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

米塞斯/著 亦方/譯

來自公號：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評論

譯者說明：本文是米塞斯於1942年4月在《社會哲學與法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7，no. 3 （April 1942）]，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1990年該文被收錄在米塞斯的文集《貨幣、方法與市場過程（Money, Method, and Market Process）》（中文譯本由戴忠玉 劉亞平譯 姚中秋校，於2007年8月出版）。在網上也可找到由彭定鼎翻譯的譯文。重譯此文的目的是為了便於讀者特別是經濟學愛好者更加清晰與準確地把握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方法上的不同，以增強對經濟學之實證主義方法論的鑒別力與免疫力，早日擺脫經濟學之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困惑與迷思。此外，感謝朱海就教授在翻譯過程中所給予的支持與幫助。

一

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礎奠定於十八世紀。在此之前我們所發現的只有歷史學。當然了，歷史學家們的著作充滿了自我標榜為對所有不分時間與環境的人類行動都有效的暗示，即便在沒有明確地提出這樣的一些命題時，他們也必然地是將他們對事實的領悟與他們的解釋建立在這種類型的假設之上的。但是，從未有人嘗試通過專門的分析來澄清這些隱含的假設。

另一方面，人們普遍信奉的是：在人類行動的領域中，除了好與壞的標準之外沒有可用的其他標準。如果一項政策沒有達到它的目的，那麼，它的失敗就會被歸咎於人的道德缺陷或政府的懦弱。只要有好的人和強勢的政府，任何事情都是能夠做到的。

那麼，到了18世紀，迎來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政治經濟學的那些奠基者們發現了在市場運行中的規律性。他們發現：每一種市場狀態都對應著某個價格狀態，並且只要有東西試圖改變它，一種恢復到這種狀態的趨勢就會使其顯現出來。這種洞察開闢了科學的新篇章。人們開始驚奇地意識到人類行動是可以從不同於道德判斷的其他角度來研究的。他們被迫承認一種可以與他們已經熟悉的自然科學領域中的那種規律性相提並論的規律性。

自從坎蒂隆、休謨、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他們那個時代以來，經濟理論取得了持續性的——儘管並不是穩步的——進展。在這一發展的進程中，經濟學已經變得遠不只是一種在立基於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社會框架里有關市場運行的理論。它成為人類行動或人類的選擇與偏好之一般性理論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二

社會認知的那些要素都是抽象的，並不可以還原為任何能夠被感官感知的具體形象。為了使它們更容易想像，人們喜歡求助於比喻性的語言。一段時間以來，生物學的比喻很是流行。有一些著作家過度使用這種比喻而將其推向荒謬的極端。這裡只提到利林費爾德這個名字就足夠了。【注釋1：參見保羅·馮·利林費爾德（Paul von Lilienfeld）的《社會病理學（La Pathologie Sociale）》（巴黎，1896年）】

當今，有關力學的比喻是使用得更多的。其運用的理論基礎可以在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觀點中找到。實證主義輕率地撇開了歷史學與經濟學所講授的所有東西。在它的眼裡，歷史學根本就不是科學；經濟學則是一種特殊的形而上學。實證主義提出要用社會科學來取代這兩者，而這種社會科學則必須是用已在牛頓物理學中得到理想地運用的實驗方法構建起來的。經濟學必須是實驗性的、數學化的和定量的。它的任務是測量，因為科學就是測量。每一個陳述都必須接受事實的驗證。

這種實證主義認識論的每一個命題都是錯誤的。

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不可能被建立在「經驗」——在自然科學使用「經驗」這個詞的意義上——基礎之上。社會經驗是歷史經驗。當然了，每一個經驗都是關於過去的某種東西的經驗。但是，使社會經驗區別於構成自然科學之基礎的那種經驗的是：社會經驗總是關於複雜現象的經驗。自然科學將其所有成功都歸功於它的那種經驗是實驗性的經驗。在實驗中，變化的不同要素都是在隔離狀態下被觀察的。對變化的那些條件的控制提供給實驗者以找出每一種結果之充足原因的手段。不用考慮其中所涉及的哲學問題，他就會持續地積累大量的「事實」。這些事實都是科學家用來構建其理論的「磚瓦材料」。它們被視為是科學家可使用的唯一「原材料」。他的理論一定不能與這些事實相矛盾。它們是終極性的東西。

