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已6年沒去過美國 輿論在某些時刻將影響他的現實生活

楊振寧表示，自己已6年沒去過美國，不敢離協和醫院太長時間。90歲之前，楊振寧感覺自己的身體一直變化不大。但90歲之後，生命的奧秘還是不可避免地一個個主動向他揭示了。

楊振寧已6年沒去過美國 輿論在某些時刻將影響他的現實生活

盛名之下的楊振寧是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但專業領域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20世紀以來的物理學史上，僅次於愛因斯坦的世界級物理學大師之一。

離開故鄉多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重回故鄉之後，遇到的並不全是溫情和善意。人們談論起他，也許首先想到的是晚年那段年齡懸殊的婚姻，有關科學的美和奧秘的故事卻令人遺憾地被忽略了。

坐在我的左邊

都是回憶。推開大禮堂的門，還能聞到小時候的味道，每個禮拜六父母親帶他到裡面看電影。第一部電影的細節還清楚地記得，片子講的是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中一個資本家的故事。躲避通緝的資本家藏身在一個很小的地方，聖誕節時，外邊下了雪，他窮途潦倒，「走回到他家的那條街，窗戶裡頭，看見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們，看見了聖誕樹。」老體育館是孩子們經常去的地方。那時候清華每年都要舉辦北平市大學生運動會，總是人山人海。他們一幫清華園裡教授家的孩子就自發組成啦啦隊，給清華的運動員吶喊助威。

楊振寧先生拄著手杖在校園裡走著，每次經過這些地方，從前的情景就出現了。他95歲，人生繞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點。路邊的槐樹和銀杏繼續繁盛著，身邊走過的是正值青春的學生們，也有父母牽著的七八歲孩子，就像80多年前他和他的小夥伴們。近一個世紀的時光似乎只是剎那。

與大多數睡眠少的老人不同，楊振寧現在還可以像年輕人一樣「睡懶覺」，早上9點多鐘起床，處理一些郵件，中飯後再睡一兩個小時午覺，下午四五點鐘出現在距離家一公里的清華園科學館辦公室里。晚上，有時和翁帆在家裡剪輯一些家庭錄影，素材的時間已經跨越了大半個世紀，年輕時他用攝影機記錄了很多家庭時光。2013年一次背痛入院後，他不能再進行長途旅行了，「太累的話，背便容易出毛病。」——也許因為年輕時太喜歡打壁球受了傷，也許只是時間不曾放過任何一個身體。他現在怕冷，常常要泡泡熱水澡，家裡的浴室和衛生間里都裝上了扶手保障他的安全。

「你坐在我的左邊。」楊振寧對《人物》記者說。他的左耳聽力更好一些——依然需要藉助助聽器。但在很多方面他又完全不像一個95歲的老人——他有一雙依然明亮的眼睛，說話時聲音洪亮，思維敏捷，幾十年前的細節回憶起來一點也不吃力。採訪中，每當遇到他需要思考一下的問題，他總是略微抬起頭，凝神靜思，認真得像一個孩子。

辦公室乍看上去並無特殊，但房間里的一些物件透露出主人的特殊身份。比如牆上掛著的一幅字——「仰觀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落款莫言。楊振寧讀過莫言的小說，但他對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更感興趣，最近關注更多的是國際大勢，比如特朗普「要把整個世界帶到什麼地方去」。有時看到了他覺得好的文章，他會通過郵件分享給十幾個關係密切的身邊人。

楊振寧每天會看看央視和鳳凰衛視的新聞。這是他很早就有的習慣。在弟弟楊振漢的記憶中，他早年在美國時，每天都要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際先驅論壇報》，「很快地翻，看看這裡面有沒有什麼(時局)變動。」他是1949年後最早回國訪問的華裔科學家，也是在報上看到的消息——1971年，《紐約時報》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一則美國政府公告，他從中發現了中美外交關係「解凍的跡象」。

