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復交幕後：為防止日本代表團暗殺周總理，人民大會堂女服務員換成了中央警衛團

周總理翻譯所看到的

不為人知的中日外交細節

1972年9月25日，周恩來在北京機場歡迎田中角榮首相一行，並檢閱三軍儀仗隊。圖｜作者提供

1972年中日復交幕後

《中國新聞周刊》特約撰稿｜周斌

本文首發於總第808期《中國新聞周刊》

1972年9月，上台不到80天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兩國簽署《聯合聲明》，恢復了邦交。

這場重大外交行動是周恩來總理親自部署、直接指揮的。作為翻譯，我有幸參與其中，終身難忘。

竹入傳話

1972年7月7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35周年那一天，田中角榮以較大優勢戰勝親台的前首相佐藤榮作刻意培養的接班人福田糾夫，當選自民黨總裁，登上了首相寶座。

田中一上台，就想派人來北京與中方商談如何實現日中關係正常化事宜，摸清中國的條件與「底線」。但挑來挑去，始終沒能在自己黨內找到合適人選，便改而求助好友、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

竹入到北京後，周恩來會見了他，稱他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記得，周總理主要談了以下三個問題：一、關於賠償。他說，中國人民有充分理由和權利要求日本作出相應的賠償，但從兩國人民應該而且能夠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個基本信念出發，願意放棄索賠要求。不過必須說明，這與1952年台灣蔣介石集團與日本簽訂所謂「日華和約」時宣布放棄索賠要求沒有任何關聯。二、日本必須承認、接受中國提出的「政治三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蔣條約」是非法和無效的。三、中國不會以日本必須終止日美同盟、廢除日美安保條約為中日復交的先決條件，但同時，日美兩國之間的協議不應該損害作為第三方的中國的利益。

竹入表示完全贊同周總理所談內容，只對「政治三原則」中的「日蔣條約是非法、無效的」這一點，表示田中很可能難以接受。因為日本現行的政治體制是「三權分立」，行政當局不可能、更無權宣布20年前經國會討論、通過的任何一項條約非法、無效。對此，周總理表示理解，說在日本承認、接受「政治三原則」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友好協商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表述方式。

竹入訪華後，田中下定了決心。經協商，兩國政府同時宣布，應中國政府邀請，日本國首相田中角榮定於9月25日至30日訪問中國。

兩起風波

田中來訪前夕，接連發生了一次大的波折、一次小的干擾。

先說波折。田中來訪前十天，分別指派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去台灣，向蔣氏父子做解釋；指派自民黨小坂善太郎、江崎真澄等31名資深國會議員來北京，為自己訪華打前站、造聲勢。

椎名到台後，竟幾次宣稱，田中首相此次北京之行，並不像一些媒體報道的那樣，會拋棄交往多年的台灣老朋友，只會在維持與台灣現有良好關係的條件下，尋求與中共改善關係的可能性。

周總理通過外媒知悉這些言論後非常憤怒，連夜把小坂、江崎一行請到人民大會堂，嚴厲地詢問：椎名這次去台灣，是個人行為，還是代表日本政府？如果是個人行為，他為什麼自稱是政府特使？他在台灣散布的「兩個中國」的謬論，是他個人看法，還是代表田中首相？希望各位如實作出回答。

客人們競相發言。有的說，椎名是日本政界親台派的代表人物，他嘴裡肯定吐不出象牙。有的說，報道椎名訪台的這幾家媒體大都傾向台灣，不能排除它們有意「添油加醋」。更多的人則強調說，田中誠實守信，許多年來從未在人前背後講過一句惡意攻擊中國的話語，即使在佐藤內閣時期也是如此，因此，希望周總理一定充分信任他。

周總理邊聽邊點頭稱是，表示各位提及的幾種看法都有可能，自己堅信田中首相是真誠可信的。

按理說，這次波折到此就解決了，但第二天下午發生的一件事情，令接待班子驚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送行晚宴前兩小時，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韓敘突然召開緊急會議，異常嚴肅地宣布，外交部剛接獲一個重大訊息：前來出席晚宴的日本代表團中有人身上藏有「暗器」，企圖藉機在北京製造一起暗殺事件。

大家都驚呆了，異口同聲問，總理知不知道這個訊息，他有什麼指示？韓答，總理認為這批來訪者都是日本政界有頭有臉的知名人士，其中一半以上還是與我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估計不會如此卑劣無恥。

不過為了以防萬一，接待班子還是商定了幾條預防措施：一是將晚宴上負責端茶上菜的人民大會堂女服務員一律換成8341中央警衛團的男性人員。二是極力勸總理改變常去其他餐桌致意、乾杯的習慣，如實在要去，主桌翻譯必須隨同前往，與前去餐桌的翻譯一起，確保總理安全；其他餐桌的客人主動來主桌致意、乾杯時，主桌翻譯必須獨自確保總理安全。

