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行走著的塑料

最新 06-15

田松教授

作者田松（本號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責編許小編劉小編

1987年夏天，我從南京回北方度假時選擇了一條特殊的路線：乘火車去上海，轉乘海輪去青島。老友劉曉軍專程從濟南趕來和我同游嶗山，然後前往青島附近的膠州市（剛剛升格的膠縣），與時在膠州第一農技中專的朱魯子相會。老朱以海蠣子和啤酒款待我們。新鮮的海蠣子，肉鮮、湯鮮，是我當年罕遇的美味。山東的好啤酒差不多遍地都是。以我個人之見，嶗山啤酒比著名的青島啤酒還要好。出自一些小城市的光州啤酒、萊州啤酒等，也都不是凡品。那一夜，我們大快朵頤，喝酒、唱歌，指點江山，暢想未來。一個小女孩在樓道里反反覆復地高聲念誦：「下吧，下吧，我要，開花。」老朱雖困居膠縣，被禁止上課，而青雲之志依然。那是中國理想主義尚未土崩瓦解的最後幾個年頭。十幾年後，朱魯子在南開大學以「人生哲學」大課而知名，更在互聯網上口出哲學狂言，名聲鵲起，此且按下不提。記憶中最為深刻的是，深夜，剛剛躺下，我和曉軍的肚子就鬧了起來，頻頻如廁，廁所在宿舍外面，每次都能見到繁茂的星空，炯炯有神。唯老朱安然無恙。

古語云，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句話不僅可以做文化的解讀，也可以做生物的解讀。在傳統社會，人們生存在相對局限的地域，喝著本地的水，吃著本地的糧食，呼吸著本地的空氣，承受、感受、享受著本地的風霜雨雪。作為一個生物個體，人的身體時時刻刻與其所生存地域的自然發生著物質交換，是本土生境物質轉化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既響應著本地自然的節奏，也為其所塑造。當一個人離開了本鄉本土，前往另外一個地方，人的身體就不能再與其所習慣的物質發生循環，不能再接受其所習慣的風霜雨雪，尤其是，不能再攝入他的身體所習慣的物質，而必須攝入另外一個地域的食物，這個身體會感到不習慣，會有所反應，會嘔吐，會拉肚子——這是生物體在演化中形成的最重要的自我保護本能之一。這就做水土不服。

在傳統社會中，水土不服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病症。我不知道這個病症是否也為西醫所認可，即使有，我想，「水土不服」本身也不會被視為病因，而必須歸結為、還原為對某種具體的物質過敏導致腸胃痙攣之類的科學狀的陳述。而「水土不服」這種說法在科學真理教的衛士那裡，大概會被判定為模糊、粗淺、表象、原始、初級，不予接受。

不過現在，「水土不服」已經讓我感到生疏了。自從那次海蠣子事件之後，我的腸胃便脫胎換骨，如有神助，真正兼容並包，百無禁忌。無論是做記者，還是做人類學，東奔西走之中，再無食品不耐的現象發生。在康定跑馬山上，第一次喝酥油茶，與大喇嘛頻頻對飲；在甘肅哈薩克的帳篷里，第一次喝馬奶子，一連喝了幾大碗，給主人一個大大的驚喜。即使跨過幾個時區，即使跑到地球的另一面，非洲、歐洲、美洲，我的身體再未表示任何異議。不僅是我，我身邊的朋友們，似乎也不大說起水土不服了。

水土不服從我們的生活中淡去了，因為我們脫離了所屬的水土。在我們這個有限地球時代，地球村不僅是象徵意義上的，也是實質意義上的。在加州灣區的華人超市裡，有山西的老醋，四川的榨菜，台灣的醬油；也有泰國的粉絲、越南的點心。北京的超市也與之大同小異。我們的肉身每日攝取的是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物質，大米白面、水果蔬菜，都脫離了與地域的關聯，它們從世界各地進入全球化的食物鏈，被傳送到全球的各個角落。