2003年，相伴53年的太太杜致禮去世後，楊振寧從美國回到他從小長大的清華園定居。如今的清華在某些方面已經完全不是他記憶中的樣子了。幾個月前，好友吉姆·西蒙斯夫婦來北京看望他和翁帆，在清華住了幾天。西蒙斯是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時的數學家同事，後來成為「傳奇對沖基金之王」。有一天，西蒙斯的太太問楊振寧，Frank(楊振寧的英文名)，你不是在清華園裡長大的嗎，你小時候住的地方還在不在，帶我們去看看。當年楊家住在西苑11號一個約200平方米的四合院里。楊振寧帶他們去看時，發現大門已經不能辨認了，一家人住的院子如今住進了5戶人家，寬敞的院子成了黑黢黢的七里八拐的小胡同。

「後來我想，是不是給美國人看有點寒磣，可是又一想啊，不是，非常好，為什麼呢，使得他們了解到中國要變成今天這樣子，不容易。」在清華園裡種種複雜的感受，楊振寧歸為一點：他經歷了一個不尋常的「大時代」。

採訪那天，攝影師請他倚在科學館樓梯拐角的窗前，這幢建於1918年的磚紅色歐式三層小樓曾經也是任清華算學系教授的父親的辦公地。烏黑色的窗欞縱橫交錯，窗外是初夏滿眼生機的綠色，舊時光似乎還在昨日。

科學館的辦公室里放著一塊小小的黑色大理石立方體，這是清華大學送給楊振寧的90歲生日禮物。4個側面依次刻上了他這一生在物理學領域的13項主要貢獻，其中最重要的有3項，分別是1954年與米爾斯合作的楊-米爾斯定律(或曰非阿貝爾規範場理論)、1956年與李政道合作的宇稱不守恆定律和1967年的楊-巴克斯特方程。

毋庸置疑，楊振寧是20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但對於普通人來說，理解一位理論物理學家的貢獻也許實在太難了。著名華裔物理學家、MIT數學系教授鄭洪向《人物》提供了一個形象的說明：物理學界有一個通俗的說法，諾貝爾獎分為三等，第三等的貢獻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貢獻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楊振寧與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獲得的諾貝爾獎是其中的頭等——愛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獎。

在許多物理學家的回憶中，1957年10月是興奮、激動和傳奇。美國科學院院士、著名超導體物理學家朱經武當時在台灣中部一座「寂靜小城」讀高中，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讀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關楊振寧的報道，教室和操場上不斷地和同學談論他們完全不懂的「宇稱不守恆」。喬治亞大學物理系教授鄒祖德12年後在英國利物浦一個很小的中國餐館吃飯時，聽到一個沒讀過什麼書的廚師和店主非常自豪地談起楊振寧的成就，「感慨萬分」。

鄭洪向《人物》回憶第一次接觸楊振寧的情景——那是1964年前後，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後，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的楊振寧當時對他來說是「神話裡面的人物」——在一個中國同學會上，大家正在聊天、跳舞，突然有人說，楊振寧來了，「大家都轟動了」，紛紛站起身迎接楊振寧。

實際上，楊振寧最重要的工作並不是宇稱不守恆理論，而是楊-米爾斯理論，如果說前者讓他成為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後者才真正奠定了他的一代大師地位。楊-米爾斯理論被視為「深刻地重塑了」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物理學和現代幾何的發展。美國聲譽卓著的鮑尓獎在頒獎詞中稱，「這個理論模型，已經躋身牛頓、麥克斯韋和愛因斯坦的工作之列，並必將對未來世代產生相當的影響。」量子電動力學奠基人之一、國際備受景仰的著名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稱楊振寧為「繼愛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後，20世紀物理學卓越的設計師」。

2017年5月12日晚，楊振寧與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阿龍·切哈諾沃、中科院院士施一公一起參加清華研究生會組織的「巔峰對話」，「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的身份從35歲起一生緊隨著他。

