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那場東京審判，其實進行得糟糕、組織得差勁？

作者簡介：

阿諾德·C.布拉克曼（Arnold C. Brackman）（ 1923 年 3 月 6 日 – 1983 年 11 月 21 日），美國記者、作家。曾任職合眾國際社、《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和《紐約時報》，以報道亞洲事務著稱，獲得過海外記者俱樂部獎，一生中著有頗受讚譽的多部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布拉克曼作為合眾國際社駐東京的年輕記者，深入報道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極少數獲准進入巢鴨監獄探訪東條英機等囚犯的記者之一。《另一個紐倫堡》是其耗費畢生心血的作品，他在手稿完成後不久去世。

書籍摘錄：

導言（節選）

1931 年，我 8 歲，下決心要當一名駐亞洲的外國記者。我的父親從事中國藝術領域的工作，那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激起了我的少年遐想。我現在依然保存著自己關於那場戰爭的第一份剪報，那時候一些日本軍閥的名字對我來說變得熟悉起來，比如板垣和土肥原（Doihara）。到 1937 年，我又知道了一些新名字，如南京暴行（the Rape of Nanking）發生時的日本指揮官松井（Matsui）——在 6 個星期的時間裡，至少有 25 萬男人、女人和兒童被屠殺。（截至 1945 年在中國大陸的戰爭結束，有 600 萬平民死於日本人之手，這是一場被遺忘的種族大屠殺。）當然， 1941 年 12 月 7 日以後，在我的記憶里又增添了更多的人名，最引人注目的是東條英機（Hideki Tojo），他從1941年到1944年擔任首相和陸軍大臣。

1946 年，我 23 歲，真的作為合眾國際社特派記者來到了東京，報道對主要日本戰爭罪犯的審判，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告席上是我兒時就熟悉的名字和面孔，其中有板垣、土肥原、松井、東條，以及其他24人。這些人是「甲級」戰犯，被控犯有55項罪行，包括破壞和平、肆意殺人，以及其他戰爭罪行。這個審判是紐倫堡審判的日本版，在紐倫堡，對 24 名納粹頭目的審判在 1945 年 11 月已經開始了。

東京的法庭設在市谷，戰爭時期這裡是日本軍方的山頂總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統領的佔領軍當局把這幢大樓巨大老舊的禮堂改裝成極為現代的法庭，加上了木製鑲板、弧光燈，還有一個給譯員用的玻璃隔間。這的確是為這場被法庭庭長稱為「世紀的審判」而搭建的大舞台。

來自：維基百科

在這個壯觀場面里，我的座位在媒體部的前排。在我左側 50 英尺開外，來自 11 個同盟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法國、英國、印度、荷蘭、紐西蘭、菲律賓、蘇聯和美國。）的大法官端坐在高出地面的法官席上。被告則安置在我右側的被告席。正廳中部，在法官與被告之間，是那些法律鬥士們：檢方和辯方的律師、他們的助手及法律團隊。旁聽者在樓座。由於庭審用英語和日語進行，法庭里幾乎每一個人都戴著耳機。算上法官完成判決所用的七個月時間，審判持續了兩年半之久。有 20 多萬人旁聽過審判，其中 15 萬是日本人。多達 419 位證人——從列兵到中國的末代皇帝——出庭作證。此外，有 779 份宣誓書面證詞和陳述作為證據呈交法庭。開庭的任何一天都有大約 1000 人在大堂里——法官、被告、律師、法律工作人員、憲兵、速記員、譯員、攝影師、旁聽者，還有日本和外國的記者。七家新聞機構在法庭有常駐記者——路透社、法新社、中國新聞社、塔斯社，以及三家美國新聞社：美聯社、國際新聞社和我所在的合眾國際社。