於此同時，這些產品與所屬地域的關聯也被剝離了。比如青島啤酒，在全國的很多地方都設有分廠，這個啤酒已經不再與嶗山泉水有必然的關係。著名的農夫山泉，一會兒從千島湖幾百米深的水下灌裝，一會兒從長白山的錯草泉灌裝。事實上，與其產地相比，品牌往往更為全球化時代的人們所關注。

伯克利的邁克爾·波倫（Michael Pollan）教授在其新著《雜食者的兩難：四種食物的自然史》（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中，凸顯了一些讓我們視而不見、不以為然的事實。中國人說「吃什麼補什麼」，說的是人與食物之間的對應關係。美國人的說法更狠，叫「吃什麼，是什麼」（you are what you eat）。波倫教授說：「當一個墨西哥人說『我是苞米』，或者『行走的玉米』時，只不過是陳述了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植物，變身為構成墨西哥人之身體的那些物質」。按照還原論的營養說，我們吃的食物，都會被分解成食物中所包含的各種所謂營養物質，如蛋白、糖、氨基酸等等，才為人體所吸收。比如吃雞蛋和吃豆腐以及和牛奶一樣，都是為了補充蛋白，所以沒有什麼區別。而波倫教授則給出了否定的科學依據。不同的植物從空氣中吸收的碳同位素比例不同，當這些植物進入食物鏈之後，最終會在人體中留下痕迹。利用這個原理，通過對木乃伊進行微量元素測定，可以推斷該木乃伊生前的食物。這種方法對於活人同樣有效。波倫介紹說，大多數植物在光合作用時形成的化合物分子中包含三個碳原子，而玉米則是四個。從同位素的角度看，大氣中的絕大多數碳都是碳12（其中原子核中有6個質子，6個中子），極少數極少數是碳13（6個質子，7個中子），而玉米，則能夠比其他植物結合更多的碳13。所以，一個人的身體中包含的碳13比例越高，就說明他吃過的玉米越多。

波倫教授說，現在，美國人都是玉米人了。因為玉米能夠多結合一個碳原子，便有了出類拔萃的產量，於是被人類所青睞，成為全美佔據統治地位的植物。美國人的經典食品如牛、雞、豬、火雞和羊，現在喂的都是玉米；鯰魚、羅非魚，甚至本來是肉食者的鮭魚，現在也都開始由玉米餵養。所以，雞蛋是玉米做的，牛奶也是玉米做的。走進超市，拿起任何一樣食品，當你從它的包裝上追根溯源，就會發現，其食物鏈的另外一端是玉米。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日趨同化的今天，全世界都已經成為或者正在成為玉米人。

然而，波倫教授的故事還沒有講完。即使玉米有如此特殊的本領，即使人類繁育出了各種特殊的新種玉米，僅僅憑藉光合作用，玉米也無法達到現在的產量。人類現在的糧食產量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太陽所賜予我們的額度。這一切，是憑藉了一個徹底打斷了糧食與太陽關係的發明——化肥。麥克尼爾（J. R. McNeill）教授在《太陽下的新鮮事：二十世紀世界環境史》中也說到了類似的故事。「化肥的大量應用已經並且依然對這個世界的土壤造成了致命的改變，並隨之產生了巨大的經濟、社會、政治以及環境後果」。那些善於利用化肥的植物在人類的幫助下，迅速取代了不善於利用化肥的植物。作為人類食物的物種越來越單一，以至於有三分之二的穀物都來自於三種植物：水稻、麥子和玉米。而化肥，歸根結底，來自於石油。對於任何一種化工產品，石油都是數量最大、純度最高的因而也最廉價的原料。麥克尼爾說，我們的食物來自太陽，也來自石油。石油製造了化肥，化肥供養了玉米以及人類種植的大多數糧食，最終進入我們的身體。我們和塑料一樣，都是石油做的。