半個多世紀之後，互聯網時代的中國輿論場上，這位在國際上備受尊崇的「great scientist」、當年「神話裡面的人物」卻在遭受庸俗的解讀，因為與翁帆的婚姻，他像娛樂明星一樣被輕佻地談論，經過歪曲或刻意編造的偽事實也隨處可見。甚至有人編造翁帆父親娶了楊振寧孫女的謠言——這一謠言出現時，楊振寧的孫女才7歲。

人們似乎已經沒有耐心了解傳奇——他深邃的工作與普羅大眾之間的遙遠距離更加劇了這一點。

一位網友在指責楊振寧的留言後面連發了幾個反問：「你聽說過楊-米爾斯理論嗎?你知道楊振寧在物理學上的建樹嗎?你知道楊振寧在物理學史上的地位嗎?」

答案多半都是否定的。

與楊振寧關係密切的中科院院士葛墨林氣憤不過，寫了一篇闢謠和解釋的文章，但被楊振寧壓下了。楊振寧回復他，除了討論物理，其他的事都不要管，我一輩子挨罵挨多了。「挨罵」是從他1970年代走出書齋開始的。首先罵他的是台灣方面和美國親國民黨的華人。1949年以後，美國華人社會中一直「左」、「右」對立。有親國民黨的報紙稱他是「統戰學家」，勸他「卿本佳人，好好回到物理界，潛心治學吧」。蘇聯也罵他，一份蘇聯報紙指控他是「北京在美國的第五縱隊」的一分子。

1971年，去國26年的楊振寧以美國公民身份第一次訪問中國，周恩來設宴招待。此後他幾乎每年回國訪問，持續受到中國官方高規格禮遇。他敬佩毛澤東和鄧小平，對新中國抱有很多的希望和敬意。回國定居後，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國情懷時常從他的公開發言中流露出來。一些人也因此批評他對當下體制批評太少，維護過多。

也許名聲的確是誤解的總和，圍繞楊振寧的各種聲音都對他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理解。在《人民日報》的一次採訪中，楊振寧回應說：「我知道網上是有些人對我有種種奇怪的非議，我想這裡頭有很複雜的成分。我的態度是只好不去管它了。」

但輿論在某些時刻還是影響了楊振寧的現實生活。

從美國回到清華後，他給120多位本科生開了一門《普通物理》，一位聽過這門課的清華學生回憶，楊振寧的課對於剛剛高中畢業的他們來說難懂，後來讀博士時他才意識到，當年課上聽的是「武林高手」的「秘訣」。這門課只開了一學期，除了楊振寧的身體原因，也和他與翁帆的訂婚消息公布之後媒體的「干擾」不無關係。一位記者在報道中描述了「最後一課」的場景：「在一群保安的簇擁下，一個身穿黑呢子大衣的老人從走廊的盡頭走來，瘦弱的身材使他看上去顯得有些高大，頭髮上還散落著幾朵尚未融化的雪花。路面很滑，但老人的步伐卻並不比年輕人慢，一轉眼的工夫，就進入了教室。保安隨即迅速把門牢牢地關上，由於門上的玻璃被報紙覆蓋得嚴嚴實實，對於教室里發生的一切，站在外面的人什麼都看不見。5分鐘之後，教室里隱約傳來講課的聲音。」

「後來再要上課就比較有困難，」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有些遺憾，「原來我的希望是把整個大學物理能夠講完，但後來沒有講完。」

偉大的藝術家

簡潔深奧的方程式是物理學家與公眾之間的一道天然屏障。也許只有詩人可以做個勉強的助手。楊振寧曾經引用了兩首詩描述物理學家的工作。其中一首是威廉·布萊克的《天真的預言》：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一粒沙里有一個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個天堂

把無窮無盡握於手掌

永恆寧非是剎那時光)

另一首是英國詩人蒲柏為牛頓寫下的墓志銘：

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light;

God said,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自然與自然規律為黑暗遮蔽

上帝說，請牛頓來!一切遂臻光明)

