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現代日本研究中心第十二期博士班學員赴日研修報告

現代日本研究中心第十二期博士班學員

赴日研修圓滿結束

作者余雷馮昕瑞

2017年5月8日至5月22日，在研究生院劉明利老師和現代日本研究中心曹寶萍老師的帶領下，北京大學現代日本研究中心第十二期博士班全體同學，在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資助下，赴日本參訪了繁華大都市東京、汽車產業城名古屋、歷史悠久的京都、和地震後面臨災後重建的熊本。在兩學期高密度的講座、課程和研習後，日本班二十名來自北大各院系的在讀博士研究生，從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出發，較為全面地對日本進行了考察、調研和思考。此次赴日參訪學習讓同學們收穫良多。

圖1：北大現代日本研究中心第12期博士生訪日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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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精神：豐田和熊本城

了解其他民族，能夠幫助我們更全面、更辯證地認識自己的民族。在日本看到的「精益精神」，讓一行同學留下尤為深刻的印象。這種精神不僅體現在生產方面，在日本式的創新、管理、服務及日常生活中都有著深入滲透。

在名古屋，同學們參訪了豐田的工廠車間、豐田紀念館和豐田博物館。位於名古屋的豐田博物館記錄著從豐田佐吉研發織布機、豐田喜一郎研發汽車到現代機器人製造的百年豐田歷史。早期的人工操作的織布機比純手工節約了大量時間，但問題表現在：由於無法記錄故障位置，導致產品可能有瑕疵；裝配織布原材料耗時；人的工作效率仍有待提高。這些看似不大的問題，讓豐田佐吉堅持30年時間去不斷發明和改進新的織布機，下一代織布機讓一個工人同時操作20台機器，再下一代讓故障機器自動在原位置報警，接著是改進梭子裝線的方式……最現代的織布機已經能夠全自動完成各種圖案的織繪。在100年前，豐田佐吉用這樣的精益求精、不斷改進的方式完善織布機，可以想像，豐田汽車日後的競爭力有源可尋。

圖2：參觀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

另一個對精益精神感受至深的地方是熊本城。熊本城位於九州島熊本市，是加藤清正修建的防禦城池，至今有400年歷史。去年熊本地震中熊本城出現損壞，為了重建這座城堡，日本工程師把每一塊石頭進行編號，運用電腦技術計算每一塊石頭應該擺放的位置，並試圖完全恢復當初的模樣。據了解，這個恢復過程預計需要20年。日本的這種工匠精神可見一斑。不難猜測，「Made in Japan」的競爭力正是源於此。

圖3：在地震後受損的熊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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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文化，小學教育中的「人與社會」

日本這種令人驚嘆的工匠精神和其對「人與社會」的教育密不可分。我們在日本國會議事堂參觀了政治辦公區域、在東京交易所了解了JPX各大體系的運作，在東京大學和東京站與日本同學就兩國鐵路系統進行交流。而在參觀了東京新宿區的一所普通公立小學後，我們找到了解釋日本精益求精的精神的來源。

小學的教育，培養著一個民族未來的建設者，教育的導向也將決定這些孩子們行為習慣的形成。東京西新宿小學是當地一所普通的公立小學，學校的教學目標是「培養一批30年後能夠過上幸福生活的人」。「社區」與「教師、家長、學生」並列，是小學教育中的重要相關主體。孩子們從小就要學會如何為社區做貢獻，勞動課上的主題活動也包括為社區服務，鄰里關係被當做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學校圖書館的管理員也由社區中的家長輪流擔當。 這種對「人與人」相處的重視，在日常教育的細節中被內化。教室黑板牆上標語寫的不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而是「我對別人說話時，應該進行眼神交流、注意自己的音量、說話清晰有條理、根據聽者而進行調整」，「我在聽別人說話時，應該進行眼神交流，用肢體語言（例如點頭）示意自己在聽、聽別人把話說完、思考對方的話」。各種行為習慣的導向，都是在促進孩子們為別人著想，讓他們形成互相幫助、互相關心的集體主義理念。校長告知，小孩子們還要接受災難教育，日本是一個經常發生自然災害的國家，在災害中必須團結一致、幫助他們，才能夠度過難關。

