人們看到它日漸模糊的背影。
關於海上畫派，今天的文化人可以談論的故事一定很多。而最讓人有隔世之感而發一聲驚嘆的是，當時市場上的畫價都非常便宜。我在陳存仁所著《銀元時代生活史》一書中讀到他對當時豫園藝術市場的見聞：
「文昌閣外面，有不少毗連著的屏聯箋扇店，出售許多近人的書畫扇面，最多的畫是任伯年、吳昌碩、倪墨畊和王一亭。售價都很便宜，張繼（陳的朋友，同游城隍廟者）買了一幅任伯年的百子圖，代價為銀元十枚，他高興得很。任伯年是吳昌碩的老師，後來他的畫藝名聲很大，尤其是他畫的『歲朝清供圖』，當年上海城內的大戶人家，幾乎大半都有懸掛的。」
《銀元時代生活史》（陳存仁著）
十枚銀元得來的《百子圖》，畫面中有一百個生龍活虎的小孩，若放在今天的拍賣行里，恐怕起叫就要幾百萬元。還有一次，我在一位朋友那裡看他的收藏，看了數十件舊瓷後，我沒激動。然後他在八仙桌上徐徐展開一幅任伯年的花鳥中堂，數十隻麻雀在竹林間嘰嘰喳喳地叫著，一派喧騰的世俗景象，與城隍廟當時的場景應該非常相似。
據他說，此畫就是在1990年從一位老者那裡收來的，那位老者過去在城隍廟附近開一家牙科診所，此畫在他的診所里一直掛了半個世紀，是他的父親——也是一位牙醫——連同一套撥牙鑲牙的德國進口器具一起傳給他的。
豫園點春堂
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再談到海上畫派，不由得肅然起敬，至少不會再譏笑他們以較低的價格出售書畫，而為這些技藝超群的畫家守望在老城廂一隅的艱難歲月而引發一聲悲天憫人的嘆息。進而對他們在中國近代藝術史上應有的地位給予恰當的評價。現在，拍賣行里隆重推出的海派書畫專場拍賣會，任伯年、吳昌碩、蒲華、虛谷、王一亭等人的畫作一再刷新令人咋舌的紀錄，人氣飆升的市場似乎是對先賢們遲到的慰藉和追認。
由此可見，書畫善會的成立奠定了海派書畫發祥地的地位。豫園是海上畫派的發祥地。
書畫善會之於豫園，和崑劇之於豫園一樣，都是這座江南名園的文脈所系。
豫園聽濤閣
建國後重建的豫園，深知這筆精神財富的價值。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豫園有意識地召集沈尹默、郭紹虞、豐子愷、吳湖帆、謝稚柳、王個簃、賀天健、唐雲、程十發、張大壯、朱屺瞻、吳青霞等書畫家來此雅聚，吟詩作畫。吳湖帆、劉海粟、程十發等先後題寫了樓名匾額。之後，豫園每年都要舉行兩至三次書畫活動。
據豫園管理處幹部介紹，豫園收藏了明清近現代書畫名家作品千餘幅。其中有任伯年、吳昌碩、沈尹默、潘伯鷹、黃賓虹、張大千、齊白石等的作品，隨便拿出一件，都令人眼睛一亮。這些年來，他們還經常到外省市徵集作品，連故宮舊藏的瓷器和字畫也收入篋中。
豫園大門入口匾額
當然，他們更著意組織書畫家承接海上畫派的血脈。1999年，在豫園慶祝建園440周年暨豫園書畫善會成立90周年之際，程十發就為豫園書畫樓題寫了「綠楊春榭」匾額，戴敦邦的巨幅作品《春榭秋韻圖》則以寫實的手法栩栩如生地再現了當年書畫善會創建時前輩們在得月樓雅集時的情景。此後，豫園管理處以聽濤閣為基地，先後舉辦了一系列書畫藝術活動。海上畫派薪盡火傳，而豫園的文化內涵也得以繼續光大。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本文新媒體編輯王良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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