社會科學不能用實驗方法來研究。它們所研究的經驗是複雜現象的經驗。它們是與聲學處在同樣的位置，要是科學家的「原材料」只是聆聽一首協奏曲或瀑布聲的話。當今的時尚是把統計局稱為實驗室。這是在誤導。統計學所提供的「原材料」是歷史性的，這意味著它們是複雜的力量之結果。社會科學永遠都不會享有觀察只有一種要素變化而其他的條件不變之結果的優勢。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社會科學永遠也不能用經驗來驗證它們的那些陳述。它們要研究的每個事實與每個經驗都可以有多種解釋。當然了，複雜現象的經驗永遠都不可能以實驗證實或證偽的方式來證實或證偽一個陳述。我們沒有任何其含義得到所有人一致評價的歷史經驗。毫無疑問的是：直到現在，只有那些將其社會秩序建立在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基礎上的國家才達到高一點兒的社會福祉與文明之階段。但儘管如此，卻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對那些社會主義理論的一種無可爭辯的反駁。在自然科學的領域裡，也有關於解釋那些複雜事實的不同看法。但在那裡，解釋的自由是受到其不與實驗所驗證的那些令人滿意的陳述相矛盾這個必然要求的限制的。在那些社會事實的解釋中，並不存在這樣的限制。只要我們不受限在一些原則——其邏輯性質我們打算稍後再講——的限定範圍之內，我們就可以做出關於它們的任何斷言。然而，在這裡我們已經不得不提到的是：每一個關於歷史經驗之意義的討論都會在不知不覺中轉入到對這些並沒有任何進一步提及經驗的原則的一種討論。人們也許開始討論的是進口關稅或俄國蘇維埃制度的經驗教訓，但他們將很快地轉入討論區域貿易的一般理論或者同樣的那種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純理論。

做實驗的不可能性同時也意味著測量的不可能性。物理學家要研究數值與數量關係，因為他有權利假設在那些物理性能之間存在某些不變的關係。實驗會提供給他以賦予這些性能的數值。而在人類行為中，沒有這樣的恆定不變的關係，沒有可以用作為測量的標準，也沒有能夠確立這種類型的一致性的實驗。

統計學家在研究價格與供給之間或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那些關係時所確立的東西都只有歷史意義。如果他推算出從1920年到1930年亞特蘭蒂斯島的土豆供給量上升了10%而價格下降8%，那麼，關於土豆供給在另一個國家或者另一個時期所發生的或可能發生的變化，他並沒有說出任何東西。這種對需求彈性的測量不能與物理學家的測量——比如說那些原子之具體的密度或重量——相提並論。當然了，每個人都意識到的是：人們關於土豆以及所有其他商品的行為都是可變的。不同的人會以不同的方式評估同樣的東西，甚至同一個人的估值也會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我們不能把個體用以相同方式做出反應的那些類別來歸類，也不能確定引發相同反應的那些條件。在這些境況下，我們必須意識到的是：一個搞統計分析的經濟學家是史學工作者而不是實驗工作者。統計乃是歷史研究的一種方法。

在每門科學中，導致用方程式的表述的那些考慮都是非數學性質的。方程式的表述是有實際意義的，因為它所涉及的那些恆定不變的關係都是通過實驗方法確立的，還因為在函數中通過代入具體的已知數值推算出那些未知的數值是可能的。由此，這些方程式將成為技術設計的基礎；它們不僅是對理論性分析的完善，而且也是實際工作的起點。但是，在經濟學中，那些數值之間沒有恆定不變的關係，方程式是沒有實際應用的價值的。即使我們能夠解決關於用方程式來表述的所有疑慮，我們也還應當意識到它們是沒有任何實際用途的。

但是，針對經濟問題的數學化處理必須提出的主要反對意見則是出自另一個理由：它確實不能處理有關人類行動的實際運行，而只能處理經濟學家為了工具性的目的所構造的虛擬概念。這就是靜態均衡的概念。

為了把握變化的後果和市場經濟中利潤的性質，經濟學家會構建一個在其中沒有變化的虛擬體系。今天就像是昨天一樣，而明天就像是今天一樣。不存在關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因此活動也就不涉及風險。但是，作為對利益的補償，那些互補性的生產要素之價格總和會恰好等於產品的價格，這也意味著沒有給利潤留下空間。而這個虛擬的概念在現實生活中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它甚至不能自圓其說。在這個虛擬的世界中個體們將不會行動，他們不必去做選擇，他們只是在過無所用心的生活。沒錯，正是因為經濟學不能做實驗，所以經濟學必然會使用這個概念或者一些其他類似的虛擬概念。但是，它的使用應該限制在其被設計所用的那些目的。靜態均衡這個概念的目的是研究成本與價格之間的關係之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利潤之性質。除此之外它是不適用的，把時間耗在它上面是徒勞的。

