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最牛的建築大師，最後卻投身到農村的建設

建築界有個「諾貝爾獎」，叫普利茲克建築獎。2012年王澍是獲得這項殊榮的第一個中國公民，也是年齡倒數第四的最年輕獲獎者。他年輕時以狂著稱，最後用才華征服了所有人。在事業高峰期卻投入到農村的建設，今天就一起聊聊王澍哪些感人的故事。

王澍一直以狂著稱，王澍曾經這樣說過「中國只有一個半建築師，我是一個，我導師算半個。」他批過梁思成，批過市委書記，也因拒絕「按照要求」修改論文，而沒有拿到碩士學位。

他很狂很硬，從不說軟話。但這次，他卻向農民低下了頭。他說「大拆大建，使城市建築文化傳承沒有希望了，僅剩的種子在鄉村，我希望它還能發芽」。

上大學時候，王澍的愛好就極為廣泛，常常看專業以外的書籍。當時王澍總說「老師講的和我看的一對比，八個字：膚淺幼稚保守陳舊。」那時他喜歡把一句話掛嘴邊：「沒有人可以教我。

他認為平常的作用都太過商業化，於是發起帶領同學和學院談判。最後帶來了學院成立70年以來第一次實現學生可以自由表達。

研究生期間，王澍顯得更加的狂放。他從梁思成一直評到他的導師，把所有中國近現代建築史上的大師，一個個挨著評了一遍。這就是他的畢業論文《死屋手記》

《死屋手記》批判了當時的整個中國建築學界，他在答辯時把論文貼滿了答辯教室的牆壁，還聲稱「中國只有一個半建築師，楊廷寶是一個，齊老師算半個」。雖然論文全票通過，但學位委員會認為過於狂妄沒有授予他學位。直到一年後經過重新答辯，王澍才獲得碩士學位。

當然也因為沒及時拿到碩士學位，王澍也沒有辦法留在大學工作，後來乾脆選擇了離開體制。1988年到2000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高潮時期，在國內建築師大展拳腳之時，王澍卻選擇了到杭州隱居。

隱居了12年，王澍沒建一座房子。但他一直在學習，經常行走鄉間，挽起袖子和工匠們一起生活，「我要弄明白每一塊瓦是怎麼做出來的，每一根釘子是怎麼釘進去的。」那個時期，中國建築師腦子裡只有快和錢，但王澍一直在思索：到底該走什麼樣的路？

隱居的日子裡，王澍的生活發生了很多改變。王澍結婚了，身上的狂妄也慢慢被妻子抹平。接著，王澍考上了同濟大學並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後選擇在中國美院學院任教。

正逢國美新建新校區，雖然是中國最好的美院之一，但預算很低。王澍接下了整個設計任務，並承諾能達到國際化水準，但是王澍唯一的要求就是給他絕對的自由。

往往工程開始前都要遍地採購材料，而王澍卻每天都在各地拆遷現場。他收集了七千多萬塊不同的磚頭，運到新校區，望這些破舊不堪的磚頭能在這得以新生。回收不僅減少了很多成本，更重要的是這些不同年代的磚頭給新的建築賦予了更多意義。

校區建成後，王澍收到了建築界的抨擊，對於大多數的建築設計師，王澍的作品顯得格格不入，並稱王澍設計的新校區是杭州最難看的建築。但是作為學校的老師和學生，所有人都表示喜歡王澍設計的新校區。

2011年，他榮獲法國建築學院金獎。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獲得國際建築學界大獎。

2012年，他榮獲普利茲克建築獎。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獲得建築學界「諾貝爾獎」。

王澍獲得國際的認可之後，自然所有大型的建築都想找王澍設計。所有人都在設想他會參與哪些大型的項目。但是，王澍並沒有這樣做，他選擇浙江的鄉村，希望用他的所學去改變鄉村。他認為」城市大拆大建，使建築文化的傳承沒希望了，僅剩的一點種子在鄉村，我希望它還能發芽」。

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農村傳統文化越來越失去自信，特別在建築上，農村的建築越來越趨於模仿城市。農民都嚮往高樓洋房，而民居難逃被拆的命運。

老房子和那些被拆的磚頭一樣，是歷史的積澱。在習慣推到從建的中國，王澍認為視乎缺少了根基。

恰巧，富陽市政府想請王澍，設計博物館、美術館、檔案館。從不輕易接項目的王澍一口答應下來，條件只有一個：「讓我做洞橋鎮文村、大溪村鄉村規劃」。

農居房改造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他涉及村民的協調和配合問題。大多數建築師都會避免這樣的工程。對於農民來說，他們視乎並不在乎藝術性，他們希望建築滿足要有柴灶、農具室的空間等實用問題。

在不斷的聽取村民的意見的同時，一邊又遵循修舊如舊原則，要知道設計好容易，但是改造卻相對較難。

但是所有的方案都得到了協調，新農村很快建起來了，但讓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新村很快就火遍了全國。源源不斷的參觀者慕名而來。

元代黃公望有幅名畫叫《富春山居圖》，這幅畫畫出了富春江兩岸的詩意生活。而王澍打造的文村新居，則被喻為是「現代版富春山居圖」。文村因此不斷得到了自信，紛紛發起修復廢棄建築。

當年那個走路都像是一把刀帶著寒氣的人，開始變得內斂了，不再只是看到「我」，而是將我看成是「萬物」的一分子，開始追求一種樸素、純真的藝術與生活。並不是他得傲骨不在，而是學會用另一種方式去展現。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