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前總理科爾：歷史終結者，還是打開潘多拉盒子的人？

科爾的歷史決斷超越了左和右，還超越了「冷戰旗手」的撒切爾和社民黨對統一的猶豫，以德國統一示範了新歐洲的可能。

吳強 / 文 臧博 / 編輯

2017年6月16日，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在家中去世，享年87歲。世界無數媒體編輯和作者度過了一個難熬的周末；德國現總理默克爾也推遲了原定前往梵蒂岡的訪問行程，臨時發表悼念講話，講話充滿感恩。即將迎來大選的德國政壇，似乎因為科爾的去世又增加了一些不確定性。

對整個歐洲來說，如果幸運，科爾的去世也許像按了暫停鍵，人們有可能重新思考科爾的政治遺產，然後面對錯綜複雜的現實政治，學習科爾在柏林牆一側歷史性的演講時刻，以做出今天的歷史決斷。

歷史決斷

從1982到1998，科爾連續16年擔任德國總理，超過戰後第一任總理阿登納，也超過他的前任施密特，創造了德國戰後的最長總理任期的紀錄，也因此被後人銘記。不過，到他政治生涯後期，各式取笑他的綽號滿天飛，德國選民已經厭倦了他的面孔，難以繼續忍受他和基民盟的保守主義官僚作風。歐洲的「第三條道路」也在科爾身後，隨社民黨人施羅德上台而在德國開啟。

可是，如此漫長的連續執政，很容易遮蔽1989年柏林牆倒塌前後科爾所做的歷史決斷，儘管在今天的中國人印象中，推動兩德和平統一可能是對他唯一最重要的記憶。他的歷史決斷，極富想像力地結束了冷戰和東西方對峙，也以一種近乎大膽、魯莽的方式開啟了一個未知世界，為他身後的德國和歐洲都留下了今天也難以面對的議題。

所以，如果回溯歷史，便知這一所謂歷史決斷絕非易事。對絕大多數留在歷史中的英雄人物來說，他們往往終其一生都在等待，然後抓住了關鍵的歷史時刻，並且適當地採取了正確、勇敢的行動。在乏味、動蕩和驚悚並存的1980年代冷戰的高峰歲月，沒有什麼人能夠預見到柏林牆的倒塌和冷戰的結束，更無人做好準備迎接這一歷史時刻。但科爾在關鍵時刻展現了政治家的勇氣，決定以和平方式接受人民的選擇。

1989年11月9日，東柏林人民蜂湧穿過柏林牆的那一天，科爾正率一代表團在波蘭華沙。在與波蘭總理馬佐維耶茨基進行了一輪會談後，反對派領袖瓦文薩到達迎賓館，與科爾開始了一段緊張不安、氣氛微妙的談話。瓦文薩擔心柏林牆的倒塌最終會把激烈的革命洪流帶入波蘭，使波蘭再次淪為歷史犧牲品。對於不在柏林現場的科爾來說，最大的擔心則是身在波蘭的晚宴可能意味著「在錯誤的時間、坐在錯誤的地點」。然而，他在晚宴上與馬佐維耶茨基達成的共識，卻為歷史所肯定。波蘭問題的解決，包括「被驅逐者」問題進入兩國政治聲明，為德國的統一乃至冷戰後歐盟的東擴都奠定了和平基礎，既為統一消除了來自波蘭的疑慮，也就是在勃蘭特的和解之後真正從政治上確立了德國統一的東部邊界，也將波蘭的民主轉型並行到德國統一的進程中，而且，這是在一個「共同的屋檐下」。

在歐洲的歷史上，只有1848年維也納會議所確立的瑞士聯邦可以與之相提並論——1848年革命席捲歐洲，固然帶來此後長久的民族紛爭，卻也誕生了一個今日歐盟的雛形，瑞士聯邦。然而毫無疑問，歐洲內部和解和一體化進程的規模、複雜和意義都遠超前者。

1989年的12月19日，科爾在東部城市德累斯頓聖母教堂遺址前，面對數萬激動的東德公民發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講話。他小心翼翼地避開任何民族主義的修辭，而以類似《九十五條論綱》的方式闡述了對兩德統一的看法。他說，「如果歷史的時間允許的話，我的目標仍然是實現國家的統一。德國這間屋子，是我們的屋子，必須建在同一個歐洲的屋頂下。這必須是我們的政策目標。」將德國統一和冷戰後的歐洲局勢置於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這是科爾最偉大的貢獻。當他以壯碩的身軀發表完演講，然後被媒體稱之為「巨人」之後，一個以核心歐洲為主導的新歐洲誕生了。以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1998年啟動東歐國家加入歐盟談判為標誌，他在餘下的所有時間都致力於這一進程。

政治遺產

荒唐的反對聲音還來自英國的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在科爾的德累斯頓演講後徑直批評，認為科爾的講話充滿了「大國的妄想」。似乎，今天英國的脫歐也在那一刻埋下了分裂的種子。