目前數學在經濟研究領域所能做的全部就是描述靜態均衡。那些方程式與無差異曲線處理的乃是一種虛構的事物狀態，而這種虛構的事物狀態在任何地方都永遠不會存在。它們所提供的是一種關於靜態均衡之定義的數學表達。因為那些使用數學的經濟學家是從「經濟學必須用數學的術語來處理」這個偏見出發的，所以，他們把對靜態均衡的研究看作是經濟學的全部。這個概念的純工具性特徵被這種成見所掩蓋了。

當然了，數學並不能告訴我們關於用什麼途徑才能達到這種靜態均衡的任何東西。對實際狀態與均衡狀態兩者之間差異的數學計算並不能替代邏輯的或非數學的經濟學家們所使用的方法，他們的方法能夠讓我們構想只要數據不發生進一步的變化就必然會導致均衡的那些人類行動之性質。

專註靜態均衡是誤導性的，迴避了對那些重大經濟問題的研究。儘管這種均衡概念的實用價值不應被低估，但它對一個問題的解決而言只是一種工具。在任何情況下，對靜態均衡的數學闡釋都不過是經濟學中的小把戲。

曲線的運用也類似於這種情況。我們可以把商品的價格描述為兩條曲線——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交叉點。但我們必須意識到的是：我們對這些曲線的形狀一無所知。我們後驗地知道價格，即我們假定它們就是那些交叉點，但我們無論是在事前還是在事後都不知道曲線的形狀。因此，曲線的表現形式不過是用圖形來表示理論以便人們更容易理解的一種說教手段。

使用數學的經濟學家會傾向於把價格視為是對價值的測量或視為是等同於商品。對此，我們必須要說的是：價格並不是用貨幣來測量的，相反，價格是用於交換商品的貨幣的數量。價格並不等同於商品。只有當買者對商品的價值評估高於價格而賣者對其價值評估低於價格時，購買行為才會發生。沒有人有權利不顧這一事實和在存在價值評估差異的地方假設價值相等。當雙方的任何一方把價格視為是與商品等同時，沒有交易會發生。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每筆交易都是雙方的一次「討價還價」。

物理學家都是從外部來思考他們的研究對象。他們不了解在一塊落下的石頭的內部——即在它的「靈魂」中——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但是，他們有機會在實驗中觀察石頭的下落並進而發現他們所稱的落體定律。從這種實驗性知識的那些結果開始，他們構建起他們的那些從特殊到更一般、從具體到更抽象的理論。

經濟學探討的是人類行動，而不像人們有時候說的那樣是探討那些商品、那些經濟數量或那些價格。我們並沒有用人類行動做實驗的能力。但是，我們自己就是人類，我們有什麼會在那些行動的人之間發生的知識。對於行動的人賦予其行動的意義，我們是知道一些的。我們知道為什麼人們都希望改變他們的生活狀況。我們知道不安乃是他們所帶來的那些變化之終極性的誘因。一個完全滿意的人或者一個雖然不滿意但並沒有找到任何改進手段的人根本就不會行動。

因此，經濟學家——正如凱爾恩斯所說——在他的研究伊始就已經掌握了關於構成其研究主題的那些現象的終極性原理，而人類對那些終極性的物理原理則沒有任何的直接知識。這就是社會科學（道德科學或人文科學[moral sciences]，德語為Geisteswissenschaften）與自然科學的根本差異。使得自然科學成為可能的是做實驗的能力，而使得社會科學成為可能的是掌握或領悟人類行動之意義的能力。

我們必須區分對人類行動之意義的這種領悟的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我們構想和我們理解。

我們構想一個行動的意義，即是說，我們會把一個行動處理成這樣。我們在行動中會看到通過手段的運用達到一個目標的努力。在構想一個行動的意義時，我們會把它看作為達到某個目標的一種有目的努力，但是，我們並不關注所提出的目的與所使用的手段的性質。嚴格說來，我們構想行動實際上是構想它的那些邏輯的（行動學的）性質與範疇。在這種構想中，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通過演繹分析來發現蘊含在行動之基本原則中的所有東西和將其運用於不同種類的那些能夠想得到的情況。這種研究是人類行動的理論性科學（行動學）特別是其迄今為止最為成熟的分支——經濟學（經濟理論）——的主題。

