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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06-18

西安的公共話語，從未像今天這樣活躍。

當人們已經習慣於一個活躍的政府、習慣於對公共政策評頭品足時，他們忘了，短短一年前，這裡還是號稱中國最「悶」的城市，他們的生活，需要靠足球這種蘸滿了荷爾蒙體味的玩具來加持，他們的理想，需要在「賊賊賊」的集體非理性中釋放。

你是誰？你從哪裡來？將向何處去？

慣於宏大敘事的西安人有十萬個理由瞧不起煙頭落地這樣的碎碎念，「誰會在乎地上有幾個煙頭？地上有多厚的土？反正我對這些小事是不會關心的……」

說的好。但不巧的是，我關心。

｜美麗西安｜

親人眼裡出西施，你爸永遠覺得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當然，你老公未必覺得，你老公覺得世界上除了你都是美女。西安是你家，正所謂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自古是然，歷史文化名城更當如此。

記得十八年前，當我第一次踏上這座神秘的西部都會之時，最過驚訝的就是滿街整齊的商鋪、乾淨的道路，大約在中國人的基因里，都有一種對於秩序的病態追求，當大部分城市都在環道與斜巷中自生自滅時，九宮棋局、象天法地，成為西安這座城市在庸庸眾生中的獨立之品格、高貴之精神。

我愛這座城市，因為她整齊、潔凈，春日裡從北方大漠刮來的風暴捲來的土，竟也像清潔工橫帚下的鋸末兒一樣，掃一掃就更乾淨了，留不下煙火的污跡、人世的黏稠。

但她也是不幹凈的，尤其出了「城」。在西安，「城」是有特殊指向的，它指的不是這個幕天席地漫漫無邊的都市，它是那座久久為功而保留、接續起來的明清老城，出城，也就是出了這座老城，出了東西南北18個城門。

不知道中國還有幾座如此執著的城市，五千年不改「城」的初心，有牆為城，集貨為市。這裡的祖先太過機智，他們曾處在文明金字塔的最頂端，以至於其後代只能長期落魄的活在他們的陰影之下，鬱郁不得、惶惶不安。

西安從不乏十年、二十年容顏不變的去處，例如永寧門外的那一片工地、小寨十字的那一頂天空、西關正街的那一撮馬路、朝陽門外的那一列樓房。我們懷舊，但更懷恨，為什麼西三角數我們最差？為什麼修條馬路如此費時？為什麼我們如此深愛著足球但卻沒有一隻有名的球隊？為什麼我們培育的人才都到深圳那嘎達飛黃騰達？

我們向世界問了太多的為什麼，我們覺得自己是無數的中心、起點、脈，我們認為他人像強盜、流氓、無產者一樣搶走了歷史和文化——「什麼？它說它是絲綢之路起點？它說它挖出了墓？我呸！」

｜西安球迷｜

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沒有人可以壟斷，更無法申請專利。當年第一個發明了數學的人，不也公開了自己的知識，從此讓人類邁入了通往天堂的道路？號稱自己對文化擁有主權的人，一定不是個文化人。何況，我們何時尊崇了文化，又何時尊崇了文人，我們到底幹了幾件跟文化有關係的事兒，又到底為文化安排了多少財政資金？

文化不是文化地產，不是文化遺存，不是文化典籍，不是文而不化。它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正面力量，是解放人心的春風化雨，它不排斥任何新鮮的血液，也從不宣誓自己的地盤與領地，它就是我們的生活，是咖啡館裡自由的空氣。

陝西日常里的文化，則是一具殭屍，一個夢幻泡影。說咱是「文化大省」的人，不見得真正懂得了文化。

舉世之事，不破不立。沒有對臍帶的切割、對爹地的掙脫，怎能擁抱屬於自己的新生活？在悠悠時光里，歷史自信變成了歷史自大，進而成為歷史自卑，歷史，這個陝西人最資驕傲的家底，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創傷性記憶，在諸多現實行為中溶解發作，製造出一輪又一輪不合時宜的集體事件，並構成我們塌陷式的當代生活。

西安需要一場文化上的改良，或更直白一點，革命。

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政治不僅是經濟的催化劑，有時候也可以是文化的清道夫。隨著「異鄉人」的頻繁登陸，堅不可摧的傳統價值基底正在被瓦解、動搖，當然，我更願意看到它的崩潰，一個新西安正在朝我們走來。