當晚，周總理確實未去其他桌敬酒，但其他桌的客人紛紛來主桌敬酒。整整三個小時，擔任主桌翻譯的我一直高度緊張，從未動過筷子，只喝了幾杯飲料。

結果，一切如常，沒有發生任何意外。總理離去前，拍拍我的肩膀，說了一句：小夥子，辛苦啦。

後來我曾私下問過韓敘，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透露，所謂「重大訊息」，是東京一位愛國老華僑緊急傳回來的。

那次小的干擾，則是發生在田中到訪的前一天晚上。周總理召集會議，逐項檢查準備工作的落實。他從文件袋裡取出一份內參，十分生氣地說，這篇內參題為《田中角榮其人其事》，全文近萬字，是今天上午從東京發回來的，作者是我國常駐日本的一名記者。既然事關田中首相，又是「特急件」，我當然會抽時間細讀一下的。誰知道文章內容全是渲染田中如何玩弄女性，有多個情婦，低級、庸俗，不堪入目。

他說，在日本這樣的社會，這類「桃色新聞」大都很不可靠，不足為信。退一萬步講，即使這些內容全是事實，這同我們盛情接待田中來華訪問，有什麼關係！？這同我們要與他一起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又有什麼關係！？

周總理最後說，幸好我自己先看了一下，沒有直接呈送到主席那裡，否則就更不像話了。主席與我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身體狀況又大不如前，我希望大家都要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和辨別能力，千萬不要再像這個記者那樣，浪費我們寶貴的時間、精力，分散、干擾我們的注意力。

（資料圖片）周恩來會見田中角榮。

惹大麻煩的 「添了麻煩」

初秋的北京，天高氣爽，晴空萬里。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時30分，田中首相的專機抵達北京機場。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國領導人緩步靠近舷梯。幾分鐘後，田中首相從舷梯走下來，表情嚴肅，略顯緊張。

「我是54歲當上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請多關照！」「我是周恩來。熱烈歡迎！」在旁的我心裡暗暗嘀咕，田中首相為什麼要強調自己的年齡呢？

由於兩國沒有外交關係，所以機場沒有鳴放禮炮，也沒有出現群眾熱烈歡迎的場面。

周總理親自把田中送到釣魚台國賓館18號樓（當年2月尼克松總統來訪時也下榻這裡），並陪客人一起進了一樓的會客室。

據我所知，這是一種很高的接待規格和外交禮儀。田中可能也清楚這一點，所以笑容滿面，心情頗好。當周總理想用他那不方便的右手脫掉風衣時，田中大步走過來，要動手幫忙。

周總理笑著說，不用不用，我自己來。田中也笑著表示，自己應盡主人之責。這時，在一旁專註於翻譯的我才想起自己的職責，很快幫周總理脫了風衣。

賓主就座後，田中再次提起自己54歲就當上了日本首相。周總理笑著回答，哦，允許我也作個自我介紹吧，我是51歲當上中國總理的，算起來已經23年了。自那以後，田中首相再也沒有提及過自己的年齡。

田中首相是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草根總理」。他是日本新潟縣一戶普通農民的兒子，鄉間土木工程專科學校畢業，親友中沒有任何政經界資源，全靠個人奮鬥。這在論資排輩盛行、異常注重學歷的日本社會，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開局良好。

但就在當晚，在周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田中致答辭時講了一句話：「我對日本過去給中國人民添了許多麻煩，再次表示反省之意。」此言一出，全場反響強烈。與會中方人員紛紛搖頭，表示不滿，感到疑惑。宴會氣氛突然由熱轉冷。

周總理一直在沉思，宴會結束時，只對田中說了一句話：明天上午會談時，我將詳細說明中國的立場和態度，希望貴方考慮、研究。田中點頭，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的正式會談進行了三個小時，周總理一口氣講了近一個小時。

我記得，他著重講了三層意思：一、漢語中，「添了麻煩」只是在人們日常相處時有輕微過失時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災難，絕不能用「添了麻煩」這句話搪塞過去。二、坦率地說，中國人民特別是中老年人都十分關注你們這次訪華以及我們雙方進行的會談，他們極無可能接受「添了麻煩」這個說法，反而會引起強烈的反感。三、中方已作了許多努力，包括主動放棄索賠要求，這就希望你們能與我們相向而行，對日本過去所犯的嚴重罪行作出明確、清晰的表態。

周總理進行長篇發言時，日方人員一直低頭聽著，既沒有進行辯解，也沒有表示接受。田中最後只說，如果中方有更適當的辭彙，可以按中方的習慣修改。

次日，雙方討論中國提出的對日「政治三原則」時，日本代表團主要隨員、外務省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第一個發言。

他對頭兩項政治原則沒有表示異議，但對第三項原則，即中方認為「日蔣和約」是非法、無效的，說了一大段話，中心意思就如竹入義勝所說。他還說，如果田中角榮內閣硬要這樣做，立即會被趕下台去。他還提到賠償問題，認為按照日本法律，20年前雙方已經達成協議，即中方早已宣布放棄索賠要求了。