因此，經濟學並不是基於經驗或者從經驗中推導（抽象）出來的。它是一個演繹體系，開始於對人類之理性與行為的那些原則的洞察。事實上，我們在人類行動領域的所有經驗都是基於與受限於我們在心中有這種洞察這一前提條件的。若沒有這種先驗的知識和源自於它的那些定理，我們根本就不可能意識到在人類活動中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關於人類活動與社會生活的經驗都是建立在行動學與經濟學的理論之上的。

意識到這樣的一個事實是重要的：這種程序與方法並不只是為科學研究所特有的，也是對那些社會事實的通常理解模式。這些先驗的原則和從中得出的推論不僅為專業的經濟學家所使用，而且也為處理經濟事實或經濟問題的每一個人所使用。非專業人士處理事情的方式與科學家處理事情的方式並無顯著的不同；只是他有時會少一些批判性和在考察其演繹推理的鏈條中的每個步驟時會不夠仔細，進而有時會更容易犯錯誤。人們只需要觀察對當前那些經濟問題的任何討論就會意識到：這種討論的進程很快地就轉向對經驗沒有任何涉及的一些抽象原則的探討。例如，如果沒有退回到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者的一般性原則，你就沒法討論蘇維埃制度。如果沒有退回到有關工資、利潤、利息與價格的理論——這意味著市場社會的一般性理論——你就沒法討論工資和計時工作法案。「純粹的事實」——讓我們撇開「是否存在這樣的事情」這個有關認識論的問題——並不會排除各種不同的解釋。這些解釋都需要通過理論上的洞察來闡明。

經濟學不僅不是來源於經驗，甚至也不可能通過求助於經驗來證實它的那些定理。我們必須再次強調，每一個關於複雜現象的經驗都可以而且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的。同樣的一些事實，同樣的統計數字會被認為是對相互矛盾的理論的證實。

對比社會科學處理經驗的技術與自然科學處理經驗的技術是有益的。我們有很多這樣的經濟學著作：它們在提出了某種理論之後，都會在其附錄一些章節中嘗試通過求助於事實來驗證這個理論。這並不是自然科學家會採取的方法。自然科學家會從由實驗所確定的那些事實開始和用它們來構建他的理論。如果他的理論得出某個推論，而這個推論將預測出一種尚未在實驗中發現的事態，那麼，他就會闡述究竟那種實驗對於他的理論將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實驗的結果與預測相符，那麼，理論似乎就被證實了。這就是自然科學所採取的方法從根本上明顯不同於社會科學所採取的方法的地方。

為了使經濟理論面對現實，我們不應當試圖通過對事實——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解釋過的——的膚淺解釋來證明我們的理論。這種靠不住的程序並不是理性的討論可以在其中出現的方法。我們必須這樣做：我們一定要問問關於我們在推理中所隱含的行動之特殊條件是否與我們在仔細考慮中所發現的關於現實之片斷的那些條件相一致。貨幣理論（更確切地說是間接交換理論）是否正確並不涉及所考察的現實經濟制度是採取間接交換還是僅僅採取以物易物這個問題。

在這些理論性的先驗考慮中所使用的方法是一種關於推斷性構想的方法。經濟學家——以及非專業人士在其經濟推理中也是如此——構建一個關於並不存在的事物狀態之形象。這種構想的原材料來自於對人類行動之狀況的洞察。這些推斷性構想所描述的那種事態是否與現實相一致或者能夠與現實相一致，對於它們的工具性效能來說是無關緊要的。甚至那些絕對不可能的構想也能夠由於給我們以設想是什麼東西使它們無法實現和它們在哪些方面不同於現實的機會而提供有價值的幫助。就經濟推理而言，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推斷性構想是不可或缺的，而這與這種社會是否能夠實現的問題無關。

最廣為人知和最頻繁使用的推斷性構想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關於靜態均衡狀態的構想。我們完全意識到這種狀態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但是，如果不考慮一個沒有變化的世界，我們就不可能研究那些變化的種種含義。任何一位現代經濟學家都不會否認的是：這個推理性概念的應用在闡明企業家的利潤與虧損之特徵以及成本與價格的關係中已經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幫助。

我們所有的經濟推理都會運用這些推斷性概念。確實，該方法有它的危險；它很容易使自身出錯。但是，我們必須要用它，因為它是唯一可利用的方法。當然了，我們在用它時必須非常小心。

