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張千帆教授對話鳳凰網友：提升社會道德需要一場立約運動

【編者按】本文根據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千帆教授與網友就「駐馬店事件」在鳳凰網大學問線上微談整理而成。張千帆教授認為「駐馬店事件」體現了中國社會不容樂觀的道德現狀，背後的原因是社會契約和人與人相互信任的缺乏。制度改革存在種種困難，但我們也無需很悲觀，應該進行一場社會立約，從自己做起，做推動社會進步的少數人。部分網友也提出了精彩的評議，摘錄分享於文後。

「駐馬店事件」實際上是「佛山小悅悅事件」的翻版，「小悅悅事件」在當時影響很大，但是現在好像不少人不記得，因為國人事太多，太健忘。

記得當時我在加拿大，外國人議論很多，說怎麼中國人就這樣？很難為情。在別人看來，這是一個民族基本品德的問題。這次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好像國外也沒有引起什麼注意，大概是都習慣了國人這樣，見怪不怪了。

這類事件還是很能體現中國的道德現狀確實不容樂觀的。當然，直接的原因和一些具體政策有關，譬如南京彭宇案確實對救死扶傷構成了震懾，讓別人不敢救人，怕被訛。這類具體原因不可忽視，但是我認為它們確實不足以解釋中國人普遍的道德狀態。

我認為駐馬店事件凸顯了我們社會所處的困境。它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提高人們的道德素質——在現有環境下怎麼提高？

所以要提升中國的道德，不能再回到過去；恰好相反，需要向前走，打破更多的制度桎梏。

制度當然影響我們的道德，但改變制度首先需要改變我們自己。

中國缺少一部契約，人和人之間缺乏信任。

回到道德、人性和制度問題，我覺得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魯迅等人所說的「國民性」。

其實可供我們選擇的路不多，每個人只有照舊做他認為有意義的事，不要放棄、不要退卻、等待機會，天終究會亮的。

其實要增加我們社會的公益心，最重要的不是政府或法律要做什麼，而是它們不做什麼。如果政府把更多的空間留給社會，中國社會很快會好起來，不需要什麼「魔方」，也不需要把中國人妖魔化。

制度進步是需要我們自己去推動和突破的。能改變世界的是少數人，但需要足夠多的少數人。我們每個人加進來，也許就能構成一個關鍵的少數，足以推動社會前行。

我的建議是，我們需要一場立約運動，從我們自己做起，人和人之間建立起一種信任。回到我們的傳統，那就是尊重每個人的尊嚴。我們要把自己和他人看作有價值的存在。譬如小悅悅，我要不要去救呢？當然，救可能有風險，但還是不可以不救。至於風險，可以採取審慎的措施將之最小化。

【附張千帆教授與網友對話】：

1.網友「谷亮亮」：張教授好，我個人通過觀察認為，現在人多的現象都是「互害模式」，大家都在彼此傷害。有無破解「互害模式」穩妥的路徑？

張千帆：

你說的這種互害模式，我總結一下就是中國缺少一部契約，人和人之間缺乏信任。其實想一想，你不幫我，我反過來害你，最後對誰都沒好處。但是我幫你，你佔便宜，我不更成了傻瓜？沒有契約，我們處在這種囚徒困境，最後就是人人互害。

不只是小悅悅、駐馬店，看看我們的食品安全。我們現在是吃飽了，但吃的東西可靠嗎？我們還不能怪農民，因為我們首先佔了農民的便宜，從制度上歧視他們。他們反過來害我們，也是活該。如果我們和農民達成協議，平等對待，能否少加一點農藥？這個時候，我們就走上良性循環了。

2.網友「一戈」：斑馬線上躺著的白衣女孩，證明一個民族內在精神的黑暗，如果不是民族性的，我們就無法解釋這樣的現象。德國哲學家黑格爾200年前就深刻地指出：「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是中國人內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類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裡，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狀態。——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200年後的今天，黑格爾的話依然值得我們深思。是什麼造成了中國人內在精神的黑暗?

