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劇本和職業演員也能拍電影？看看這部

文 | 雷建軍

蕭偉婷

編輯 | 林 琳

在被大量商業片衝擊的中國電影市場，距離影片完成時隔兩年，終於正式上映的《岡仁波齊》，一方面說明了文藝片市場的不容易，但從另一方面卻說明了這是一部不會過時的影片。

《愛情麻辣燙》《洗澡》《昨天》《向日葵》這些影片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楊創作影片的文化視角常常定位在對普通人生活的刻畫，很多的人物都是具備著小人物的氣質——老年人、民工、普通職員，這些角色極好的貼近了觀眾，觸碰到他們內心的世界。

作為第六代導演，張楊同樣也經歷著記錄成長，創作那些描述成長過程中的困惑、矛盾故事的影片作品，但是他的影像最大不同是能給人帶來溫暖人心的力量。在他過往的作品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他不斷嘗試著各種電影的敘事方式，融合多種敘事方法，並且力圖將商業元素和藝術追求進行兼顧。電影《岡仁波齊》可以說是他又一次新的突破，一次沒有劇本的創作，通過在路上「採風」捕捉到的情節元素，打造出來的一個非常「真實」感的轉山故事。

一次「日常」的轉山

「首先要有個七八十歲的老人，他（她）可能會死在路上；要有個孕婦，她的小孩會在路上出生；還要有個屠夫，因為殺生過多想通過朝聖贖罪；要有個七八歲的孩子，這樣會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確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還要有個十六七歲的小夥子，他可能是個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個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會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還要有一個50 來歲、成熟穩健、類似於掌舵者身份的一個人，他會是整個朝聖隊伍的頭領。」張楊導演在自己的創作筆記中這麼預先規劃著，然後他也真的遇見了這些人，並且說服了他們跟他一起開展了一段「轉山」之旅。

轉山，在西藏地區而言，就像是家常便飯一樣，擁有一次轉山經歷，是藏族人一生當中令人驕傲的事情；而對於張楊導演而言，在西藏完成自己的電影作品，則是從他1991年第一次進藏開始，就埋下的念想。拍攝的計劃從萌芽到開花經歷了20幾年的醞釀，終於在藏曆馬年2014年實現了。

《岡仁波齊》雖然講述的是一群藏族人民去岡仁波齊轉山的故事，但是卻很容易拉近跟觀眾的距離，因為很多地方讓人覺得一切都是時時在發生的事情。開篇從村落清晨的大全景，到一戶人家早起一天生活開始的畫面，木材被放到火爐當中燃燒，女孩揉著眼睛醒來，尼瑪划了火柴點燃了酥油燈，卓嘎去挑水回來，一家人開始做糌粑當早餐吃，這就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天，只有在一些設計過的鏡頭面前才把人拉回現實前，發現當下和影像之間存在的時空距離，這樣的微妙感就是影片中「日常」影像所能帶來的效果。

不一樣的「戲劇性」：

每一個人都值得被記住

影片按照順敘的敘事結構，隨著時間的推進發生著大大小小的事情，把許多的日常生活細節囊括在了當中，這都是因為沒有劇本去束縛，反而讓影片能夠被真實生活元素時時調整內容，讓故事行進的軌跡都是伴隨著朝聖前進的步伐推動著。

從普通的衣食住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對於事情看待的方式，讓人體會到了藏族地區的風土人情。轉山路上的互相扶持，坦然接受別人的幫助，熱心去招呼轉山的人一起喝茶，這些都是生活中瑣碎的事情，沒有太多的「戲劇性」，卻給人帶來莫名的溫情感。

影片選擇素人演員的方式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濱口竜介的創作方式，他在15年推出了一部長達317分鐘的電影《Happy Hour》，講述的四個中年女性之間的日常生活故事，這些演員也全都是素人演員，整個電影故事都是從社區內的民眾一起共同創作出來的，這些人加入到他的表演工作坊，從而構建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當時濱口導演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便是提及使用「素人」就是希望電影能更「貼地」，對他而言「電影是一種於觀眾、演員建立關係的橋樑，除去明星效應的光環，觀眾能夠投入更多」。《岡仁波齊》也是建立出了類似這樣的橋樑。

《岡仁波齊》的故事是源起於西藏獨有的「轉山」朝聖，導演基於現實「製造」了讓這些素人演員上路的契機，一路上發生的事情都是基於真實存在的橋段，當然也有隨著現實情況而不斷補充調整的內容，這種在現實中捕捉故事的手法其實與約翰·卡薩維蒂的理念是極為相似的。

卡薩維蒂是區別於好萊塢的片場制度之外，更接近於「個人化」的創作理念，在法國影評人米希爾·西蒙（Michel Ciment）看來卡薩維蒂「是在製造一個事件，而不是再現一個事件」。

這些非同於常規商業影片所擁有的過度「戲劇化」，《岡仁波齊》「日常轉山」故事的推進，反而更好地創造了影像與觀眾之間的張力，一方面是被常規影像經驗束縛而會在觀賞過程中不斷進行猜測下一秒情節的心理；而另一方面則是「真實」影像的呈現很容易讓人入戲，構建出觀眾與影片本身的聯結，開始聯想自己的「日常」生活，自己與「朝聖」、「轉山」之間的相關性。

