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捷銳：澳對華政策不該被修辭綁架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不久前播放的調查類節目，提及中國通過在澳華商做政治捐款和通過留學生等群體「搞間諜活動」。該節目播出後與澳總理特恩布爾的回應一道引發爭議。特恩布爾稱中國為「友敵」的錄音曝光，讓話題再次發酵。

筆者親自參與過該節目製作，算是親歷者，也是中澳關係這些年風風雨雨的見證人。回看近二三十年，細而思之，過去兩年不能不說出現了某種轉折(如果不是質變)的跡象，突出表現為雙方戰略互疑的加深，相互之間的指責、猜忌之聲不絕於耳。原因究竟為何？

站在澳大利亞人的角度，恐怕事情得從南海問題——尤其是去年的「南海仲裁案」說起，那或許是澳大利亞與中國目前戰略互疑的緣起。雖然中國認為這個仲裁是非法的，但澳大利亞相當一部分人並不了解細節，他們認為，中國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一系列國際法規的締約國，理應遵守國際仲裁程序。雖然某些澳高級官員對中國「不民主」「不自由」的指責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帶有意識形態及個人色彩，但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不久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的講話更貼近於澳政府的真實想法。

當前澳大利亞人之所以把南海問題看得那麼重，是出於對中國未來戰略的不確定性。尤其在過去兩年，中國綜合國力提升速度相當快，在南海地區的軍事存在客觀上增加不少，地區及全球影響力顯著增強。作為一個軍事、經濟實力有限的「小國」，澳大利亞確實需要不斷從大而強的中國處得到不斷的「戰略再保證」，需要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有更清晰的了解。這種戰略再保證的需求源自我們的不安全感，二戰時我們已被盟友英國爽約，自此不再堅信任何人，包括美國。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澳方在南海問題上的華麗辭藻把這一議題拉抬到如此突出顯著的位置，其實無益於問題的解決。「南海仲裁案」後，中國調整了南海政策，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也選擇就南海問題與中國談判，這在某種程度上孤立了澳大利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奧巴馬時代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的進攻性做法。事實上，南海對中國及一些東南亞國家來說是主權議題，現階段幾乎沒有做出重大讓步的可能性。況且不要忘了，說到「訴諸國際法解決問題」，美國並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

引發改變的第二大因素則是澳中共同處於戰略調整期。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中國各方面的崛起自不多言，澳大利亞在這個變動的世界格局中應如何自持？澳大利亞國內也諸多議論。

第三大因素則來自澳大利亞決策體系的內部。這幾年，澳外交部門及駐華機構更多是政策執行部門，對華政策制定日漸讓位於總理辦公室、國家安全與防務部門，甚至是一些重要智庫。儘管後者在把握宏觀大局的能力上可能更加有經驗，但對中國並非足夠了解。以「一帶一路」為例，澳外交部門和駐華機構較為贊成澳積极參与，卻在國內遇到一定的阻力。

與此同時，中國在澳的一些做法經澳媒體報道後，在當地產生一些誤解。就比如之前電視節目中提到的中國學生社團組織學生抗議「藏獨」一事，確實有人會問：澳媒體為什麼不去扒一扒支持「藏獨」團體的背景？然而這就是目前澳大利亞的輿論生態，需要中國人一方面更加小心謹慎，另一方面避免「小題大做」，理解澳社會現狀，對部分雜音給以容忍。

過去兩年很可能是中澳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拐點，但個中成因複雜，仍須進一步梳理。(作者是原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捷銳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本文由曲翔宇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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