張千帆：

回到道德、人性和制度問題，我覺得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魯迅等人所說的「國民性」。有人認為，好像一談國民性，就是歧視我們自己，就表明中國人自古以來不行、永遠不行。我不這麼認為，但是它確實揭示了我們許多人身上的道德人格問題，這是需要改進的，不是不可以改，不是宿命論。

其實可供我們選擇的路不多，每個人只有照舊做他認為有意義的事，不要放棄、不要退卻、等待機會，天終究會亮的。

3.網友「孫雨果」：如何從法制層面入手，促進有人文情懷社會的建設？

張千帆：

剛才還有朋友提出，通過法律促進社會公益心。這也很好，譬如我們也可以通過法律強迫救死扶傷，好像有的國家會懲罰見死不救。對於我們來說，廢除一些惡法——譬如彭宇案判決——就能解除不少人的心結，讓救死扶傷至少沒有太大後顧之憂。這些都可以做，只是法律的作用和制度相比還是次要一些。

其實要增加我們社會的公益心，最重要的不是政府或法律要做什麼，而是它們不做什麼。如果政府把更多的空間留給社會，中國社會很快會好起來，不需要什麼「魔方」，也不需要把中國人妖魔化

4.網友「李雪原」：有沒有可能學習德國，設立「見死不救罪」？有沒有可能設立「扶危助弱」風險基金？

張千帆：

這些都可以做，但是比起不侵犯自由相比，是第二性的

5.網友「小獬豸」：您認為如何才能孕育出成熟的市民社會？使這類悲劇不再重演。途徑在哪裡呢？

張千帆：

我的主要論點是制度進步是需要我們自己去推動和突破的。現在我們看到社會普遍狀態令人悲觀，但也沒有必要絕望。改變社會很難，因為改變確實不可能依靠所有人甚至多數人，世界各國都是如此。能改變世界的是少數人，但需要足夠多的少數人。我們每個人加進來，也許就能構成一個關鍵的少數，足以推動社會前行

6.網友「心理督導師張小瓊」：我也認為制度是決定個體行為的首因。理由：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不再是由天然的人性促成，而是受社會規則制度引導和決定。如果「好人」要添「妄災」，「好行為就會減少；這也是行為主義心理學派的主要論點。問題：如果現行社會遊戲規則不變，老百姓個體的道德自救可能添災的情況下，人們希望的社會的道德水平提升有哪些有效路徑？

張千帆:

我的建議是，我們需要一場立約運動，從我們自己做起，人和人之間建立起一種信任。回到我們的傳統，那就是尊重每個人的尊嚴。我們要把自己和他人看作有價值的存在。譬如小悅悅，我要不要去救呢？當然，救可能有風險，但還是不可以不救。至於風險，可以採取審慎的措施將之最小化。

【附摘選網友評議】：

網友「面朝大海」：

清末著名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也真切地看到：「在中國，傳教士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如何拯救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人的靈魂，而且還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萬的死亡率下拯救他們的肉體，以及如何解放他們那比婦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從一種延續了無數個世紀的哲學和習俗的統治之下解放他們的心智。」似乎現在國民精神狀態在改變，但改變不大啊，我感覺改變在加快，也許給互聯網等新技術有關，比如今天我們的反思討論，新技術會再造一個真實輿論場。同意張老師觀點，社會有自愈性，讓社會發育，真善美應該會萌發。

李雪原：

對於碾壓事件，我贊同千帆老師所講的，關鍵是要鎖住公權力的手，現在的法治環境倒退十分嚴重。至於恢復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只需撤銷彭宇案即可立竿見影。第二，完全可以由民間成立「扶危助弱」風險基金，解除大家對做正常人該做的事的「後顧之憂」。

文奎：

很抱歉，我與張老師觀點不同，我對未來是完全悲觀的。民國初年教育家馬相伯先生晚年悲哀地說：我就像一條狗，叫了一輩子，也沒把中國人叫醒！我的問題是：今天的中國人醒了嗎？再問的尖銳一些，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醒了嗎？我的結論，無論是中國普通人還是中國知識分子都沒有醒來。

孫雨果：

聽了張老師的講解，個人就「關鍵少數」與「制度建設」三點看法：

一，制度，或稱之為規矩絕頂重要，祖訓道「沒有規矩，難成方圓」說的很透徹；

二，有了好的制度都不遵守，尤其是自上而下的不遵守，破壞力是難以估量的；

三，規矩的概念其實很大，上到社會制度，中到法律法規，下到鄉俗民約，承望我們自上而下，從大到小一起努力，即使從頭再來也不要放棄，才能回歸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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