「我想在基本科學裡頭的最深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牛頓。100萬年以前的人類就已經了解到了有這個一天，太陽東邊出來，西邊下去的這個規律。可是沒有懂的是什麼呢，是原來這些規律是有非常準確的數學結構……這種美使得人類對於自然有了一個新的認識，我認為這個是科學研究的人所最傾倒的美。」楊振寧說。

弗里曼·戴森稱楊振寧為「保守的革命者」，「在科學中摧毀一個舊的結構，比建立一個經得起考驗的新結構要容易得多。革命領袖可以分為兩類：像羅伯斯庇爾和列寧，他們摧毀的比創建的多;而像富蘭克林和華盛頓，他們建立的比摧毀的多。」楊振寧屬於後者。楊-米爾斯理論是這位「保守的革命者」建立的「經得起考驗的新結構」中最輝煌的一個。

像許多重要的理論一樣，楊-米爾斯理論得到驗證並被主流接受經歷了多年時間。剛發表時，物理史上的大物理學家泡利就因為論文中沒有解決的規範場量子質量問題一點也不看好它。引導楊振寧的正是他所傾心的美。楊振寧在多年後的論文後記中回憶：「我們是否應該就規範場問題寫一篇文章?在我們心裡這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這個思想很美，當然應該發表。」

與很多科學家不同的一點是，楊振寧非常注重taste和風格，他喜歡用美、妙、優雅這一類的詞描述物理學家的工作。他說，一個做學問的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當清楚的taste。就像做文學一樣，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各個科學家，也有自己的風格」。他這樣解釋科學研究怎麼會有風格：「物理學的原理有它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個物理學工作者，對於這個結構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會發展他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說他會形成他自己的風格。」

關於taste，楊振寧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時候，一位只有15歲的學生想進他的研究院，他和這位學生談話時發現，他很聰明，問了他幾個量子力學的問題都會回答，但是當問他「這些量子力學問題，哪一個你覺得是妙的?」他卻講不出來。楊振寧說：「儘管他吸收了很多東西，可是他沒有發展成一個taste……假如一個人在學了量子力學以後，他不覺得其中有的東西是重要的，有的東西是美妙的，有的東西是值得跟人辯論得面紅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覺得他對這個東西並沒有真正學進去。」

或許在很大程度上受數學教授父親的影響，楊振寧一直對數學有審美上的偏愛。朱邦芬對《人物》說：「比如像我，我對數學，覺得是一種工具，我只要能用就行，我不一定非要去對數學的很多很細微的、很精妙的一些地方去弄得很清楚……只要好用就用，是一種實用主義者。楊先生他是不太贊成，他實際上是具有數學家的一種審美的觀念。」

在楊振寧看來，愛因斯坦的時代是「黃金時代」，他趕上了「白銀時代」，而現在是「青銅時代」——「青銅時代」的特點是理論物理在短期內很難看到有大的發展可能。楊振寧更喜歡「探究更基本的一些東西」，因此他不喜歡「青銅時代」，所以他多次說過，如果他是在這個時代開始他的研究工作，他可能就不會搞物理，而是去做一個數學家了。

很多物理學家都對楊振寧的風格印象深刻。物理學家張首晟一直將楊振寧視作偶像，他曾聽過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開的一門《理論物理問題》，楊振寧用了三堂課講磁單極子——這是一種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的粒子，「如果急功近利的話，大家總是要找一個有用的課題，這個東西不可能有任何用的……但是它的數學結構非常非常優美，最好地體現了理論物理和數學的統一，也充分體現了理論物理的美。所以這個就是在別的地方學不到的。」

在戴森看來，楊振寧很樂於在某些時候做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在另一些時候又做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向《人物》回憶起楊振寧1952年的一篇論文：「這篇文章是對一個不重要問題的漂亮(漂亮得讓人嘆為觀止)的計算。這表明他在純粹的數學中享受他的技藝，絲毫不關心物理結果重要與否。在這篇文章里，楊是以藝術家而非科學家的身份工作的。在他一生中，楊兩種文章都寫了很多。一種是在物理上重要的，他將重要的物理學問題與優雅的數學結合起來。另一種就像伊辛鐵磁的文章，物理上並不重要，他享受於數學技藝之中。」

