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理論邏輯的相似性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是現代思想領域中極具影響力的兩大思潮，在現實中也是極富動員力與號召力的兩大意識形態。在當代世界政治中，越來越多的政治現象表明，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有結合起來影響現實政治發展的趨勢。在一些西方國家出現的民粹民族主義，說明兩者在政黨政治與選舉政治中的合流正在成為很多西方民主制度國家重複上演的政治戲劇。針對兩者為何能夠實現所謂的合流，學術界存在著理論特徵分析、政治制度分析與經濟社會分析等多種解釋進路。其中，從理論層面思考兩者的相似特點，進而分析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機理，應當是各種思路的先導之一。

從理論邏輯上分析，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作為兩種不同的政治思潮，兩者之所以能夠合流，必然基於某些共同的或者至少不相抵觸的理論邏輯基礎與理論準則。具體而言，這些理論基礎至少包括：共同的政治價值取向、政治群體意識以及兩者交互作用下的政治行為準則。正因為帶有這些相同或相似的理論基因，兩者在政治動員過程中，才能夠以類似的動員基調與受眾對象成功地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擴大自身的政治影響。

第一，在政治價值觀上，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都更偏重公共政治價值的世俗性。

利益尤其是功利化的利益分配問題，是民粹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共同關心的焦點，這在那些最終與民粹主義合流的當代歐美民族主義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一般認為，政治是一個時代特徵較強的概念。從傳統時代對公共正義、公共之善的追求，到神學時代對上帝意志的把握，古今中外對政治概念的理解都帶有屬於特定時代的標籤。當代學界普遍認同的政治定義「對公共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同樣體現了這個時代的政治家與研究者對政治的看法。包括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在內的政治思潮無一不受到大時代的影響。由於經過啟蒙運動的蕩滌，歐洲宗教意識形態的影響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而逐漸趨弱，而歐洲現代功利主義觀念和理性主義色彩較之其他文明體則變得更為濃厚。脫胎於歐洲政治文明中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同樣體現了這一邏輯。以公共政治的世俗性為自己的訴求點，以利益與利益分配問題為自己的發力點，是民粹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比較一致的選擇。民粹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大都打著維護平民百姓利益或維護民族利益的旗號起家，同時宣稱自己會為了可能會影響到平民或民族利益的政策與其他政治勢力鬥爭到底。如果把選舉中的政治動員視為一種「喚起投票」的行動的話，那麼，當代最有效的喚起方式無疑是訴諸利益。這種動員方式在一個國家經濟衰退或某一階層利益受損時非常有效。反過來講，在那些經濟發展速度尚可、利益分配相對公平、被剝削感較少的群體中，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都不大容易呈現蔓延的趨勢。

以法國和德國為例。這兩個國家同為歐盟核心國家，同樣都受到了難民問題的衝擊，但兩國對難民問題以及民粹民族主義者的態度較為不同，德國左翼力量的社會基礎尤其是年輕階層的社會基礎明顯要比法國左翼強大得多。而根據外媒資料，去年法國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20%以上，而這一數據在德國同齡人中僅為7%左右。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某個群體的經濟利益受損感是民粹民族主義產生的重要土壤。

在全球化浪潮已經席捲世界的當代，存在著類似「民粹主義政治勢力就是反全球化勢力」的認知誤區。闡明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世俗價值取向、尤其是當代歐美民粹民族主義的這種價值本質，了解其世俗化與功利化的特點，了解其會為了利益選擇另一種全球化而非排斥全球化本身這一特徵，可以有助於我們走出這一誤區。

第二，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都有極強的群體邊界意識，但這種邊界劃分卻因時因勢而論。