每天早上，記者們在新聞室都可以收到前一天證詞的副本；我相信我是唯一把這些文稿存留下來的人，因為當時我就有個朦朧的念頭，想要在審判結束後寫一本書。每一天，我將三或四個故事歸檔，一般在上午 10 點、午餐時、下午 3 點，或者是一天結束後休庭的時段。每周我都這樣工作五天，周復一周，月復一月。在合眾社把我調派到東南亞執行其他任務之前，絕大部分的檢方舉證和一半的辯方舉證我都在現場。甚至在我離開之後，新聞部依然保證我繼續收到每天的庭審記錄。沒有一個記者全程報道過審判。事實上，據我判斷，根本就沒有一個人完整出席過每一次庭審。每位法官都曾因各種原因不時缺席過（第一位美國法官在審判早期就辭職了，而法庭庭長、澳大利亞人韋伯在辯方陳述那段時間離開了兩個多月）。被告們也時常缺席。有兩個在審判期間自然死亡，一個被送進精神病收容所，其他人要麼短期住院，要麼時不時地留在監獄裡諮詢律師。檢察官和辯護律師來來去去，如大海中的波浪。

自從坐進這個法庭，多年來我常常想到它，令我困惑的是今天幾乎沒人記得這個審判，遑論賦予它什麼重要意義了。戰犯的名字大部分被遺忘，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不再存留在世人記憶中。一些人模糊記得少數幾件日本在二戰期間的暴行：南京暴行、巴丹死亡行軍（Bataan Death March）、戰俘和其他被奴役勞工修築的緬甸暹羅死亡鐵路，包括桂河大橋。但是，有誰記得在利巴鎮對 18000 個菲律賓男人、女人和兒童的大屠殺？有誰記得在越南諒山對 450 名法國和越南戰俘的殺戮，日本人先用機槍掃射他們的大腿，再對那些痛苦扭動的目標來個刺殺訓練？在法庭，我們聽到太多駭人聽聞的統計數字，以至過不了多久它們就變得沒有意義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所有的數字，但是，我決不會忘記那些遭受了非人道行為而幸免於難的人們所講述的話語。

證詞中不斷提到對囚犯斬首的事——在運送戰俘的地獄航船甲板，在偏遠的南太平洋小島，在從新幾內亞直到緬印邊界的叢林空地。不可思議的是，就像拉撒路（Lazarus）（《聖經》中起死回生的人物——譯者注。），「被斬首」的人中有死裡逃生的倖存者來到東京法庭作證。其中有位澳大利亞人叫科林·F.布賴恩（Colin F. Brien），我清楚地記得他。 1942 年 2 月 26 日在新加坡的戰鬥中，日本人俘虜了布賴恩。 3 月 1 日，他被雙手捆綁著帶到一處叢林空地，那裡有一排士兵、十來個軍官，還有一個新挖掘的淺墳坑在等待他。「我被勒令坐下，把膝蓋、腿、腳伸到墳坑裡，」年輕的布賴恩遲疑地說，「我的雙手被綁在身後，一條小毛巾蒙住我的眼睛，然後——」

他停下來搜索話語，彷彿重新陷入那一刻。

「接著往下說。」澳大利亞陪席檢察官艾倫·曼斯菲爾德（Alan Mansfield）鼓勵他。

「我的上衣給解開了，扯到背後，露出脖子的下部，」布賴恩繼續說，「我的頭被按向前低著，幾秒鐘後我的後脖頸感覺到一個沉悶的重擊。」

布賴恩又停了下來。曼斯菲爾德提示他：「怎樣？」

「我意識到自己還活著，但是假裝已經死了，倒向自己的右側，然後就失去了知覺。」

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在一個淺墳坑底部，一些木樁和新鮮的泥塊壓在身上，雙手仍被綁在後面，周身鮮血淋漓。

布賴恩繼續說，他在那裡躺了大約一個小時，用腳挪開身上的雜物，從墳坑裡出來，爬到附近一片長著又高又密白茅的草地藏身。他再次被抓住，驚奇的日本人把他送進醫院，之後是戰俘營，在那裡他倖存到戰後，成了一個奇人。

來自：亞馬遜

審判中的每一件斬首案都對應著不計其數的輪姦案。輪姦比斬首更惡劣嗎？根據我在東京法庭聽到的證據，答案看來會是肯定的。二十五、六歲黑眼睛的馬尼拉女人埃絲特·加西亞·莫拉斯（Esther Garcia Moras）所講述的遭遇是最駭人聽聞的故事之一。 1945 年 2 月 9 日，大約 1500 人被日本人圈在一起。她同另外二十幾名年輕女子一起被隔離開來，關在灣景旅館的一個房間里，裡面除了幾個床墊，什麼傢具都沒有。

