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時被炸得衣不遮體，滿身傷痕的她艱難成長，成為和平大使，還收穫了愛情

今天的故事，先從一張照片說起：

這張照片曾經震撼無數人、從而改變兩個國家的歷史，都看過吧？

一個全身赤裸的小女孩，張開雙臂，哭著喊著，驚慌無助地往前跑。

她的左手邊，是她的表弟和表妹；右手邊，是她的親生弟弟。

每個孩子的臉上，都帶著驚恐之極的表情。

每次看到這張照片，波叔都能聞到一股嗆鼻的戰火味道。

這個被嚴重燒傷的小女孩，叫

潘金淑

(Kim Phuc)，1963年出生在越南。被凝固汽油彈炸傷的那天，她只有9歲。

照片中的這群孩子，和他們的家人，都被無辜地拖進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1972年6月8日，越南戰爭接近尾聲，每個處在戰火中的人，都渴望和平的曙光能儘快降臨。

可惜，在曙光降臨之前，一場空戰先降臨了。

那天，在距離西貢40公里的壯龐(Trang Bang)一號公路線上，北越和南越的軍隊已經對峙了3天。相持不下，南越軍隊決定要衝破障礙，打通這條通往西貢的公路。

於是，南越陸軍召喚了空軍支援。緊接著，兩架A37戰鬥機出現在天空中。其中一架，向陸地上投下了4顆常規炸彈、4枚凝固汽油彈。

他們本來是要炸北越軍隊的佔領地和路障的，結果誤炸了附近的一座寺廟。這座寺廟，恰好是南越難民聚集避難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竟然變成了最危險的地方。一枚凝固汽油彈，猝不及防地落在潘金淑頭上。

我們以為那是個很安全的地方，但後來我聽到了炸彈爆炸的聲音，我的衣服著了火……我很害怕，就跑了出去。

火點燃了身上的衣服，潘金淑不得不一邊跑，一邊掙脫衣服，張開雙手無助地從寺廟裡逃出來。

但沒用，汽油彈引起的火焰不是那麼容易擺脫的。脫掉了衣服，她的後背仍然一直在燃燒。她哭喊著跑上一號公路，試圖尋求幫助。

跟她一起逃跑的，還有她的兄弟姐妹。

他們的身後，是越南第25師士兵。沒人敢伸出援手。

這一幕，被正在現場的美聯社記者

黃功吾

(

Huynh Cong Ut

)用相機記錄了下來。

拍攝這個鏡頭的時候，黃功吾只有21歲。

他見證過太多戰爭中的生離死別了。他的親哥哥，也是在戰火中去世的。

黃功吾的哥哥同樣是美聯社駐南越的攝影記者。1965年，在執行採訪任務時，他在戰場上犧牲了。

後來經過嫂子的引薦，黃功吾接過哥哥的衣缽，也走上攝影記者之路。

他的攝影理念很簡單，但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我是一名戰地攝影記者，哪裡有戰爭，我就要到哪裡。

也正是憑藉這種勇氣，他拍下了這個震撼人心的一刻，並且展現在世人面前。

這一幕，黃功吾一輩子都沒能忘記：

她（潘金淑）在不停哭泣，並且不斷喊著

「太燙了，太燙了，我要死了」

這樣的話，非常震撼。

他看到，小女孩後背全是凝固汽油彈的燃燒物，皮膚基本全被燒壞了。

黃功吾立刻放下手中的相機，把她帶到採訪車旁，和別的記者幫她用水沖洗燒傷的部位，緊接著立刻將她送到附近一家醫院，然後才顧得上處理自己拍下的膠捲。

這孩子才9歲，我不忍心看著她死。

對黃功吾來說，提供最快的報道是他的使命，但是在這之前，人的生命更重要。

對我來說，人的生命更要緊，我會先救人，我不在乎見證。假如我眼睜睜地看著有人死去不管，那我也會惹麻煩。

在越南，如果哪天我不救這個女孩，她很有可能就死了，回來以後我也會自殺的，真的。

正是在黃功吾和其他人的幫助下，小潘金淑幸運地活了下來。

這張照片，以及潘金淑，成為見證美國和越南在60、70年代爆發的那場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傷痛最有力的證據。

