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銜「山頭」是否存在？一野西北作戰理應照顧

文｜ 紀彭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時，新中國第一次授銜典禮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標誌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實行軍銜制。我們熟知的十大元帥、十位大將就這樣登上了軍人榮譽的巔峰。這些共和國的英雄肩上閃亮著將星，耀眼的光輝展現著中國共產黨20餘年武裝鬥爭的榮耀。60年過去了，在這份榮耀之外，回顧我軍軍銜制度的創立，有助於理解這支革命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道路。

國防大學徐焰少將接受《國家人文歷史》記者採訪時說：「從1927年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未能建立起軍銜制度，這主要有兩個原因。先說客觀原因，我軍長期在山地環境下進行游擊戰，根據地範圍小、戰鬥規模小、兵力也比較少，所以說，指揮員多數相互認識。這就不涉及大規模協同作戰、協同指揮的問題。如果遇到混亂，一般靠相識、相互介紹就能很快恢復指揮系統。更重要的是主觀原因，紅軍時代強調『官兵平等』，這是學蘇聯的一套。十月革命時期，紅軍把軍銜當作是『可恨的階級劃分』！」

徐焰教授告訴《國家人文歷史》：「到了1935年，蘇聯軍隊發現現代軍隊中軍銜有著不可替代的實用價值。於是，蘇聯恢復了軍銜制度。那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還處於艱苦的長征時期，到了陝北，遭到國民黨軍的圍攻，生存都成問題，更談不上搞軍銜了。1949年前，中央軍委兩次啟動討論搞軍銜制度。先是抗戰初期，1938年就醞釀過一次軍銜制度，由於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打的是游擊戰，不具備搞軍銜的條件。後來，到1946年再次動議，但是，面對國民黨軍的大舉進攻，只能先放下。」

如徐焰教授所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不搞軍銜制度，前期是主觀原因為主，後期是客觀原因為主。但是，軍銜在近代化軍隊中的實際作用不容忽視。到了朝鮮戰場，這個問題逐漸暴露出來。指揮志願軍與聯合國軍作戰的彭德懷就深深感到軍銜的作用。實際上，在解放戰爭後期，解放軍開始進行大規模作戰時，以往出現了因軍銜制度缺失造成的指揮體系混亂，通俗講就是「誰官大，聽誰的，誰指揮誰」的問題，當時還能通過「詢問領導和相識的幹部」這樣的「土法」解決。但在朝鮮，志願軍是出國作戰，來源也相對複雜，源自紅軍時期的老部隊有之，自國民黨軍起義、投誠的部隊有之，原來的「土法」顯然不夠用。加上聯合國軍實力強大，志願軍出現了被擊潰或撤退後建制混亂等情況。典型的案例就是兩個部隊的車遇到一起，互不相讓，雙方也不能確定誰的官大，最後是一片混亂。

當記者問起：「1955年朝鮮戰爭已經結束，此時授銜又有何意義？」徐焰教授說：「1955年授銜時，最亟待解決的倒不是指揮系統問題，而是軍事幹部的待遇問題。先有軍銜才好定待遇，在授銜之前的1952年，先搞了幹部評級制度。把大家的待遇定好，算是論功行賞吧！後來的軍銜制度與之相輔相成：元帥是行政三級，享受政治局委員待遇；大將是行政四級，享受副總理待遇，自大將以上可算作黨和國家領導人；上將是行政五級，享受國務院秘書長待遇；中將是行政六級，享受部長待遇，自中將以上都是高級將領，可配備警衛、秘書和保健醫生、廚師、勤務員；少將行政七級，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

徐焰認為：「解放軍的『山頭』，雖不如北洋軍閥和國民黨軍隊那麼根深蒂固，但也真實存在，在經歷了數次分化組合後，關係十分複雜。因此，在評軍銜時，平衡是應有之義。當時就明確強調，一野的幹部要高評，因為一野在西北作戰，解放戰爭時期發展得慢，作戰條件也比較艱苦，所以理應照顧。」

1955年的軍銜制度到1965年就廢除了。徐焰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是50年代末，中蘇關係破裂，中國一方認為蘇聯的軍銜制度是『修正主義』的東西；另一個原因或許更直接——1955年的軍銜制度設計上有缺陷。當時，領導幹部搞終身制，導致了晉陞體系不能正常運轉，以至於這個制度活力不足，許多新的軍官很少晉陞，軍銜制度如『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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