在整部影片的進程當中，這個關於「11+1」個素人演員的故事，讓人極為容易地記住了他們的名字，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個人都是值得被記住的。正因為他們演出了自己的生活，不論最初是抱著什麼樣的理由開始了一段朝聖之旅，每一步都沒有偷懶，處處都體現出了對於生活的熱愛，這都是抓住觀眾注意力的極大要素。

在影片一半的時候他們的車子壞掉了，於是開始要邊推邊前進，這個故意安排的「結」讓整個故事的推動開始變得豐富起來，比如原本讓人以為推車的時候就不用再磕長頭，但是當他們拉了一段車子，再跑回起點補磕頭的時刻讓人物的性格變得相當飽滿，傳遞出了面對信仰是絲毫不能有偷懶和虧欠的；還有一處是在辛苦爬坡時候，他們唱起了歌：

我往山上一步一步走

雪往下一點一點下

我和雪約定的地方

想起了我的母親

我們都是同一個母親

但我們命運卻不一樣

命好的做了喇嘛

我的命不好去了遠方

這段極具寓言的歌詞吟唱出了他們的生活和命運，一邊努力的向上走，咬著牙前行卻仍然要歌唱的態度，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解釋了他們面對生活的樂觀態度和性格當中的堅強，為什麼能夠說轉山就轉山，為什麼能夠在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就伸出援手，而別人對自己的幫助也能坦然接受，這都是一個完整的價值觀，是這片土地才能出現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故事中的每個人能夠個性鮮明，讓人難忘的緣故。

轉山影像中的日常之美

對於這樣一部跟隨了當地四季景象變化的影片而言，西藏本身自帶的壯麗風景地貌，在視覺上已經能夠構建出強烈的震撼感；攝影同時運用了大量的長鏡頭，促成了許多情境的濃厚氛圍感，比如一家人在一起吃飯的鏡頭，一起幫忙犁地的場景，鏡頭緩緩的從畫面的一側移動到另一側，時空感被拉長，豐富的全景和中景的畫面，將更多細節包含到了畫面當中。

影片當中不少過度場景的畫面是非常有意思的，穿插四季的自然景觀當中，一輛小小的車子和一群虔誠的磕頭者，堪稱一幅絕佳的風景，旁邊還時不時伴隨著呼嘯而過的大卡車、轎車，但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們前進的腳步，彷彿他們的時空是獨特存在的，他們的虔心不被外界的事物所動搖。

關於人物性格的捕捉也是通過一些對話來呈現，比如小女孩扎扎在休息的時候打電話跟奶奶說話，簡單的幾句聊天把老少親密的關係展露無疑；在拉薩的時候，去髮廊洗頭的達瓦扎西和幫他洗頭髮的姑娘之間的對話，女孩連連的追問，勾勒出了少女的好奇心和淡淡的好感，再到重新要從拉薩出發去岡仁波齊時候的話別，達瓦對女孩提出的邀請再到被婉轉的拒絕，低下頭的少年坐在椅子上轉動的身子，在空氣中瀰漫出了一絲的不舍和感傷。

這些類似的微妙精巧的安排在影片中出現了無數次，卻是極為動人的，除了導演深厚的經驗以外，同時也是因為這都是「日常」的細節所以才更能夠抓住觀眾。

《岡仁波齊》在聲音製作上也下了極大的功夫，全影片正片部分應用的都是有源聲音，對於環境聲音進行了極度細微的捕捉，比如從開篇清晰的燒火柴聲音，隱隱約約遠處的公雞打鳴聲，穿插著近處牛叫的聲音，早起做勞務的打水聲，念經聲，各種聲音細緻的一層一層地交織在了一起，尤其是手板的敲擊聲，在不同路面、不同氣候的聲音都是不一樣的，這些都能說明導演和錄音師的嚴苛要求，有一些是明顯經過擬聲處理的，為了能夠更好地凸顯出不同環境、不同情境的效果，增加了不同的混響和自然的延時，一步一步的磕長頭也因此變得更為鄭重。

在高海拔地區歷時一年的拍攝，張楊和這群路上遇見的人，跟隨他們穿越了2500公里，跟著他們吃飯、睡覺、磕頭、念經，歷經高反、天氣惡劣等各種艱難，把這些最日常、最普通的西藏朝聖一點一點地記錄下來。

當影片最後一幀畫面停留的時候，耳邊還是隱隱殘留著手板的敲擊聲，合并雙掌，集中心思，謙卑恭敬，而我們都在不一樣的朝聖路上前行。在炎炎夏日中能夠遇見這樣的一部作品，彷彿是透心涼的一瓢清泉，除了說明市場的包容，也證明了這個時代的觀眾能夠去選擇更多自己想看到的影片，這何嘗不是一種雙向的幸運。

（原標題：《岡仁波齊》：影像中的日常之美）

（雷建軍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蕭偉婷為博士研究生）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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