楊振寧的科學品位也在生活中體現。在他家中的客廳里，掛著一幅吳冠中的《雙燕》。吳冠中是他喜歡的一位畫家。吳冠中的畫作主題多為白牆黑瓦的江南民居，「簡單因素的錯綜組合，構成多樣統一的形式美感」，他所鍾愛的簡潔的美也在這位畫家的筆下。

在寫作上，他也有同樣的偏好，「能夠10個字講清楚的，他絕對不主張你用20個字、30個字。」楊振寧的博士論文導師、「美國氫彈之父」特勒講過一個故事。特勒建議楊振寧將一個「乾淨利落」的證明寫成博士論文。兩天後楊振寧就交了，「1、2、3，就3頁!」特勒說：「這篇論文好是很好，但是你能寫得長一點嗎?」很快，楊振寧又交上了一篇，7頁，特勒有些生氣，讓他「把論證寫得更清楚、更詳細一些」。楊振寧和特勒爭論一番後走了，又過了10天，交上了一篇10頁的論文。這次，特勒「不再堅持，而他也由此獲得他應該獲得的哲學博士學位」。

1949年，楊振寧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後研究。

1957年，楊振寧與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觀念被實驗證明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正常的天才

這種簡潔之美也延續在楊振寧的日常生活中。朱邦芬發現，一起吃飯，時間長了之後，點菜的時候根本不需要楊振寧點了，因為他愛吃的就那幾樣——辣子雞丁，酸辣蛋湯，加個蔬菜，有時再來個紅燒肉，少有變化。他的樂趣在物質享受之外。在一次演講中，楊振寧說：「一個人這個日常生活裡頭一定有一些紛擾的地方。做科學研究的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忘記掉那些紛擾。」

樂趣的前提來自他一直清楚並順從自己的taste。在他的學術生涯里，從不趕時髦做「熱門研究課題」。「倒不是說它們都不重要，而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興趣、品位、能力和歷史背景，我願意自發地找自己覺得有意思的方向，這比外來的方向和題目更容易發展。」楊振寧後來解釋說。因此他從不贊成「苦讀」，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做一件工作感到非常苦，那是不容易出成果的。」

「他的熱情，你完全可以看得出來，並不是說他偶然碰到一個東西做出來。」物理學家朱經武向《人物》回憶，「我記得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就跟我講他的一些理論，他講，(然後)他站起來，越站起來講話的聲音精神是越來越足，非常地興奮，就跟我講它的結果。是很有意思的，現在還在我的腦海裡面。」

與楊振寧打過交道的物理學家都感受過這種激情。

物理學家伯恩斯坦曾經回憶過普林斯頓時期楊振寧與李政道二人合作時的情景：一個辦公室靠近他們的人，「幾乎不可能不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討論任何物理問題，都是興緻昂揚，而且常是用極大的嗓門。」江才健在《楊振寧傳》中寫道：「楊振寧和李政道扯開嗓門，並且用手指在空中凌空計算，是許多認識他們的物理學家都看過的景象。」

多年後，這個習慣仍然保留了下來。翁帆在2007年出版的楊振寧文集《曙光集》後記中談到了他的這個習慣，「有時半夜起床，繼續準備文稿，往往一寫就一兩個小時。他總是說，一有好的想法，就睡不下來……不過，有時振寧的寫作習慣很有意思：他靜靜坐著或者躺著，舉一隻手，在空中比劃著。我問他：『你在做什麼呢?』他說：『我把正在思考的東西寫下來，這樣就不會忘了。』他告訴我這個習慣已經跟隨他幾十年了。」

