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國的哪些方言與官話

說起來也是，要不是當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南方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語？南方從來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從來就是「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說的「化外之語」，不是「外語」是什麼？不過那時「外語」的地位可不像現在這麼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樣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門」不可。相反，它還被看作是野蠻文化的象徵。孟子就說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勞鳥，「鴃舌」也就是說話像鳥叫。可見，把南方方言視為「鳥語」，也是由來已久，少說也有兩三千年歷史了。

那時不但語音不統一，南方一片「鳥語花香」，北方也有「齊東野語」，就連文字也五花八門。用許慎的話說，就是「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統一了文字（書同文），卻統一不了語音（語同音）。反倒是，文字統一以後，溝通的困難少了許多，聽不懂，還可以寫出來看，大家也就懶得再去統一語音，故方言存焉。

秦始皇統一了文字，卻不可能統一語音

所謂「方言」，其實也就是「四方之言」。華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視自己為「中」，視周邊民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為「外」，則「方言」也就是「外語」。後來，天下一統，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邊的「老外」，什麼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稱為「夷人」，老百姓則稱其為鬼子、鬼佬或鬼崽。如此，則外語就該叫「夷語」或「鬼話」。可惜後來大清帝國已不大擺得起譜，條約規定不得稱「夷」——鬼子們在中國混的日子長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麼好字眼，於是改稱「方言」。當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創辦的「方言學堂」（即今武漢大學前身）就是外語學院。這回，東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其實，他們哪裡也配姓趙？

自打「夷語」改稱「方言」，倒是沒聽說鬼子們有什麼意見，實際上他們又上當了。這是「春秋筆法」，他們不懂的。什麼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來，還是低了一等，鬼子們不明不白又吃了一個暗虧。在玩弄詞藻講究名分這方面，他們從來就不是咱們的對手。

張之洞在武昌創辦的「方言學堂」

中央的話語就是官話，也就是國語。官話和國語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過那時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語言。因為那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為天下共主，則相互之間要溝通，要交流，要朝聘會盟，要勾肩搭背各懷鬼胎去打這個打那個，便約定都以周王室的語言為政治外交場合的正式通用語言，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規範。那麼，誰來規範呢？諸侯們是沒有資格的，有資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樣，誰需要把話說得一本正經呢？庶民們是沒有這個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會是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語言，也就是官話。

不過，那時的官話稱作「雅言」，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謂「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華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國（中央之國）。認真說來，這華夏中國的雅言，在當時也不過只是諸國國語中的一種，只因為它為「天下共主」所有，這才成了「國際通用」的官方語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統，沒什麼「國際關係」了，雅言也就作廢，而代之以「官話」。官話就是官場中人說的話。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員都要說這種話，所以叫官話。

日本資料中的漢語方言分布圖

官話之所以叫官話，還因為只有在官員當中，這種民族共同語才推行得開。這也不奇怪，想那時並無廣播電視，一般民眾又都貓在家裡，守著祖上傳下來的那一畝三分地過日子，誰也不輕易往外跑，沒什麼對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鄉里鄉親的，會說土話，就足以打招呼、走親戚、娶媳婦，拿雞蛋換油鹽醬醋的了。要想讓這些普通老百姓都學會「普通話」，不比讓黃河水變清容易多少，也沒這個必要。

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須得在外邊跑來跑去的人。這些人，一是官員，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來不上船，中央政府歷來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員。再說官員不管也不行，官員如果也說方言，皇上問起話來，也如雞同鴨講，那還成何體統？事實上，官場如無共同語，則政情無法通曉，政令也無法通達，那可真是國將不國。比方說，將軍帶兵打仗，問部下前方有沒有敵人，明明有，卻答之以「烏」，將軍以為「無」，豈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禮」，還得「說此話」。清廷更是明文規定：「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做官就更談不上。這下「南蠻鴃舌之人」可就慘了。

他們只好硬著頭皮學官話。中國的中央政權，從來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連續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話基本上就是北方話，甚至是北京話。說吳語、湘語、贛語的還稍好些，閩、粵、客家和北方話的距離相去何止以道里計？結果便難免說得不三不四，南方人聽著像北方話，北方人聽著又像南方話，誰也聽不明白。

難怪俗諺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廣東人說官話確實比較困難，他們的舌頭打不了彎。投資是「投機」，蝦餃是「瞎搞」，「坐在船頭看郊區，越看越美麗」，讓北方人一聽，就是「坐在床頭看嬌妻，越看越美麗」。福建人的官話水平比廣東人高了許多，但還是會把「粉紅鳳凰飛」說成「哄（上聲）紅哄（去聲）黃灰」。因為閩方言中沒有唇齒清擦音f，結果該念f的都念成h。可見南腔北調這說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過來，改調也沒有用。普及官話，並不那麼容易。

