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會的信用危機

現在的中國，已經大體上進入了一個陌生人的社會。原來的鄉村，大體瓦解，殼雖然還在，但人已經差不多走光了。而城市裡原來的社區，也沒了舊模樣，多數人都搬進了商品房小區，小區里的人，即使是對門，多少年不說一句話，根本不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的，不在少數。還能維持原有單位體制的，除了機關，也就是一些國企和事業單位，即使在這樣的單位里，各種合同製成員的存在，也極大地增加了人員的流動性。不消說，原來意義上的熟人，是眼見得越來越少了。

當然，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是可以通過新的方式，重新結合成熟人圈的，比如車友圈，業主圈，廣場舞圈，以及各種NGO組織的志願者圈，還有現在實行的各種微信上的朋友圈。好些原來不認識的人，通過朋友圈的線下活動，一來二去，都變成熟人了。更加特別的，還有所謂的炮友圈，他們通過特別的微信群，也可以形成以性為紐帶的新熟人關係。

只是，由於新的熟人圈子，受到體制的種種限制，難以發育，至少難以向西方式的公民社會方向發育。而且由於新的圈子的人際關係，很難形成像農業社會那種完全知根知底的狀況。圈裡的某個人如果突然消失，很可能誰也找不到，也沒有人有興趣找。所以，每個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除了極少數同學，師生以及時間較長的同事之間形成的朋友關係之外，基本上是陷在陌生人的汪洋大海里的。

像很多學者說的那樣，中國這個社會，經過文革，經歷了殘酷的人與人的惡鬥，批判，告密，揭發，使得人際關係曾經處於一種非常的惡化和不信任狀態。這一點，在那些在文革中已經成年的人中間，表現得特別的明顯，直到今天，他們還是隨時表現出對任何人的敵意和不信任，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炸毛。在這樣起點上，驟然被扔進陌生人社會，使得國人的轉型，顯得尤其艱難。表現最突出的，就是人際關係中，信用的危機。

不像熟人社會，騙人是要付出無法立足的代價的，這樣的代價，不是多數人能夠承擔的。在陌生人社會，欺騙付出的代價很少，除非嚴重觸犯了法律，而且被人抓到，而這樣的概率是非常之低的。陌生人之間，只要出現了單純而且無知的人，就有可能誘發欺騙，騙了以後，一走了之。不跟陌生人說話，已經成為一種信條，但是，你不和陌生人說話，陌生人會來找你。進入智能手機時代的人，幾乎天天面對各種詐騙，防不勝防。且不說來自境外的騙子，很難被抓到，境內的騙子，即使被抓到，也不過坐幾年牢就出來，只要騙得大，總體上還是合算的，出來了，還是干老本行。陌生人社會，換個馬甲，就沒人認得出來。別說陌生人之間出騙子，熟人之間，也一樣會互相騙，怎麼都打不掉的傳銷，其實主要就是騙熟人，甚至騙親友。

由於中國的國有金融體系，至今還半個身子擱在計劃經濟時代，有的地方連存款的異地取款，都還做不到。所以，全國聯網的信用體系，喊了多少年，迄今還沒有下樓來。公安機關下大力氣盯防的身份證，丟失了之後，居然還可以被別有用心的人拿來用，警務網路，連識別作廢的身份證都做不到。同時，法治的公正性，也依舊讓人不放心。

所以，現階段人際關係中的信用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了。做騙子做壞人成本很小，而做好人，往往代價很大。有人倒地，無論老病，在北京如果我碰上了，是會去幫忙的。因為攝像頭無所不在，而且警察執法大體還說得過去。但是，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也許就不一定敢做。因為你不知道這裡面是不是一個套，一個陷阱。那裡的警察，會不會昧心執法。打官司，當地的司法公正是否可信。一旦被人訛上，也許一輩子都洗不清。

在一個階級鬥爭餘毒尚未肅清，甚至還有可能死灰復燃的情況下，單單讓媒體，或者精神文明辦這樣的機構強調人人都付出一點愛，炮製多少暖新聞，來化解人與人之間的信用危機，其實是無濟於事的。出了事兒，無論怎樣譴責當時人的冷漠和冷血，也沒有用。下次碰上了，也許還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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