我們是行走的塑料。

化肥的發明一向被謳歌為科學對人類的巨大貢獻。麥克尼爾在書中指出：化肥為我們養活了20億人口，如果沒有化肥，世界人口還需要我們的地球提供額外30%的良田。然而，化肥也拉大了全球貧富的差距，同時開始了人類對土壤日益加劇的污染，而其後果，則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波倫教授和麥克尼爾教授不約而同地談到，化肥的發明者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的尷尬一生。此人在一戰時曾為德軍發明毒氣，並親自到戰場上指揮，把毒氣用到了法國士兵身上，他的妻子為此而羞愧自殺。到了二戰，他又為希特勒的猶太集中營發明毒氣室，幫助納粹實施種族屠殺。然而，他本人卻是出生在一個猶太背景家庭，所以到了最後，他還是不得不離開德國，客死他鄉。這個背景使得化肥的功過變得格外詭異。更加詭異的是，根據波倫的敘述，化肥在美國的大量應用也與戰爭有關。二戰後，軍工廠發現用來製造炸藥的硝酸銨有大量剩餘，無法處理。便有農學家建議撒到田裡作肥。於是軍工廠就轉行成了化肥廠。與此同時，原來生產毒氣的軍工廠則轉行去做了殺蟲劑（第41頁）。波倫說：「哈伯的故事正好契合了科學自身的悖論：我們對自然的操控是一把雙刃劍。善與惡竟然來自同一個人，同一種知識」。

Clara Immerwahr(1870 – 1915)，波蘭布雷斯勞（Breslau）大學第一位獲得化學博士學位的女性。1900年與弗里茨·哈伯結婚。被認為對哈伯的合成氨工作有實質性的貢獻，只是身為女性和妻子而不為時人所知。1915年4月22日，哈伯用氯氣對法軍實施了攻擊，5000人死亡，數千人失去作戰能力。這被認為是人類第一場毒氣戰。5月2日夜，在與哈伯激烈爭吵之後，Clara用哈伯的手槍在花園自殺。子彈擊中胸部。第二天一早，哈伯啟程前往東部前線，組織對俄軍的毒氣攻擊。

波倫教授訪問了愛荷華州喬治·奈勒（George Naylor）家的農場，這個農場現在種植的全部都是玉米，其產量核算下來，可以養活129個美國人，然而，卻不能在字面的意義上「

養活」這個農場里生活的四個人，因為喬治家種植的玉米是專門用作牲畜飼料的品種，人不能直接食用。和城裡人一樣，喬治一家的吃穿用都要到超市裡去買。喬治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與土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農民，而是全球化工業文明流水線上的一個環節。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已經脫離了具體的地域，失去了我們生存的根基。這篇文章是我在昆明翠湖之畔的一家咖啡館裡開始的。當我打開筆記本電腦，接通無線互聯網，就如靈魂出竅，與我坐在北京的雕刻時光，或者我伯克利的茶屋，毫無二致。偶爾抬頭看看房間，也看不出來這是昆明，或者雲南。菜單上唯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是，雲南咖啡。所謂地方特色如今也不再屬於那個地方，而是蛻化成一個符號。在稻香園附近的左岸公社裡面，就有聲稱是雲南的米線、陝西的泡饃、四川的豆花。走在街頭，滿眼都是全國一律的高樓，街道，標誌牌。我們不過是工業文明全球化流水線的一個環節。看起來是我們在勞動，是我們在創造財富，其實最終是為了那個流水線的運轉、擴展。當寫字樓里的白領粉領坐在麥當勞之類的快餐店進食的時候，這種象徵的意味更加明顯。麥當勞精準地算出，他們的午餐需要多少熱量，需要多少糖分，然後提供一組組搭配方案，讓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完成午餐，坐上電梯，回到工業文明流水線中的崗位上去。麥當勞，當然也是這個流水線的一部分。看起來是我們在吃東西，其實，我們不過是行走的塑料機器，在運行的間歇加加油而已——的確，我們吃的就是：石油。

2008年3月29日

昆明翠湖之畔

2008年4月13日

2008年4月27日

北京向陽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