誰跟誰學？

一般地說，官話也就是國語，但清朝的情況有些特別。因為清是滿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國語」是滿語，漢語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親帝胄，都要學「國語」；重要公文，也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然而這「國語」仍然未能普及推廣，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滿文化差一點就斷了香火，還得靠錫伯人幫忙續上。

可見語言問題也不單純，它和政治，和經濟，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當年，中華民國國會投票定國語，一些粵籍議員要選廣東話。粵籍議員人數多，當真搞「民主」，沒準會通過，幸虧被「國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勸住了，仍定為北京話。要不然，當官的都得學粵語，小學校也用粵語教學，課本上儘是些諸如「咁」、「叻」、「嘸」、「乜」之類沒幾個人認識的字，國家還不定亂成什麼樣子。

現在怎麼樣呢？沒誰動員，大家都屁顛屁顛地學起來，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單啦，誰不說誰老土。照這樣下去，再過些年，定粵語為國語，說不「哇」的一聲就通過了。這很讓一些人憤憤不平。從古到今，兩千多年了，從來只有普及官話的，哪有普及「商話」的？學什麼粵語嘛！跟傍大款似的。

其實，語言的變遷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哪個地方財大氣粗，大家就跟著學哪個地方的話。粵語成為時尚，只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富了起來，代表著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從廣東登陸，然後再大舉「北伐」。再說香港也說粵語，內地人沒去過香港，以為那裡遍地是黃金，人人是闊佬，會說粵語，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見過世面，不「土」。

中國方言最集中的地區——東南地區

不過，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業餘華僑」，卻是以說上海話為榮、為時尚的。別看現在香港、廣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廣州」，而叫「小上海」。因為上海才是真正的國際化大都會，遠東亞洲新興城市的「一隻鼎」，新生活和現代化的代名詞。那時，做一個上海人是很體面的，會說上海話則幾乎是「高等華人」的標誌。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粵語？土不拉嘰的，算老幾！

可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如今，上海話吃不開了，吃得開的是廣州話或香港話。這可真是誰有錢誰是大爺。

其實，犯不著罵誰是「勢利眼」、「跟屁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語言也一樣。就說上海話，也並非一開始便是「高等華語」，起先也被人看不起過。上海，原本是華亭的一個鎮，所以上海話的方言語音，一度「視華亭為重」。華亭府後來改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從嘉興府獨立出來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華亭縣誌》述及方言時，都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可見，這個時候，上海話的地位還是很低的，誰說上海話誰老土，說嘉興話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興話又不時髦了，時髦的是蘇州話。因為蘇州經濟發達，富甲一方呀！於是，「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沒嘉興什麼事。民國以後，上海經濟比蘇州更發達，上海人比蘇州人更有錢，又沒蘇州什麼事了，倒是寧波話摻和了進來。現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話標誌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寧波話，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稱「伲」或「我伲」的，但寧波人在上海當老闆的多，老闆愛說的話，大家也都樂意仿效。

易中天

比如現在的老闆愛說「埋單」，大家也就不說「結賬」。當年的老闆既然愛說「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說「我伲」，就老土了。再後來，上海大大地發了起來，比寧波還老闆，大伙兒便集體地侵犯寧波人的著作權，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寧波人」。

這就叫「誰財大，誰氣粗」。比方說，蘇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誰又以江北話為時尚呢？沒有。因為蘇北人當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幹活」，也就沒人願意認這門窮親戚。其實，上海的蘇北人那麼多，上海話怎麼能不受蘇北話的影響？只不過除方言學家外，沒多少人注意和承認罷了。就連嘉興話、蘇州話和寧波話，後來也不再是時尚。後來成為時尚的，是由嘉興話、松江話、蘇州話、寧波話、江北話甚至廣東話，以及其他雜七雜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話」，和明清時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話（松江府華亭縣上海鎮的土話）也不一碼事。

方言就是這樣「趨炎附勢」又「隨波逐流」。它總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齊」。向誰靠攏和看齊呢？

向中心城市，向有權有勢的地方。或者說，向在文化上最有號召力和影響力的地方。也許，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麼大地盤和勢力的原因之一。

因為在政治上，北方几乎一直是「大爺」。

選自：微信公眾號書房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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