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胡同，左岸咖啡，和我們終將失去的海明威

這是漫步學派第十篇原創文章。

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

跟咖啡館的數量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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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的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在方家胡同的一個咖啡館談事兒。那天預報說有雨，可是陽光一直很好，照在咖啡館裡暖洋洋地很舒服。早下午的時間，屋子裡已經坐了很多人，有喝咖啡聊天的，也有戴著耳機在電腦上寫東西的。洋妞很多，有幾個還相當漂亮。

我們都喜歡方家胡同。

在北京要想找個有文化的地方不容易。三里屯自帶一種假臉妹子的外圍氣質。鼓樓大街充斥著假裝北京本地人的外國混子。五道營窄窄的過道上，擠滿了背著雙肩包，拿著單反相機的小資青年。798就不用說了，他們在一個廢舊工廠成功地山寨出了一個廢舊工廠的效果，然後把這個叫藝術。

幸虧還有方家胡同。

這條東西走向的小巷子，歷史可以追溯到元大都時代。但其實從未被認為跟文化有什麼特殊關係。直到03年前後，「藝巷」潮流的勃興，才給這裡帶來豐富的異質元素。胡同里時尚小店星羅棋布，800米長的胡同里藏著近60家商戶。從這些小店的名字就可以看出這裡的雅痞調性：Cooper Looper古董店、Tuk Tuk簡餐、雙城咖啡酒吧、如故照相館、RAMO、MIMI E Coco、源和日料、芳野咖啡、平湖居披薩，以及在46號院里的北平機器。在這家酒吧，我第一次釀製了淡色艾爾啤酒。

夏天的時候，我們會在46號院的「猜火車」喝咖啡，會去院子里的小劇場看朋友新排的話劇，會去47號的熱力貓俱樂部看樂隊的現場演出。還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個媒體界名人在這裡舉辦的婚禮，主題是：在不靠譜的道路上狼狽為奸五十年不動搖。

為什麼全北京的人到了方家胡同，就變得很文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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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為胡同本身自帶文藝氣質，其實不然。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候，胡同只不過是人們居住的場所而已。胡同的歷史，不過是住宅主人變更的歷史。

比如方家胡同，得名於明嘉靖朝之前的某個方姓大戶。清朝時這裡是乾隆第三子永璋的貝勒府，也駐紮過火器營的馬隊。到了民國，剛從師範畢業的老舍在胡同小學做過校長。解放後，方家胡同被改名叫紅日北路七條，46號院的主人成了中國機床廠。

胡同的妙處在於靜。汪曾祺先生說：「胡同是貫通大街的網路。它距離鬧市很近，打個醬油，約二斤雞蛋什麼的，很方便，但又似很遠。這裡沒有車水馬龍，總是安安靜靜的。」

然而，這種靜的背後是一種極度缺乏社交的文化。誠如汪曾祺先生所說：「胡同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 「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獨門獨院」。北京人也很講究「處街坊」。誰家有點事，婚喪嫁娶，都得「隨」一點「份子」，不這樣就不合「禮數」。但是平常日子，過往不多，「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胡同的變化，來源於封閉文化的開放。其秘密就是在向來獨門獨院的格局中，生長出一系列公共空間。當然，不難理解，這裡不包括那些可以跳廣場舞的籃球場。

所謂的文藝范，產生自那些適合獨處的公共空間，比如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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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像巴黎有這麼多咖啡館，當然也沒有哪個城市比巴黎更有文藝范。

那些星羅棋布散落在每一個街角的咖啡館，是巴黎人心靈的寄託。他們在這裡會朋友，吃東西，看報紙，寫小說，談戀愛，看風景，或者乾脆就是坐著發獃。至於咖啡如何，誰在乎呢？「到咖啡館可不是為了喝咖啡的」，人們這麼說。

巴黎人和咖啡館的緣分開始於1672年。在啟蒙時代，伏爾泰就是咖啡館的常客。1870年已後，後期印象派畫家的馬奈，德加，梵高，和塞尚把這裡作為大本營。

二十世紀的初葉是巴黎的咖啡館的黃金時代，世界上最出色的藝術家和思想家薈萃於此：王爾德，德彪西，畢加索，達利，喬伊斯，菲茲傑拉德，海明威，薩特，波伏娃。菲茲傑拉德說：「在巴黎的美國人是最好的美國人」。而定義了「迷惘的一代」的斯坦因則說：「我的祖國是美國，但我的故鄉是巴黎」。

因為美國沒有這種咖啡館文化，所以美國就沒有這種文藝范。

戰後的巴黎咖啡館依舊是星光熠熠。事實上，在那裡，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明星。正如大導演讓·考克托所說：「在巴黎，人人都想成為演員，誰也不想做旁觀者」。

在今天，雖然遊客佔據了很多知名的咖啡館，巴黎人並沒有放棄自己的陣地。畢竟他們有一萬多家咖啡館可以選擇。一位作家這樣描述典型的咖啡館場景：「一位大約八十上下的優雅老婦人，戴著絲絨圍巾和珍珠項鏈，塗著鮮艷的口紅，氣質高貴。旁邊坐著一個五十左右的男子，手裡拿著摩托車的頭盔，和一個黑色皮革公文包，像是一位商人。他們熱烈地談論二戰，和現在的社會問題。很顯然，他們之前並不認識。不過當他們說再見的時候，他們彷彿已經認識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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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去過巴黎的人都會去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那曾經是名人最愛去的地方：薩特，波伏娃，加繆，以及徐志摩。你無法錯過她，因為她就在最繁華的聖日耳曼大街上，邊上就是左岸最奢侈的時尚購物區，和巴黎人買奢侈品的百貨公司(la bon marche)。「我們才不去老佛爺呢，那是給外地人的」。你可以想像巴黎人仰著鼻子這麼說。

不是每個人都會去丁香園咖啡館(La Closerie des Lilas)。但是我想去。那是屬於海明威的回憶。他在這裡寫下了《太陽照常升起》。

他在這麼昏暗的屋裡寫作嗎？

還是在陽光明媚的院子里？

多年以後，海明威在《巴黎，一個流動的聖節》中描述他在巴黎的生活。「在巴黎如果吃不飽你會感到尤為飢餓。。當你放棄了新聞寫作，並且寫不出在美國有人買的作品，還要向家人謊稱要和別人在外面共進午餐時，那麼最好的去處就是盧森堡公園。。在那兒你總能走進盧森堡博物館。當你肚子空空，飢腸轆轆，所有的畫都會變得更敏銳清晰，更加賞心悅目」。

海明威並沒有被生活的窘迫所壓倒，他在咖啡館總能找到靈感。「一個女孩走進咖啡館，獨自坐在一個靠窗的桌邊。她非常漂亮，一張清新的臉就像新鑄造的錢幣。。我看著她，她打斷了我的思路，讓我心潮澎湃。我希望能把她寫入故事，或者別的什麼作品。。我見到你了，美麗的女孩！我想不管你在等誰，即使我再也見不到你，此刻你就屬於我。你屬於我，整個巴黎屬於我，而我屬於這個筆記本和這支鉛筆」。

阿娜伊斯·寧說：「巴黎像私密的房間」。在這個房間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找到了最自然的形式。而這，才是文藝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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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篇紀念方家胡同，左岸咖啡，以及我們終將失去的海明威。

歡迎來到漫步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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