照片拍攝之後，美聯社曾經拒絕刊發，理由是潘金淑面對鏡頭時，正面裸體，當時的主流媒體，是不允許刊登這種照片的。

別說是當時，即使到了今天，也有不少人在討論，刊登這張照片之前，要不要給小女孩打上馬賽克。

臉書前幾年還曾經禁止上傳這張照片，後來被眾多網友投訴之後，才放開限制。

但當時《紐約時報》的編輯認為，這張照片能發，而且應該發。

這張照片的歷史重要性，足以抵消所謂的「正面裸體」帶來的發表禁忌，它是歷史的見證。

就這樣，這張名叫

《The Terror of War》

（《戰爭的恐怖》，又叫做《火從天降》、《戰火中的女孩》）的照片，被刊登在《紐約時報》的頭版，也在其他大大小小的報刊中佔領了頭條位置。

這個身處烈火之中、赤身裸體、張開雙臂、放聲大哭的小女孩，激起了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民眾以及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的憤怒。

美國國內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反戰浪潮，人們舉著印有這張照片的海報在白宮外抗議，要求政府儘快從越南撤軍，停止這場戰爭。

一年之後，美軍簽訂了停戰協議

《巴黎和平協約》

，正式從越南撤出軍隊。

有人說，這幅照片促使越戰提前半年結束，確實是有道理的。一張震撼人心的照片，很可能比政客套路式的演說要有用得多。

1973年的今天，這幅作品獲得普利策獎。同一年，又在荷蘭世界新聞攝影比賽中，被評為年度最佳照片。

作家蘇珊·桑塔格曾經這麼評價過這張照片：

像1972年佔據了世界上大多數報章頭版位置的照片——一個赤身裸體、剛被美國凝固汽油彈噴燒的南越兒童沿著公路跑向照相機。她

張開雙臂，痛得放聲尖叫——在激起公眾對戰爭的反感方面，很可能比一百小時的電視廣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

這張照片，也是黃功吾職業生涯中的巔峰。越戰結束後，他去了洛杉磯定居，繼續為美聯社供職，一直到今年3月，才正式宣布退休。

外面的戰爭是結束了，但小潘金淑與燒傷的戰爭，足足打了一輩子。

雖然她很幸運地活了下來，但傷勢太嚴重了。全身75%面積的皮膚都達到三度燒傷，尤其是背部、頸部和手臂。

經過14個月漫長的治療、前前後後的17次手術，她的皮膚才慢慢開始復原。

整個花季年齡，充斥著潘金淑的，就是濃烈的消毒水味，以及身體上揮之不去的疼痛。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想，也許只有到了天堂，我的身上才不會有這麼多疤痕和痛苦。

她沒法像別的同齡人一樣，盡情地玩耍，無憂無慮地奔跑。她的左手，甚至連一個手提袋都無法提起。

她還有經常頭痛、記憶力下降的毛病。

未受傷前滿懷期待的夢想，到了現在，卻只能成為空想。

我想學彈鋼琴，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知道這個願望只能是個空想。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喜歡像孩子那樣爬樹。比如我會爬到一棵番石榴樹上使勁搖晃，我的小夥伴們就在下面接著掉下來的果實。

但自從我燒傷之後，我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爬樹了，我失去了那樣的能力。

身體上的疼痛在折磨她。精神上，潘金淑同樣要面臨揮之不去的痛苦。

剛開始時，潘金淑壓根不想看到這張照片。

當時我心緒非常不安，想要「消失」，甚至想到過死。

一來，東方文化向來比較保守，幾乎沒有哪一個女孩，願意看到自己的裸體暴露在大眾的視野中；

二來，這張照片的場景，潘金淑一點也不想回憶，因為這段經歷，實在太痛苦了，她只想慢慢忘記，而不是銘記在心。

於是，手術結束後，她回到了自己的村莊，選擇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安安靜靜地過上平淡的生活。