民粹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各有其強調的群體邊界，即各自支持者的群體劃分標準與代表類型。在民粹主義者那裡，因其主要以平民主義者自居，所以他們的邊界主要是以「平民/精英」劃線。而在民族主義者那裡，因其強調民族的獨特性，所以其邊界主要以民族成分為劃分依據。當然，這些主要是指意識形態上的劃分。在現實中，這些界限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民粹主義者反精英的態度在民主主義者看來無可厚非，但這些政黨或政治力量的領導人卻常常自身就出身於精英階層或者乾脆就是精英群體的典型代表，民主制度自身其實並沒有辦法保證民粹主義者「保衛平民」態度的真實性與一致性。民族主義者以民族劃界，看起來似乎比民粹主義者的邊界確定性更強一些，但是民族大多數時候確實帶有「想像的共同體」的特點，民族的邊界並非民族主義者聲稱的那樣變動不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屬於多民族國家這一事實，也決定了民族主義者大多數時候只將民族性作為動員工具，而在政治活動中，他們會以極大的策略與靈活性來抵消「民族代言人」這一角色帶來的局限。

在政黨政治中，邊界劃分的變動性表現得更為明顯。比較典型的就是當前歐洲的一些民粹民族主義政黨。人們常把大部分帶有反精英主義特點的政黨都看作是民粹主義政黨，但這些民粹主義政黨在某種條件下會自然而然地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融合，一方面彰顯自己政黨的民粹特點、鞏固支持者的政治選票，另一方面在鞏固基本盤的同時擴大同情者範圍。在歐盟數國多年來面臨多元文化挑戰與當前難民衝擊的情況下，民粹主義政黨立即意識到了「民族」這一動員工具的有效性，而民族主義政黨也發現，針對精英政客們的左翼理想主義政策，使自己主動地「民粹化」是一個非常好的競選策略。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合流的表現之一，就是兩者群體邊界的迅速交疊甚至重合。

第三，在上述兩個特徵的影響下，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都賦予集體行動以極強的政治期待。

集體行動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多指眾多個體參加的、自發性較強的、帶有反制度特點的政治行為。與社會運動不同，集體行動並沒有非常具體的反制度目標，但具備同樣的反制度特徵。在對待集體行動的問題上，民粹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都對集體行動寄予了極強的政治期待。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共有的情緒化特點導致的，但情緒化並非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換句話說，民粹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都傾向於利用支持者的情緒挑起對現實制度的不滿，但這種情緒化的動員方式在不同時期也同樣出現在很多類型的政黨行為過程中，不能僅憑這個因素就斷定兩者比其他政黨更加相信集體行動的力量。

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行為邏輯中對集體行動的偏愛，也許更多地源於本文前面談及的兩者共有的兩大相似性。如前所述，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對世俗利益與利益分配的強調，決定了其行為也具有功利性的特點，這種特點決定了民粹運動與民族運動都天然地帶有很強的權利利益訴求，在必要時會以否定既有制度的方式尋求新的權益分配方式。而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對各自群體邊界的強調，又使得其在支持者群體中往往擁有比一般政治群體更高的支持度，因此在進行政治動員時享有更低的動員成本。在這兩個因素的影響下，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對帶有一定反制度特徵的集體行動都自然而然地寄予更多政治期待。用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來講，在行動的成本比其他組織更低的時候，民粹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會傾向於以挑戰既有制度框架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政治收益，這是他們的「理性選擇」。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在合流之後同樣會表現出集體行動的很多特點。從現實中民粹民族主義的諸多表現來看，也的確如此。歐美多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對世界主義的嘲弄、對移民的攻擊和民粹主義者情緒化、極端化的反制度標語，共同組成了西方右翼勢力的一場場鮮活表演。

探究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在理論準則與邏輯基礎上的相似性，不僅是為了在理論層面探討兩者合流的原因與機理，同時也是為了深入理解西方社會乃至世界範圍內民粹民族主義的演變趨勢，發掘其中的深層社會現實影響。從這個角度講，雖然我國並不存在民粹民族主義的典型表現，但我國學者在這一領域仍然有更多可期待的研究空間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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