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滅蜀，入川北路遠征軍奸淫擄掠，無惡不作

（圖）宋太祖趙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字元朗，小名香孩兒、趙九重，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區）人，生於洛陽夾馬營（今河南洛陽瀍河區東關）。

唐末五代之時，軍隊每每佔領一個城市，將士們必例行搶劫，稱為「夯市」。宋太祖發動兵變建宋時，嚴禁軍隊搶劫百姓，以爭取首都開封的民心，但五代以來舊習並非一道命令所能杜絕，在宋初統一戰爭中及以後相當長時期內搶劫行為仍不斷發生。司馬光 《涑水記聞》卷一載：「太祖 曰：『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庫。』」即指此。

然而，「賊過如梳，兵過如篦」，兩軍對壘，士兵鏖戰，命還不知能不能保住，於是，搶劫起來是那麼順理成章，不搶白不搶，宋太祖有時也無可奈何。乾德元年（963年）宋滅荊南、湖南割據政權時，將士時有搶劫行為，樞密副使、宋太祖心腹李處耘時任監軍，對此加以制止，遂與南征軍主帥慕容延釗失和。宋太祖將李處耕貶為地方官，而宿將慕容延釗卻仍加陞官銜，南征「諸軍所掠生口（指人），遣吏分送其家」，宋太祖對搶劫行為不予追究，李處耘的整頓軍紀遂以失敗告終。次年十一月宋軍西征後蜀時，宋太祖雖然頒布了宋軍「所至，毋得焚盪廬舍，毆掠吏民，……違者以軍法從事」的詔令，但軍隊積習難改，只有少數軍隊受到了主將等的約束。而宋太祖對主帥王全斌等所說的「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在執法上實際給予主將、都監等很大的機動權。

在宋軍攻滅後蜀期間及以後，只有東路軍主將劉光義（廷讓）每佔一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雖然東路軍「諸將所過（城寨），咸欲屠戮以逞」，實際上是想乘機搶劫財物，但因遭到東路軍都監曹彬的制止未能得逞。而同是滅蜀的北路軍就完全不同，主將王全斌、都監王仁贍、副帥崔彥進等，日夜宴飲，不管軍務，縱容部下搶劫財物，掠奪女子，奸淫擄掠，無惡不作。由於王全斌又是攻蜀宋軍的總主帥，入蜀宋軍的軍紀如何是可想而知的，直至新任成都知府呂餘慶到任以後，嚴禁搶劫，對搶劫者擒捕斬首，成都的治安才得到改善。

其實，宋太祖手下那些悍將，許多都是搶劫貪財好色成性的，即便是在正史中，也赫然記載著他們很多此類罪證，如史書上稱石守信「累任節鎮，專務聚斂，積財巨萬」；王全斌「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縱兵大掠蜀中；王仁贍破蜀之日，「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楚昭輔「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為國家守爾，後當獻於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崔彥進「頻立戰功，然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曹翰「貪冒貨賂。」張鐸「州官歲市馬，張鐸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餅。」田景咸「性鄙吝，務聚斂，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賓主共食。」王暉「性亦吝嗇，貲甚富，而妻子飯疏糲，縱部曲誅求，民甚苦之。」其斑斑劣跡，史不絕書。

宋太祖討平各國，收其國庫資財，是其基本國策，並無例外。而平定諸國的宋軍，也無不以征服者自居；被征服國的官兵，無不被視作降將、降兵，與前者並無平等地位可言。被征服國的官員，即使留任原職，也不被重用。通判之設，即是在平定荊湖地區後以之監督留用的州級長官。

但是，川蜀地區歷史上多次建立割據政權，近時先後有前蜀、後蜀的相繼建立，根基太深。所以，在平定後蜀以後，宋太祖採取了兩項特殊政策。一是把蜀地文武將官召至京城。將割據政權的高級官員召至京城另行安排職務，這本是平定諸國後通行的政策，但後蜀的州級地方長官也在徵召之列，卻是宋對後蜀特有的措施。二是把蜀地降兵調至京城。這也是專門針對後蜀的政策。宋太祖的意圖，或許是想徹底剷除蜀地產生割據政權的政治、軍事基礎。然而，正是這兩項政策，導致了降軍反抗征服者的全師雄兵變。

*作者：晏建懷，魚羊秘史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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