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黃觀說中國歷史文人‖風華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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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華正茂，教育工作者，文字愛好者。喜讀書，好碼字，閑來閱讀以慰心。尙平仄，愛筆墨，業餘塗鴉以自娛。
由黃觀說中國歷史文人
近讀明史，黃觀的人生讓我唏噓。
中國歷史上的超神文人，首提必是黃觀，他是千古以來唯一的一個連中六元的狀元！從縣試、府試、院試、鄉試、會試、殿試，一路遇鬼殺鬼逢佛殺佛，六個第一，時人稱其「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間無」。放在現代是妥妥的國民學霸啊！毫無疑問，在古代，學霸更吃香，官運亨通。
朱元璋和孫子朱允炆兩代皇帝都很賞識黃觀，但是大概是考狀元用光了所有好運氣，到了建文帝時候，他的厄運來了，朱棣開始蠢蠢欲動，想要奪位了！
機智如黃觀，必然要提醒建文帝，傻孩子，你叔叔要造反啦，你趕緊扣押著，別給他機會！原文是「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禮；龍鬚垂地，宮中敘叔侄之情」。可惜，建文帝真的是個傻孩子，心眼實誠，沒有聽勸，被朱棣叔叔造反！
黃觀估計是被氣出一口老血，文人的倔勁促使他不願意轉投新主子，於是在得知妻兒均已投江後，為了保全自己名聲和貞潔，於羅剎磯華麗麗投江自盡了。這一下，真惹惱了朱棣，哪怕人死了，他都不放過，硬是逼著史官修改歷史，於是明朝歷史上只有一個連中三元的商輅了，他這個最早的兩朝元老的大三元倒是沒多少人記得。
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考神，少年得志，最後下落不明。
細思起來，黃觀的人生是具有悲歌式的戲劇性人生，而這樣的悲劇命運又因他本身倍受世人推崇的「喜劇性」地位的嘲弄而更顯悲涼。透過聰明如黃觀、學霸如黃觀的人生，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中國歷史文人的命運。
古代文人浩若星河，其中不乏流芳百世者，亦不乏遺臭萬年者，其庸碌無為者就更無法計量。古文人多處於士大夫階層，作為中國社會的精英集團，受到極高的禮遇。然而他們當中卻鮮能仕途得意且名垂青史；更多的則是大才難展，壯志難酬，屢遭小人構陷，權臣排擠，現實打擊之人。
「學而優則仕，仕而閑則賦」是古訓，古代文人也追求社會名望和金錢，但中國文人有訴諸皇帝的歷史偏好。與皇權相比，中國的文人和文字都顯得蒼白無力。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本可以在文學事業中大展宏圖的文人們，為了生計卻不得不擁擠在並不適合於他們的仕途經濟的獨木橋上，縱有「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付出，也換不來一家老小的溫飽，更別提「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了。這是文人莫大的悲哀。
自孔子開始，中國文人似乎就從未走出這樣一個怪圈：一方面得心應手地創作著美崙美奐的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又辛苦恣睢地追求著「內聖外王」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是他們的內在追求，文學作品則是這種追求的外在表現，是政治理想的「副產品」。從李斯的《諫逐客書》被始皇採納後的春風得意，到天才屈原被皇室冷落後乾脆投江自殺；漢初的叔孫通表現了儒士與皇權的充分合作，犬儒哲學也就處於濫觴時期了；從賈誼的《過秦論》把生命的賭注全放帝王家上，到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皇權結合，杜甫一生都在追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從李白鑽營進宮後用詩人派頭去做作撒嬌，到王安石、司馬光兩大文人在皇帝面前爭得面紅耳赤；從嚴蒿天天捉摸著皇帝心志去寫「青詞」，到紀曉嵐想方設法要讓皇帝老兒開心開顏。優秀的文學作品，只是為文人的頭上戴上了一頂光環，並不一定能為他們追求政治理想錦上添花，而對政治理想的追求，卻常常是文人們創作文學作品的素材源泉乃至精神支柱。於是，文人們在追求中苦悶、彷徨，在創作中自娛、歡欣。彷彿命運在捉弄他們，偏偏讓他們事與願違。最終，他們仍然是自娛的文人，而沒有成為他們夢寐以求的政治家。正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這也是文人莫大的悲哀。
如若反抗？看看結果吧：秦始皇焚書坑儒，被坑殺的儒生達到四百六十多名方士。自從「文以載道」成為文學正統以後，中國的政治家是十分「關照」文人的，「焚書坑儒」和「文字獄」都是專門為文人而設。正是這特殊的關照使得中國文人命運悲慘，隱士、異端和所謂的幫閑就是必然的結局。三種文人中，御用文人選擇了投降，隱士選擇了逃亡，而異端則選擇了反抗。然而，有了反抗便有了屠殺——從嵇康的從容就刑，到李贄的獄中自殺，再到胡風慘遭迫害，二千年來敢於反抗的文人是逃不脫被屠戮的命運的。這仍是文人莫大的悲哀。
東漢末，在曹操的倡導下，中國文人終於走出書齋，面對現實。蜀漢的諸葛亮，東吳君臣，無不表現出中國文人在政治上少有的活力。以建安七子為代表的北方文人，面對要麼庸碌一生，要麼起而出山，輔佐曹家父子篡漢的現實。終身所學只為忠君報國，要實現所學又只能是協助「曹賊」篡位。矛盾的中國文人就在這手中只有筆稈子，沒有槍杆子的尷尬之中凄涼、酸楚、鬱鬱而終。
中國文人雖然大多缺乏靈活務實的辦事作風，卻不乏樂於作官的人，但肯下工夫做事情的人卻很少，肯下工夫做事情又能做好的人就少之又少。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偉大政治家，他是真正在自己的職權範圍之內踏踏實實地辦理政務，治理國家的人，定期考核官吏，使人盡其才。一切按照規章制度辦事，有功賞，有過罰，賞罰適度。同時又敢於用人，人不求完人，事不求全功。使明王朝在風雨飄搖之中又苟活了六十二年。中國文人一般貪小利，講交情，好面子，只論門生故吏，不看賢愚智長。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使他們辦起事情來往往缺乏長遠眼光。在張居正生前，他們阿諛逢迎，坐觀其成敗。一旦失勢，便群起而攻之，以至於在萬曆十二年險些掘了張居正的墳。樂於當官，又不能沉下去做事------這還是文人的悲哀。
