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形象反轉：從「捧殺」到「罵殺」

孫中山銅像

說起矯枉過正，從「捧殺」到「罵殺」，近人當中，魯迅之外，孫中山是最鮮明一例。魯迅為共產黨所欣賞，而為國民黨所惡，孫中山則受到國共兩黨一致力捧，國民黨尊之為「國父」，共產黨譽之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國民黨執政時期對孫中山的種種紀念，如改香山縣為中山縣、中山路遍地開花等，待共產黨執政，幾乎全盤繼承，這可謂一種殊榮。作為曾經是宿敵的兩黨，所共同批判的人物，不難找到一堆，共同推崇的人物，除了孫中山，不知還有幾人？

然而在一些人士那裡，孫中山如今的待遇，只怕比魯迅還要不堪。台灣易智言導演的電影《行動代號：孫中山》，以孫中山為名，其人卻非主角，只是一尊廢棄的銅像，沉寂於學校的儲藏室里，兩個國中生試圖將其偷出去換錢。這一幕，正有些政治隱喻的意思，不啻是現實的寫照。

在大陸，孫中山的處境則非清冷，反遭熱議。在史料與觀念的雙面夾擊之下，鍍金的聖像漸漸褪色，露出凡胎的一面。就我所見，時人談孫中山，正有一股貶損的暗流，種種罪名加諸孫中山身上，與「國父」「先行者」的高冠恰成對照。

為什麼前後不足百年，孫中山的形象卻遭遇冰火兩重天？這一方面，可歸因於史料的發掘和普及，使孫中山犯過的一些錯誤，由遮蔽而至曝光，由模糊而至清晰。

史料之外，民間觀念的開化，對孫中山形象的反轉，更具決定作用。如對二次革命的反思，對袁世凱的重估，對清末新政的重估，對陳炯明的重估，對「聯省自治」的重估等，皆在一寸一寸消解孫中山的光芒，甚至動搖了他的根本。蓋在一些論者看來，無論革命還是建國，孫中山都功不及過，辛亥革命的烽火點燃中國之時，孫中山這個美國人(1904年孫中山曾獲得美國國籍，這一節，正為批判者所譏評)還在丹佛市一家餐館打工，他匆忙回國，才是「竊取革命果實」；民國肇建，若非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屢屢與袁世凱為難，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也許民主共和早已實至名歸，故而言之，孫中山不是民國之源，而是民國的亂源，不是國父，而是國賊。

這樣的結論，便屬矯枉過正。把孫中山從神壇拉下，卻不該一腳踹進糞坑，打碎了被神化的正面，卻不該在背面妖魔化。矯枉過正的結果，依然是一個片面的孫中山，一個僵化的孫中山，一個單向度的孫中山。

以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為例。他與武昌起義，關係的確不大，然而從1894年創立興中會，翌年發動廣州起義，此後十餘年間，其人為革命摩頂放踵，奔走萬里，堅忍一心，屢敗屢戰，如此功績，豈能忍心抹煞。誠然，他組織、發動的武裝起義，一來規模有限，二來皆歸於失敗，但是，除了不以成敗論英雄，這裡還有必要引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歷史系教授路康樂(Edward J.M.Rhoads)的一個論斷：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而言，革命形勢遠比革命黨的起義重要。孫中山之於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勞，即在造勢，形成「南望革命軍，有如望年」的社會心理。革命之勢，不僅造就了革命，同樣在滋養改革，我們切忌把革命與改革完全對立開來，兩者有時正相反而相成，沒有革命的壓力，哪有改革的動力呢，清末的孫中山與袁世凱，恰是一體兩面。

論及勢和造勢，不妨說說該如何評價一位政治家。德行、才具、事功等，皆可作為論定的標尺，不過卻是枝節，政治家的根本，端在對世界潮流的預判與順應。正如陳寅恪論學，提出「預流」之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政治亦然。順潮流而動，尺寸之功，可成偉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圖，盡歸塵土。

偉大的政治家能夠「預流」，最偉大的政治家則可開創潮流。老話說時勢造英雄，殊不知還有一種人，可造時勢。這正是孫中山所長。他不僅預見了浩浩蕩蕩的民主與憲政潮流，還為他的國家規划了通往民主與憲政之路。他的過錯，毋庸諱言，皆可非議，然而就其大節而言，開一時之風氣，引一國之潮流，雖九死猶未悔，歷百折而不回，正不失為一代偉人。

評論歷史人物，第一貴在持平，如胡適所云，「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惡一人而不掩其功，愛一人而不飾其過，是非曲直，功過分明，才是論史的第一要義，矯枉過正，顯然有違持平之義，本意還原真相，最終卻成偏見；第二則在拓寬歷史的視界，所謂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把眼光拘泥於一時，而當放眼一世，不要把得失計較於一城一池，而當縱觀一天一地，明乎此，即可「預流」，此後再來論史，便不至失之狹隘、偏頗，便可知百年興亡，大浪淘沙，哪些人，眼下權勢熏天，不過沐猴而冠，哪些人，一時慘遭埋沒，終將為歷史所銘記。

就此而言，孫中山在台灣的落寞，如胡適在台灣的落寞，正是他們的成功所在，他們的使命已經完成，俯身化作歷史的基石。倘若「總理遺囑」天天掛在世人嘴邊，毋寧是孫中山的失敗。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