｜大華1935｜

最近兩年，陝西的官員都熟讀兩個詞：城牆思維、秦嶺之巔，這是兩個極為形象的隱喻，出自省委書記之口。跳出城牆思維，就是要推倒那堵無形的牆，解放思想；站在秦嶺之巔，就是要胸懷大格局，與時俱進。

如果說這兩句話正在重組陝西人的世界觀，那接下來從浙江而來的王永康，則為我們找到了方法論——以煙頭、廁所、行政效能為代表的「三大革命」打響了這一系列策略的第一槍。

有人不明白為什麼街上應該沒有煙頭？沒有煙頭對我有啥好處？我們為什麼要把所有煙頭都撿光光？這裡咱不說那些文明不文明的大道理，我只舉一個比我們看似更西部、更落後的小城——敦煌。朋友，如果你去過敦煌，一定會被這座沙漠中的城市的乾淨程度所震驚吧，更為震驚的，還有它的居民素質，但凡走在街上扔垃圾的一定是外地遊客，而此時多半又會有一個年邁者跟上來把我們隨手扔掉的煙頭、碎屑投進附近的垃圾箱。敦煌人一開始搞衛生城市的時候，一定也擁有和我們一樣的問號，為什麼？

不為什麼，野蠻人一旦過上了文明人的生活，他便一時一刻都離不開了。

之所以還有人質疑煙頭的數量，是因為我們的城市還不夠乾淨，我們乾淨的時間還太短。

煙頭、廁所，雖然市委書記王永康把它們叫做「革命」，但其實在城市文明發達的東南部甚至中部城市，這都是城市建設的標準化舉動，而在各種城市標準化建設中，煙頭、廁所、綠化率、公園體量、交通規則遵守情況等都早已成為了量化後的數字，毋庸討論、但做即可。

行政效能革命，王永康為它取了更加形象的定義——「五星級」、「店小二」。看過王永康講話的人都會發現，這位外形中庸的中年人，在遣詞用句上卻極為簡練、通俗、清新，最近，他向全體幹部印發了毛澤東同志的老三篇《愚公移山》。很顯然，他在倡導一種清新樸實、與時代和群眾緊密貼合的政府文風，而和煙頭、廁所這樣不起眼的小事一樣，理工科出身的王永康，似乎更願意從實踐行為的末端入手，由小及大、由近致遠，以愚公移山、城門立木的邏輯去撼動沉痾枯木、改造大歷史。

｜敦煌｜

「60後」王永康最推崇的管理學大師是日本的稻盛和夫，京瓷株式會社創始人。稻盛和夫最著名的理論是「人生工作的結果= 能力×熱情×思維方式」的恆等式，他堅信個人奮鬥的力量，不用聰明人、不用一流大學畢業的學生、更不用有資深背景的人，在他看來，「這些通常讓人們引以為傲的東西，恰恰是專註做事的障礙」，「如果不能調動全身的感覺和能量潛身於細節之中，就不會有持久的熱情和到位的思維」。

我們不得而知，30後的稻盛和夫是從何時何地開始影響到這位日後在西北官場註定要展開一場「思維革命」的中國官員的，但從上述理論中，我們可以肯定的發現，王永康的處世為官理念深深的受到了他的影響，他們這些堅韌而樂觀的實踐家，畢其一生投入在一個又一個具象的細節中，樂此不疲、深味其甘。

稻盛和夫還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就是把人分為「自燃性的人」、「可燃性的人」和「不燃性的人」三類。所謂自燃性的人，是指最先對事物開始採取行動、並將其活力和能量分給周圍人的人；可燃性的人，是指受到自燃性的人或其他已活躍起來的人的影響而能夠活躍起來的人；不燃性的人，是指即使從周圍受到影響，但也不為所動，反而打擊周圍人熱情或意願的人。

從目前的角度來看，王永康顯然屬於第一類，他是西安這座城市裡目前最大的活力因子，當然，他的身份和屬性，也在將能量和活力分享給無數人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壓力和危機，甚至是難渡之劫。

在這裡，我只能以一個同行者的身份，向這些人表達一些想法，那就是在各類各樣的改革中，畢竟有一些人揚起，一些人降落，這就是時代的潮湧，我們只不過是其中的微塵、浪花，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如果這湧起的洪波能夠讓親愛的船隊遠航、抵達彼岸，而在這一路征途中又有無數個我們揚起、降落，那今天的沉浮又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