民國時期的文人既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沖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先驅。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已經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在1905年9月2日清政府發布「上諭」，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面前轟然崩潰，這使得民國時期的文人從一開始就面對無數選擇、沒有出路的痛苦。時代的混亂，給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場發言的機會，原有的規則失靈了，他們不得不面對新與舊、中與西的衝突。文人處在政治鬥爭文化革命的漩渦之中，他們在泥古與西化，保守與激進，淡泊與熱烈之間，揮灑自如。不必說用袁大總統賞賜的勳章做扇墜去總統府門前大罵袁世凱的章太炎，不必說一生嫉惡如仇令當局痛恨令民眾景仰的魯迅，也不必說後來成為共產主義者的陳獨秀和李大釗。只是那為了保持「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的馬寅初、劉文典、邵飄萍、林白水以及史量才就足以讓我們嘆羨連連了。
但是，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給民國文人的命運畫了一條分界線。《南渡北歸》第三部，告訴我們最終的結局：曾經留下的夢想被擊得粉碎，曾經離去的眼望故土，無能為力，滿懷心酸。
縱觀中國的歷史文人，前腳走進象牙塔，後腳邁入苦難門，這就成了中國文人之人生軌跡，文人的成就往往和苦難與悲劇聯繫在一起。
然而，歷史洪流，浩浩蕩蕩，文明進步，絕非某一類人的設計所能控制。新文化運動中，辜鴻銘為中國男人的妻妾成群辯護：一個茶壺應該配幾個茶碗？時隔不久，被滿清遺老遺少視為洪水猛獸的西方的「男女平等、自由戀愛、一夫一妻」制，衝垮了傳統中國的婚姻家庭和兩性關係的模式。傳統的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鯉」等不見了，反而出現了曾經被視為大逆不道的「支持單身母親再嫁」的孝，文化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也將與中國文人的命運產生深刻的逆轉，文人命運的逆轉勢必改變國家的面貌。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化的積澱是任何事物不可替代的，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手段也要通過文化的傳承才能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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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觀（1364~1402），字瀾伯，又字尚賓，池州府貴池縣清江金墩(今安徽省池州市平天湖風景區清溪街道上清溪聯盟村，今為聯盟社區)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黃觀以貢生入太學。同年八月，在南京應鄉試，中解元，次年三月應會試，中會元。是年四月，黃觀復參加由明太祖朱元璋親發策問殿試。他在策論中極力主張「屯兵塞上，且耕且守，來則拒之，去則防之，則可中國無擾，邊境無虞」。從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許，取殿試一甲第一名（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歷史上第一位「連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奮、治學嚴謹，注重時論，不尚浮文。從秀才到狀元，在縣、府、院三級經過六次考試（縣考、府考、院考、鄉試、會試、殿試），均獲第一名，時人讚譽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間無」。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黃觀升任禮部右侍郎（正二品）。經朝廷恩准遂復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舊制，黃觀任右侍中，參與重要國事奏議。是時，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態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權勢，緘口不敢言，唯獨黃觀當面頂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禮；龍顏垂地，宮中敘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懷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討伐齊泰（賜名）、黃子澄為名，號稱「靖難」，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並公布「文職奸臣」名單，黃觀名列第六。其間，黃觀在長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當船行至安慶下游羅剎磯時，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勢己去，乃投江自盡。
黃觀死後，朱棣余怒未消，黃氏九族受誅，親朋受監禁，謫戍者達百餘人；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黃觀始得昭雪，補謚「文貞」。在黃觀的故居貴池上清溪建「黃公祠」，在縣城復建狀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黃公祠；翠屏山發現的黃觀墓是黃觀衣冠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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