更深刻的分裂，其實來自東方。波蘭作家安德烈·斯塔西尤克在2003年的《南德意志報》上提醒德國公眾，他們在打開門戶後，等來的將是野蠻人，「未來十年或許可以作如是觀：吉普賽人將駕著他們的大篷車來到香榭麗舍並紮下營，保加利亞的騙子將出現在柏林的褲襠大街玩弄欺詐的把戲，半開化的烏克蘭人將率領著直男癌的哥薩克人進駐米蘭城外的波河平原，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波斯尼亞人則跨過英吉利海峽，將不列顛巴爾幹化……」

在科爾逝去的今天，情形可能還更為嚴重，來自敘利亞和北非的難民正在更為混亂地加劇這一分裂。但是，一向拙於言辭、南部口音濃重、與媒體關係不良的科爾所做的一切，卻得到了來自左翼的哲學家哈貝馬斯的背書。哈貝馬斯先以憲法愛國主義稱讚德國的和平統一模式。他說，傳統的民族國家認同乃是基於文化群體的親近感，而對於現代人，公民們要和平共存，「其原則之所以獲得所有人的認可，是因為它們符合所有人的相同利益……每個人可以要求任何人尊重他的自由和平等。所有的人都享有同等的保護和尊重，他們作為個體、作為種族和文化成員及作為政體成員（公民）都具有不容侵犯的尊嚴。」

在這個意義上，科爾的歷史決斷超越了左和右，還超越了「冷戰旗手」的撒切爾和社民黨對統一的猶豫，以德國統一示範了新歐洲的可能。

「特殊的普通人」

只是，他卸任後伴隨著政治捐款醜聞，其人格魅力和歷史地位被打上了問號。《明鏡》周刊近日發表的紀念文章，標題便是「黑色的巨人」。科爾至死也沒有說出幾百萬馬克政治獻金的最終去向，而他的昔日戰友在獻金醜聞後陸續與他保持距離，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在2001年自殺，兒子華特在他生前宣布與其斷絕父子關係，科爾的晚年在孤獨中度過。不過，進入21世紀後，隨著公眾對政治醜聞的淡忘，人們愈加緬懷他對冷戰終結和德國統一做出的特殊貢獻。

其實，如果論政治才能，相比他的前任施密特——後者被譽為幾乎所有領域的專家，富有高超的政治平衡能力和技巧——科爾的階級出身和教育都算平庸，他的普法爾茨口音和「巨人」身材一直都是大眾的取笑題材。但從青年時代起，科爾便展現出出眾的政治天賦和高遠的政治理想。德國結束佔領的戒嚴狀態後，剛剛加入基民盟的科爾即以時任總理阿登納為榜樣，以爭取未來出任阿登納秘書為理想。這一「青年團」上升路徑，使得科爾可能維繫超長的政治生命。從1973年競選成功基民盟主席後，科爾在長達25年的時間中，多次蟬聯黨主席，直到1998年辭去此一職務。另一方面，也讓他敢於在統一後即挑選和培養來自東部的年輕人——默克爾，同樣從基民盟的青年工作開始，踏入政壇，最終接班。在基民盟黨內，很長一段時間，默克爾都被戲稱為「科爾的小姑娘」。默克爾不僅如同科爾那樣長期執政，而且在敘利亞難民問題上，再次表現出科爾式的歷史決斷姿態。

當然，科爾政治決斷的另一面，也是造成他晚年政治孤立的因素，這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他的性格。科爾習慣於把政治關係分為三類：盟友、敵人和無關緊要的人，並以對敵睚眥必報、對友投桃報李的態度處理黨內外乃至國際關係。這幾乎就是一個尋常平庸的政治人格，就像科爾的傳記作者所描述，他和其他普通德國人的智力興趣並無不同，從公共圖書館借閱的書大同小異，每年去固定的奧地利鄉村度假，在辦公室里放有一櫃觀賞魚，等等。所不同的，對權力的本能維護和堅定信仰造就了他成為一個「特殊的普通人」，能夠為公眾所理解，也能在重大的歷史決斷時刻理解公眾並且得到公眾的支持。

這或許也是戰後德國平民政治最終勝出，取代戰前貴族政治和精英政治的產物，連默克爾也同樣繼承了政治風格的平民化，以服飾樸實和髮型老套著稱，與核心歐洲的夥伴——法國政客身上無法消除的奧爾良風格形成鮮明對照。如此，才能理解歐洲政治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已經在何種程度上突破了中國思想家所沉浸的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的區分。

甚至，如此才能理解科爾對中國長期以來的平民化政策——也就是高度實用化的立場。科爾在州長任內，就推動了特里爾－凱澤斯勞滕工業大學的創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業主義者；在總理任內，則推動了大眾公司在上海落地，以實用、高底盤的桑塔納代表的國民車建立了中徳經濟的緊密聯繫。不能不說，科爾的政治勇氣和政治現實主義確實超乎尋常政客，堪稱歷史「巨人」。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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