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從那些先驗的原則開始的一個純粹的邏輯推理如何能夠告訴我們關於現實的一些東西？對此，我們只能這樣來回答：人類思想與人類行動兩者有著同樣的根源，它們兩者都是人心的產物。因此，從我們的先驗推理中得出的那些正確結論不僅在邏輯上是無可辯駁的，同時也以其提供的那種絕對的確定性適用於現實，只要相關的那些假設是在現實中存在的。拒絕一個經濟學的結論的唯一方式是證明其中含有邏輯上的錯誤。至於所得到的那些結論是否適用於現實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同樣，這一點只能通過證明所涉及的那些假設在我們想要解釋的現實中有還是沒有對應物來決定。

因此，歷史經驗——在其都是過去的某種東西之經驗的意義上，每一個經濟經驗都是歷史性的——與經濟理論兩者之間的關係不同於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樣。經濟理論並不是來自於經驗。相反，對於掌握經濟史來說，它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經濟史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經濟理論的那些教義。相反，正是經濟理論使我們有可能構想有關過去的那些經濟事實。

但是，為了在人類行動的世界中找准我們自身的定位，我們需要做的並不只是構想人類行動的意義。行動的人與純觀察的歷史學家不僅要像經濟理論所做的那樣構想行動的那些範疇，而且他們還要理解（英文為understand，德語為verstehen）人類選擇的意義。

這種對行動之意義的理解是歷史研究的一種特殊方法。一位歷史學家不得不儘可能地通過運用由人類行動的理論性科學——行動學及其迄今為止最為發達的部分即經濟學——和自然科學兩者所提供的一切手段來確認事實。但這還不夠，他還必須走得更遠。他還必須研究所考察的歷史事件所獨有的那些條件。個性是難以言說的。個性對於歷史學家而言是給定的，它確實是不能被詳盡解釋的，也不能被追溯到其他的獨立存在物。在這種意義上，個性是非理性的。那些歷史學科所使用的特殊理解的目的是通過一個心理過程來把握個性的意義。它將確定這樣的一個事實：我們面對的是個體。它要弄清行動著的個體們的那些價值評估、目的、理論、信念與錯誤——簡言之，他們的全部哲學——以及他們用來設想其必須行動的那些條件所使用的方法。它將使我們進入到行動的環境之中。當然了，這種特殊理解並不能與詮釋者的哲學隔離開來。在自然科學中和在邏輯學與行動學的先驗性科學中所能夠達到的那種科學客觀性的程度，永遠都不可能被特殊理解領域中的道德科學或歷史科學所達到。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理解。歷史可以用不同的觀點來寫。歷史學家們可以對能夠以理性的方式確立的每一件事都達成一致，然而他們的那些解釋則會存在非常大的意見分歧。因此，歷史總是會被重寫。那些新的哲學要求對過去做出一種新的闡述。

歷史科學中的特殊理解並不是一種純粹理性的行動。它是一種認知：即理性已經耗盡了它的全部資源，我們除了可以給出某種非理性的解釋之外什麼也做不了，而這種解釋也是無法對其進行詳盡與獨特的描述的。這些就是理解所必須完成的任務。儘管如此，它是一種邏輯工具，並且應當被這樣使用。它永遠都不應當被濫用於向歷史研究「走私」蒙昧主義、神秘主義以及類似元素的目的。它並不是胡言亂語的護身符。

強調這一點是必要的，因為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求助於一種被錯誤地解釋的「理解」，會為某種類型的歷史主義的濫用提供正當性。邏輯學與行動學的推理和自然科學的推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理解所否定。然而，無論歷史資料的來源所提供的證據是多麼強大，也無論一個事實在與它同時代的理論之觀點看來是多麼合乎情理，只要它不符合我們的基本原理，我們就不能接受它。女巫的存在與巫術的實踐都充分地被法律訴訟所證實了，但我們不會接受它。許多法庭的判決都會把這樣的主張記錄在案：人們會通過破壞收支平衡來使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但我們並不相信這樣的行動有這樣的效果。