當三個日本兵進來時，噩夢開始了，他們晃著手電筒，挑中兩個最年輕的女人，把她們拽出去。大約一個小時後就輪到埃絲特·莫拉斯了。日本人把她帶到一間空屋子，強迫她躺在地板上，一邊大聲笑著一邊掀開她的衣服，扯掉她的短褲。她試圖反抗，他們便左右開弓不停地抽她耳光。她說：「那個水兵用一隻手把我按在地板上，另一隻手解開自己的褲子，然後把性器官強行放進我體內。」

「他站起身，另外一個又壓到我身上……他做完了，剛一起身，第三個就以同樣方式傷害我。」

她爬回那間關押著其他女孩子的房間。「接下來的整晚時間我都神志模糊，」她說道。「日本兵不停地進出那個房間，單獨一個，或者兩三個一組來把女孩子拖走……那一晚我被強姦了 12 到 15 次，我無法記住準確的次數。我如此疲憊、驚恐，簡直是活生生的噩夢……最終，大約在早上 4 點，我被一名水兵強姦，他的性器官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彷彿把我從裡面撕裂，我的私處流血了。到這個時候他們才放過我，我筋疲力盡、劇烈疼痛並嚴重出血。」

2 月 12 日下午，旅館被炮火擊中，她逃脫了。

盟國提交給東京審判的證據所揭發的另外一件大丑事是活體解剖。當然，沒有倖存者能夠當庭或書面作證了。日本人在日記里和書面證詞上用他們自己的話語和見聞，再一次揭露了他們自己。

阿諾德·C.布拉克曼（左）在採訪 Buurman van Vreeden 將軍（右），來自：維基百科

在一份當作證據的日文報告中，供述人指證活生生的、健康的盟軍囚犯曾被用於醫學示範。「那個人被綁在光機關辦公室外面的一棵樹上，」書面證詞講到一個場景，「一名日本醫生和 4 個醫科學生站在他的周圍。他們先取下他的指甲，然後切開他的胸膛、摘除他的心臟，醫生在心臟上做實際演示。」

時常，當這類證詞呈堂時，一些被告會摘下耳機。有的低下頭，有的閉上眼，他們不願或不能聽到這些最惡劣的事情。展現在東京法庭上的場景就像希羅尼穆斯·博希（Hieronymus Bosch）在《墮入地獄》（The Descent into Hell）中描繪的恐怖畫面，這幅畫我第一次是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看到的，當時還是個孩子，卻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盟國檢方最終證實了東京的被告與日本人對戰俘、對平民、對亞洲勞工所實施的大規模非人道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鏈條。這些恐怖事件不是孤立的事情——儘管所有的戰爭都有孤立事件，並且戰爭本身就是暴行——而是日本軍國主義恐怖統治總體戰略的一部分。被告席上最有教養、最敏感的人物之一——外務大臣重光葵後來寫道：「想到諸多非人道的錯誤行徑在二戰後被曝光，使我們名譽掃地，給世人留下日本人是殘忍怪物的印象，這真是糟糕透頂。」

面對這些披露，如何解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幾乎從歷史中消失了呢？為什麼眾多書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者和學者實際上忽略了東京審判呢？千真萬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簡直已經被 20 世紀歷史的最大黑洞吞噬了。在數以千計有關這場戰爭的書籍中，只有兩本談到東京審判。一本是盟國首席檢察官和一位助手在 1950 年所寫的一本法律小冊子，專題論述審判的合法性。另一本是一位學者在大約 20 年後撰寫的，它關注的是審判的不合法性質。即便是寫施泰因布倫納（Steinbrenner）和他的紐約洋基棒球隊的書也比這要多。根本沒有一本講述審判本身、它的發展經過、證詞，以及眾多聚集在東京舞台上人物的著作出版。這與描述紐倫堡審判的作品形成鮮明對比，關於紐倫堡已經有十幾本書和幾千篇報刊雜誌文章了。