可惜，這並不容易。

儘管她很不願意，但是她還是成為了人們心目中的反戰標誌之一。即使到她長大了，依舊被媒體追著不放。

19歲那一年，她在越南考上大學，當上一名醫學生。

一名德國記者找到了她。在越南政府官員的安排下，她被迫進行反戰宣傳。

這對她來說，就是一場噩夢，好不容易身上的傷口好了不少，現在又被迫把滿身傷痕的自己暴露在大眾面前。

當時我非常氣憤，我恨生活，恨每個正常的人，因為我不正常。很多次我真的想死，我花整天的時間在圖書館裡尋找閱讀很多宗教的書，為要找到生活的目的。

幸運的是，當時的越南總理幫助了這個無助的姑娘，資助她去古巴繼續自己的學業。

在古巴，沒人認識她，也沒人知道她的故事。潘金淑跟其他大學生一樣，讀書、約會、談戀愛、完成學業。

以前，她從來不敢奢求能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愛情。因為她很自卑，她覺得，滿身傷痕的自己，很醜。

但是，外表終究只是次要的，每個人都能找到專屬於自己的另一半。她的丈夫，就是自己在古巴的同學，非常照顧她、疼愛她。

兩個人結婚之後，選擇到加拿大定居，還生下了兩個兒子，有一個非常快樂的家庭。

經過十幾年的內心掙扎，潘金淑也逐漸消除了對這張照片的「敵意」，她選擇了與過去的自己和解。

如今再看這張照片，我只為自己仍能活著而感到不可思議。我為自己的遭遇而感恩，它使我的信念和身體更堅強。

如果沒有這張照片，那次轟炸或許與其他許多戰爭慘事一樣，早已湮沒史海；既然無法逃避，不如把這張照片看作「上天恩賜」，用它為和平做些事。

1994年，潘金淑被任命為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的和平友好大使；

1997年，她還成立了

潘金淑基金會

(the Kim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基金會是為戰爭倖存下來的孩子提供醫療和心理的復健，協助他們度過因為戰爭所產生的恐慌。

她希望，像她一樣飽受戰爭之苦的孩子，能越來越少，直到完全消失。

我夢想著有一天，全世界的人們都可以生活在真正的和平中，沒有對抗，沒有敵意。為所有國家的所有人民能夠和平、快樂，讓我們一起努力。

當初那個在戰火中逃命的姑娘，她不是在奔跑，而是在飛翔。

這張照片，同樣改變了另外一個人的命運，那就是當時下令投擲汽油彈的美軍飛機師

約翰·普拉莫

(John Plummer)。

當時空戰發生時，普拉莫也有個9歲的兒子，看到這張照片之後，他非常不安。

潘金淑的照片在我的心裡是不可磨滅的，它困擾著我許多年。我應該為她的受傷負責，是我往她的村莊投擲炸彈的，我的良心在受著煎熬。

回到美國之後，他一直非常懊悔，覺得自己就是個劊子手。普拉莫試圖用酒精麻醉自己，老婆孩子也不管了，兩段婚姻都以失敗告終。

直到娶了第三任妻子之後，他開始跟妻子信了教，當上牧師，過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這件事一直在他心中揮之不去，他渴望能有一天見到當初那個被炸傷的小女孩，親自對她說一聲對不起。

一直到1996年的美國退伍軍人紀念日集會，普拉莫才終於見到了潘金淑。

這一天距離災難發生的那天，已經足足24年了。

兩個人，一個是受害者，另一個表面上是施害者，其實也是戰爭的受害者。

他們早已與自己和解，今天，他們終於也得到了對方的和解。

畢竟，戰爭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錯。

攝影師黃功吾也厭惡了戰爭。他一直都與潘金淑保持聯繫，但是之後幾乎不怎麼再拍戰爭了。

我已經厭倦戰爭了，不想再去了。我希望有一天，照片能夠停止戰爭。

除了戰爭，他什麼都樂意去拍。所以他成了個跟拍明星的記者。

他曾經捕捉到明星希爾頓被勒令重回監獄服刑時，在車上面露痛苦表情的一刻。這張照片，成了他職業生涯的又一個高峰。

我很幸運，拍到了她在車子裡哭的照片，在35年前的幾乎同一天，我拍攝了小女孩潘金淑，他們說那天是我的幸運日。

黃功吾曾經說過，他希望有一天，他的照片能夠停止戰爭。

他確實做到了。

用一張無聲的照片，結束了一場戰爭，直接改變了三個人的命運，間接影響了兩個國家的歷史，無數人的生活。

有人會問，拍攝戰爭的目的是什麼？

停止戰爭，這就是其中之一。

也許不是每張戰地攝影作品都能停止戰爭，但每張照片，都有專屬於它的意義。

和平，則是它們傳達的共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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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的照片，有時比什麼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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