再現過去不是歷史學的任務。這樣做的嘗試將是徒勞的，也是靠人類的力量所不可能做到的。歷史學是用概念來描述過去。歷史研究特有的那些概念都是類型概念(type concepts)。歷史方法的這些類型只有通過特殊理解的運用才能建立起來，它們也只有在使其得以存在的那個理解之框架內才是有意義的。因此，並不是每一個在邏輯上有效的類型-概念都能被認為是為了理解的目的才有用的。如果在一個歸類中組合起來的所有元素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麼，這個歸類在邏輯意義上就是有效的。類別實際上並不存在，它們永遠是人心的產物，人心在觀察時發現事物的相似性與差異性。至於一個在邏輯上是有效的並且是基於充分考慮的歸類是否能夠用於對給定「數據」的闡釋，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例如，毫無疑問的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類型或類別——它不僅包括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而且也包括德國的納粹主義、西班牙佛朗哥將軍的體制、匈牙利霍爾蒂海軍上將的體制，以及一些其他體制——能夠以一種邏輯上有效的方式構建起來，它也能夠同一種稱作為「布爾什維主義」的類型相對照，「布爾什維主義」包括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匈牙利貝拉·坤的體制，以及慕尼黑短暫的蘇維埃時期的體制。但是，這種歸類和從中產生的推斷——它表明過去二十年的世界被劃分為法西斯主義者與布爾什維克兩個部分——是否是理解當今政治狀況的正確方式，則是值得商榷的。你能夠通過用其他類型而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方式來理解這個歷史階段。你可以區分為民主主義與極權主義，然後讓民主主義的類型包括西方資本主義體制，而讓極權主義的類型既包括布爾什維主義也包括其他所謂法西斯主義的歸類。你是採用第一種分類還是第二種分類取決於你用以看待事物的整體模式。理解將決定所採用的分類法，而不是分類法決定理解。

歷史科學或道德科學的那些類型-概念不是統計學上的平均數。大部分用於分類的那些特徵都是不能被賦予數值的，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表明用統計上的平均數來構造它們是不可能的。這些類型-概念（在德語中人們使用理想類型這個術語，為的是將它們同其他科學的類型-概念特別是生物學的類型-概念區別開來）不應該同用於構想人類行動的那些範疇的行動學概念混淆起來。例如：「企業家」這個概念在經濟理論中是用來表示一種特殊的功能，即它是給不確定的未來準備的。在這方面，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應當被認為是一位企業家。當然了，在經濟理論中的這種歸類的任務不是區分人，而是區分功能和解釋利潤或虧損的來源。在這種意義上，企業家是導致利潤或虧損的功能的人格化。在經濟史中以及在探討當前的經濟問題時，「企業家」這個術語表示的是這樣的一類人：他們從事的是工商業，但他們也許在很多其他方面都迥然不同，甚至「企業家」這個通用的術語似乎是毫無意義的和只被用於一種特殊資格的認定，例如大型（中型、小型）企業、「華爾街」、軍火企業、德國企業，等等。在歷史學與政治學中使用的「企業家」類型永遠不可能有行動學概念的「企業家」所具有的那種概念上的準確性。在生活中你永遠不會遇到這樣的人：他們僅僅是一種功能的人格化。（注釋2：出於完整性的考慮，我們必須提及的是：企業家這個術語在法律上還有第三種用法，應當將其同上述兩種用法仔細地區別開來。）

以上論述證實了這樣的結論：在社會科學的方法與自然科學的方法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社會科學將其進步歸功於它們的那些特殊方法的運用，並且必須沿著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質所需要的路線繼續前進。它們沒有必要採用自然科學的那些方法。

把數學的運用推薦給社會科學和相信社會科學能夠以這種方式變得更加「精確」，這是一種謬誤。數學的應用並沒有使物理學變得更加精確或更加確定。讓我們來引述愛因斯坦的話：「就數學命題而言，只要它們涉及到現實，則它們就不是確定的；而只要它們是確定的，它們就不會涉及到現實。」與之相比，行動學的那些命題則是不同的。當涉及到人類行動的現實時，這些行動學的命題全都是有其精確性與確定性的。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基於這樣的一個事實：兩者——人類行動科學與人類行動本身——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人類的理性。假設定量方法能夠使它們變得更加精確將是一個錯誤。每一個數值表達都是不精確的，因為人類的測量能力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至於其他要說的東西，我們已經在前面闡述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定量表達之純歷史性質時就說過了。

那些改革者——他們希望通過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改進社會科學——有時候會試圖通過指出社會科學的落後狀態來為他們的努力之正當性辯護。沒有人會否認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都還遠遠不是完美的。每一位經濟學家都知道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但是，有兩點應當牢記在心。首先，目前的社會與經濟狀況之令人不滿意的狀態與經濟理論的所謂缺陷是毫無關係的。如果人們並不把經濟學的那些教義用作他們制定政策的指導，那麼，他們就不能把他們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經濟學這門學科。第二，如果某一天有必要從根本上改革經濟理論，那麼，這種變革在方向上也不會沿著目前的批評者們所建議的路線推進。這些反對意見都被永遠地徹底駁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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