圖4：參觀東京西新宿小學

正是這種對人與人之間團結關係的強調，讓日本學生從小開始重視別人的感受，幾乎將服務意識根植於日常行為當中。這種意識讓他們在工作和服務中不斷追求改進，讓別人感受真誠和方便才能給自己帶來方便。對凡事注重細節上的改進與企業家的上進心相結合，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精益生產」的精神。而精益生產的背後，可能正是這種對於別人感受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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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不給別人添麻煩

一個社會存在著不同的制度邏輯。改革開放30年來，由於中國對經濟建設的強調，中國社會的主流制度邏輯是經濟導向；而這一次參訪中的一個明顯感受，就是日本社會中的一個主流制度邏輯是社會導向。這種導向影響著企業的行為、政府的執政導向和公共管理機構的服務體系。

日本社會是一個少子化、老齡化的社會，青壯年勞動力並不是非常富裕的資源，與此同時，社會中仍然存在著很多殘障人士，給社會福利部門帶來了壓力。於是，日本企業有僱傭殘障人士的社會義務，若未能完成按比例完成要求，企業就要負擔社會義務費用。我們參訪的大東服務公司就是在僱傭殘障人士方面做到日本領先的企業：每個部門把一些基礎工作交給有適當能力的殘障人士來完成，既保證了殘障人士的福利，又為崗位創造了價值。在交流過程中，總經理告知，僱傭這些殘障人士的成本，事實上低於將這些服務外包給第三方來完成的成本，這種做法不是為了經濟考慮，也不是為了品牌宣傳，而是企業的一種社會責任體現。可見，日本社會的社區導向文化，對企業行為也帶來了影響。

圖5：參觀大東服務公司

參訪的最後一站是熊本市，我們有幸聆聽到熊本知事蒲島郁夫教授的一小時講座。蒲島知事本人從農場廉價工人至哈佛大學博士，61歲時又從學者走向政治家，把理論用於實踐，連續三屆擔任熊本知事。蒲島知事的執政目標不是經濟效益，而是讓人們獲得幸福，能夠帶來幸福的關鍵自變數包括：經濟、自豪感、安全感、希望和熊本熊。在這種理念導向下，知事決策停止了爭論40年之久的水利工程，保護環境；建立熊本的地方特色，提高人們的自豪感；從大幅削減自身工資開始做起，節約政府支出搞地方經濟建設。今天熊本熊在全球受到的歡迎，離不開知事先生的執政方針。

圖6：熊本的蒲島知事為研修師生講座

最後，我們去日本水俁病資料館和熊本地震臨時住宅區、避難小學等地方參觀了日本在環境災害和自然災害後的重建活動。日本四大公害之一，水俁病，爆發在1959年，由於水俁市的工廠將含汞廢水排至大海，當地人吃了有毒的海產品後產生疾病；由於當事工廠的隱瞞和政府執法不嚴等問題，水俁病的病因直到1968年才公佈於眾，造成了當地人極大的身體、精神和經濟損失。當年爆發水俁病的漁村，如今已建成了環境十分優美的公園，並建立資料館向全世界倡導經濟與環境的和諧。這給我們帶來兩個啟發，第一，經濟建設與環境治理之間的矛盾對人們生活影響至深；第二，對環境問題的治理，不僅關乎環境本身，也關乎對受害者精神和心理的照顧。同樣的治理方式在熊本地震的避難小學中也找到一些答案，校長在地震近一年後，讓學生寫開放性作文，通過分析孩子的作文題材，來跟蹤受災孩子們的心理健康狀況。

圖7：與熊本飯野小學師生交流災後重建

北京大學現代日本研究中心，和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為博士生探索學習、深度交流日本問題搭建了有益且頗具影響力的優質平台。為期兩學期的學習和兩周的深度考察，讓來自新聞傳播學院、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院、教育學院、法學院、政府管理學院、國際關係學院、城市與環境學院、社會學系、人口所等各個院系的博士生同學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日本，從而幫助同學們用更全面、更辯證的眼光來認識自己的國家，建設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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