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只用一種武器，就讓塞北彪悍的蒙古族人口減少四分之一

最新 06-13

文/赫拉克

根據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蒙古族的數量為650萬，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人數為422萬，是我國的第九大少數民族，同各族人民一樣，蒙古族人口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後出現了顯著增長。但在此之前，蒙古族的人口在清朝和民國時期曾經出現過長期停滯甚至是倒退的現象。清朝初年，各部統計的蒙古族人口約為216萬人，到了清末，僅剩下171萬人。要知道，同一階段的中原地區是一個人口急速增長的時代，同時期蒙古高原上卻出現了人口下降的趨勢。

清朝民國時期蒙古族人口長期停滯

數量龐大的的喇嘛群體

藏傳佛教在蒙古高原上有著悠久的傳播歷史，早在13世紀中葉，蒙古人就開始接觸到了藏傳佛教，雖然在皇室和上層社會廣泛流傳，但還是沒有徹底改變蒙古族整體的薩滿教信仰。明朝中後期的俺答汗時期，被稱作黃教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地區第二次大範圍傳播。與第一次僅在貴族間傳播不同，這一次的傳播範圍很大，且無死角。藏傳佛教自此成為唯一的合法宗教，傳統的薩滿教反成為了非法宗教。

到了清朝，藏傳佛教得到了清廷的重視，在於蒙古王宮們打交道時，藏傳佛教成為了重要的聯繫載體，承德及口外各地大興土木，宗教寺廟隨處可見，乾隆皇帝認為「本朝之維持黃教，

原因眾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為從宜從俗之計...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從」。

到了清朝中葉，蒙古地區的喇嘛數量多達二十五萬，在光緒時期的單是活佛數量更是達到了243人，喇嘛數量佔到了蒙古成年男性人口總數的40%到50%，察哈爾和錫林郭勒地區更是超過了60%，內蒙古地區的佛寺數量超過了800座，平均每個旗達到了20座，個別的旗甚至有60座。如此龐大的喇嘛群體，不僅不利於民族群體的正常婚配，還嚴重擠佔了勞動力，給中下層的蒙古牧民平添了很多負擔。

數量龐大的喇嘛階層

經濟衰退與財富流失

除了社會宗教因素外，經濟因素也是制約蒙古族人口增長的重要原因。游牧這種低產出的的生活方式雖有鬆動，但還是佔了相當一部分的比重。相對較冷的氣候，也讓蒙古地區這一階段的牧業經濟更為脆弱。由於上文提到的喇嘛階層享有較高的生活保障，平均下來每年至少二三十兩白銀進賬，和當時要上戰場搏殺的八旗兵基本上一個收入水平。供養這樣一批數量龐大的高收入群體，給蒙古本地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據統計，每年蒙古地區都需要為供養喇嘛支付整整1250萬兩白銀，平均每戶牧民每年都要承擔8兩左右的白銀。

民國時期進藏的蒙古喇嘛

與中下層蒙古牧民的拮据生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蒙古地區的喇嘛有清一代不斷舉行大規模進藏熬茶活動。出於虔誠的信仰，最奢侈的一次進藏活動，消耗的物資總計摺合1.08萬匹戰馬，534萬隻羊，54萬擔小米，這種進藏熬茶運動無疑將蒙古高原地區的大量的財富輸送到了西藏地區，造成了蒙古本地區的物資缺乏。例如察哈爾地區在康熙年間有牲畜300萬，到了清末僅剩下39萬，整整縮水了十分之九。

喇嘛教雖然十分興盛，但是清朝中後期的高級僧侶並沒有把蒙古變成政教合一的國家，反而越發的世俗化，在生活習慣上與世俗人家愈發接近，更像是利用宗教特權成為的權貴階層。為了擴大喇嘛教的政治影響，提高喇嘛教上層人物的政治地位，清政府授予蒙古地區喇嘛教一些首領人物與世俗封建主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力和地位。設置喇嘛旗，確認其封建特權。理藩院規定:「喇嘛之轄眾者，令治其事如札薩克」。例如哲布尊丹巴活佛，其生活水平要遠高於當地的駐軍長官。如此懸殊的貧富差距，預示著社會矛盾的激化。

矛盾的激化與信仰的淡化

在早期的清朝歷史中，中央政府非常重視和蒙古各部之間的關係，但到了清朝末年，隨著蒙古族的衰落，對清朝不再構成強有力的威脅，也就開始遭遇了清政府前所未有的冷落，禮遇規格一降再降。蒙古族民眾在極度貧困的環境里，產生了抑佛排佛的共識。

蒙古地區的宗教信仰程度自此不可逆轉的出現了淡化，內蒙地區的佛寺減少至600座，喇嘛減少到10萬左右，到了20世紀30年代，更是一度減少到300座，喇嘛8萬人，原來有幾十名喇嘛的大寺院，多剩幾個掃地僧。隨著近代新思想的傳入，蒙古各階級都興起了維新革新的思潮，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1908年的《喇嘛教的害處及廢除的方法》等一系列反對喇嘛教的運動，在喇嘛教內部面對風起雲湧的形勢，也有了改革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