在楊振漢的記憶里，小時候的楊振寧也是充滿了對世界的熱情。儘管圍牆外的世界時局動蕩、內憂外患，但楊振寧在清華園裡的生活寧靜而豐富：與小夥伴一起製作簡易的幻燈機，關了燈在牆上「放電影」;禮拜天在家裡做化學實驗;晚上帶弟弟們到自家屋頂平台上看北斗星;跑到荷花池溜冰;和一幫小夥伴到坡頂上騎車，「從一座沒有欄杆只有兩塊木板搭成的小橋上呼嘯而過。」讀小學時，從家到學校的路上，蝴蝶和螞蟻搬家都是「重要事件」。楊振漢記得有一次楊振寧帶他一起去找仙人掌，找到之後，楊振寧用筷子「把那個花心一轉，就發現轉了以後，那花心自己會倒回來」。楊振寧用自己的猜測告訴弟弟，植物一定也有神經，但是跟人的不一樣。

楊振寧喜歡與中學生談話。他的好友庫蘭特夫婦說，在他們認識的科學家中，楊振寧和費曼是僅有的兩個能與孩子平等交往、「有孩子般天真箇性」的人。

楊振寧一生在象牙塔中，年少時在清華園如此，西南聯大時期，以及後來到美國的學術生涯依然如此，其中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17年更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這讓楊振寧一生保持著某種簡單與純真。葛墨林說：「在他的眼睛裡人的本性還是很善良。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呢，他老覺得他不好理解。我老是勸他，我說楊先生，社會很複雜，您要注意防範了。」美國自由開放的環境也幫助他保持了這一點。楊振漢說：「他沒有我們中國人在解放以後的社會，經過各種運動的這種(經歷)，他不覺得這個社會有什麼壓力。」楊振寧自己也喜歡他身上的這一點：「我想我處人處事都比較簡單，不複雜，就是沒有很多心思，我喜歡這樣的人，所以我就盡量做這樣子的人。」

但另一方面，楊振寧又不像一個象牙塔里的人。

他興趣廣泛，1970年代以後他願意走出書齋，出任全美華人協會首任會長，做促進中美建交的工作就是一個例子。「我覺得你跟他待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他這個人興趣很廣泛，聽你話也非常注意，差不多隨時隨地都很喜歡動腦筋的。」楊振漢對《人物》說。

面對他關心的重要問題，他還總是忍不住發表意見，「動不動還是我要寫篇文章，我要表明我的觀點。」2016年，他發文反對中國建大型對撞機，再度引起輿論熱議。翁帆有時嫌他「過於直率」，「你何苦要寫呢?過後又有些人要罵你了。」楊振寧回答：「我不怕。我講的是真話!」

他性格開朗，從來不是「高處不勝寒」的感覺。做研究的時候，幾何題目想不出來，先放一放，唱兩句歌，兜一圈回來再來。好友黃昆有個極貼切的評價，他說「楊振寧是一個最正常的天才」。

熟悉楊振寧的人對他的描述最多的幾個特點是：會關心人、慷慨、沒有架子。接受《人物》採訪時，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一些讓他們感動的細節。朱邦芬回憶，楊振寧的老友黃昆(著名物理學家，中國固體和半導體物理學奠基人之一)生前喜歡聽歌劇，楊振寧知道他這個愛好後特地買了台音響設備送給他。葛墨林至今記得楊振寧請他吃的一盤炒蝦仁。1986年，他有次從蘭州大學到北京飯店看楊振寧，吃飯時楊振寧特地點了一盤他自己不愛吃的炒蝦仁。楊振寧說，這是給你吃的，你在蘭州吃不著蝦。《曙光集》編輯徐國強說，有時楊振寧還會向他做一些私人之間的「善意的提醒」，比如跟某某打交道的時候別太實心眼。

年紀大了後，楊振寧重讀《三國》、《水滸》和小時候「覺得凈講了一些沒有意思的事情」的《紅樓夢》，現在都看出了新東西——「到了年紀大了以後就了解到，人際關係有比我小時候所了解的要多得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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