當我寫信告訴一位朋友我有意寫一本有關東京審判的書時，他回我一個短箋，說他曾經對紐倫堡的美國首席檢察官特爾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准將提到這個課題。「泰勒前幾天對我說，他覺得對你而言是個了不起的主意。」但是為什麼這個「了不起的主意」會被忽視這麼久，如果真的了不起的話？為什麼各盟國政府自己迴避這件事？就是這位泰勒，在幾乎 30 年前出版的一部專著中曾評論說：「不幸的是，公眾對東京審判的冷漠是與參與國政府自身明顯缺乏興趣相匹配的。」

誠然，審判的範圍令人生畏。舉例來說，動手寫這本書之前，我重讀了千萬字的庭審記錄，給 50000 多頁的記錄內容編寫了一個索引。我重返亞太地區，從堪培拉到東京，追蹤文獻、採訪審判親歷者，並且重訪法庭舊址。

審判的長度和所涉內容的廣度並不是有效書寫它的唯一障礙。除此之外，人物陣容當時（現在依然）很龐大，而且對大多數人來說幾乎一無所知。我懷疑今天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讀者是否熟悉一兩個以上涉事者的名字，通常也就是天皇裕仁（他並沒有受審）和首相東條。紐倫堡在這方面就不可同日而語了。至少在西方，德國被告人的名字是容易記住的，這些名字能夠在每一本美國的都市電話簿上找到——弗里克（Frick）、弗蘭克（Frank）、戈林（Gring）、羅森堡（Rosenberg）、博爾曼（Bormann），等等。並且，暴行的發生地離家較近。很少有人會忘記那些集中營受難者、堆積如山的屍體和瘦弱憔悴的倖存者的照片。

東京審判還存在語言問題。審判用英語和日語同步進行（同時在某些情況下也使用漢語、俄語和法語）。然而，日語是最難翻譯的語言之一，為一個單詞或短語的意思經常發生無謂的大聲爭吵。雙方律師不久就明白要儘可能簡化他們的問題，但即便如此，證人、律師和法官之間的交流還是會有一些含混不清。

來自：flickr

普遍認同的一點是，審判進行得糟糕，組織得差勁。檢察官們沒有即刻用明白無誤的證據抓住日本及同盟國大眾的注意力（這些證據顯示被告們與 1931 到 1945 年作為國家政策而推行的野蠻統治之間的關聯），反而一頭扎進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骯髒的日本國內政治。他們的本意是揭露軍國主義分子在 1928 年之後如何操縱政府並掌控整個日本。他們出具的證據涉及刺殺日本首相、實施新聞管制、動用可怕的憲兵隊（Kempeitai，日本版的蓋世太保）清除反對派，以及大量違反國際條約與慣例，包括關於戰爭規則的海牙公約和日內瓦公約。這些證據太過頻繁地糾纏在諸如解釋日本憲法這樣神秘晦澀的事情上。情勢中原有的緊張刺激往往在法律把戲的迷茫中消散了。

最後，我覺得倘若不是親眼見證了這個審判，撰寫它的編年史幾乎是不可能的。旁聽審判，就像動手做一個拼圖遊戲之前必須研究圖板盒子上的畫面一樣，因為實在有太多不同的碎片了。檢方和辯方有時由於不可控制的原因，不按規定時間傳召證人、不按次序出示證據，或者突然轉到與手頭證詞無關的話題。這種攪亂證據和程序的事情又伴隨著幾位辯護律師和盟國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的夸夸其談。

辯方律師，包括日本和美國的律師，常常故意引起阻滯。一些辯護律師多年後對我承認，他們用這樣或者那樣的動議來拖延審判，以期盟國自身解體，而中國、美國和日本會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蘇聯，如此便會提升他們當事人的免罪成數。這樣一來，庭審中很多時間——也許超過三分之一——都被動議、案情簡介，和我們大多數人看起來是法律細枝末節的沒完沒了的爭論佔據了。

所有這些問題造成的後果是，司法洪流經常被縮減為涓涓溪水。對審判的報道轟轟烈烈開頭，但是相關消息不久就從頭版滑到尾頁，最終銷聲匿跡。當時（並且從那時起），對正義是否真的在東京法庭得到伸張的質疑就已經出現，不過多數情況下都被淹沒在忽視和冷漠的海洋之中了。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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