周總理耐心聽著，高島發言一結束，他就立即質問田中：這位局長剛才講的，是代表他個人，還是代表日本政府？如果是後者，那就表明你們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吵架來到北京的。請問是你們日本的國內法重要，還是我們雙方需要解決的政治原則問題重要！？

他說，「日蔣條約是非法、無效的」，在我們過幾天就要簽署的《聯合聲明》中怎樣表述，可以通過雙方友好協商來解決。這一點，我一個多月前就已通過竹入義勝委員長轉告閣下了。難道這位局長完全不知情嗎！？至於中國放棄索賠問題，我也已明確表明，二十多年前蔣介石集團早已被中國人民推翻，不能代表中國，何況他是為了一己私利，慷中國大陸人民之慨。而我們是從兩國人民友好關係出發，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負擔，才宣布放棄索賠要求的。對此，高島局長不僅不領情，還認為中日《聯合聲明》中不必再提賠償問題。這是對我們的侮辱，簡直令人不能容忍！

對此，日方依然是低頭聽著，無人言聲。

接連兩次會談都不順利，整個日本代表團意氣消沉，情緒低落，安排他們去遊覽故宮博物院，也高興不起來。

（資料圖片）1972年9月27日晚，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並送給他一部《楚辭集注》。

毛澤東出面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出面，在中南海會見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階堂官房長官。

會見氣氛十分輕鬆。毛澤東第一句話就問田中角榮，他（指周總理）與你吵架吵完了嗎？他沒有為難你嗎？田中回答，沒有，沒有，周總理和我談得很好。同時，有時候也是「不打不成交」呀。

毛主席又問大平正芳，他（指姬鵬飛外長）沒有欺侮你嗎？大平回答，沒有，沒有，我們是在友好的氣氛中交換意見的。

接著毛主席又對田中說，他（指廖承志）是在你們日本生、日本長的。你這次回國時，就把他帶回去吧。田中笑著回答，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氣，日本各地都有他的許多朋友。如果他願意參加參議院全國區選舉，肯定會高票當選。

臨別前，毛主席向客人贈送了《楚辭集注》，並詼諧地說：我不會在人世間停留太長時日，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了。

這次會見是禮節性的，沒有涉及任何實質問題，但會見本身就清晰地傳遞了一個最重要的信息：中國是真心實意歡迎他們來訪，真心實意希望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但下一步怎麼走，得看日方的行動了。

「車中會談」

28日的日程是遊覽長城。中方的安排是：第一輛車，由姬鵬飛外長陪同田中；第二輛車，由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陪同大平；第三輛車，由韓念龍副外長陪同二階堂。

大平知悉後，即向中方表示，現在雙方在會談中出現嚴重分歧，而這次訪問留下的時間已經不多，所以希望能與姬外長同坐一輛車，以便利用往返時間充分交換意見。周總理聽說後表示，這是一個好建議，就應該這樣安排。

於是，姬鵬飛外長改坐二號車，與大平分坐後排兩側，我坐在中間。前排是司機和中方的貼身警衛。說來也怪，我患有輕度暈車症，但那天往返近二個半小時，卻一直精神飽滿，頭腦清晰。

我記得，汽車一啟動，大平就十分坦誠地講了很長一段話。

他說：「姬部長，我和你同歲，這兩天都在為自己的政府不斷爭論。我們雙方首先看重的，就是維護自己國家和國民的利益。這兩天日思夜想，我覺得現在問題的焦點和要害，在於應該如何看待那場戰爭。坦率地說，我個人是同意貴方觀點的。我一橋大學畢業進大藏省工作後，曾奉命幾次到張家口及其附近地區，做過社會、經濟調查，時間長達一年十個月。那時正是戰爭最慘烈的時期。我親眼所見的戰爭，明明白白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可以說不存在任何辯解的理由。但是，我現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務大臣的立場上說話、處事。考慮到當前日本面臨的世界形勢，加上又早與美國結成的同盟關係，這次我們兩國要在簽署的《聯合聲明》中完全按照中方要求來表達，實在是太難太難了。這一點如果得不到貴方理解，那我們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他還介紹，田中首相在戰爭末期被徵兵，到中國東北的牡丹江服役，不久就患急病被送進了陸軍醫院治療，未打過一仗，未殺過一人，戰爭就結束了。田中對戰爭性質的看法，與他一樣。

「雖然不能全部滿足中方要求，但我們願意作出最大限度讓步。沒有這種思想準備，我們是不會來中國的。既然來了，我們就會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體生命來乾的。如果這次談判達不成協議，田中和我都難於返回日本。右派會大吵大鬧，興風作浪，黨內也會出現反對呼聲，逼田中和我下台。田中和我都是下了決心的。這些都請你如實報告周總理。至於中國『政治三原則』中日蔣條約的表述方式，也請周總理諒解我們的難處。我一定會想出雙方都能接受的辦法。」

大平外相說這番話時，眼含淚花。

我一直認為，這次「車中會談」，對後來的事態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不言而喻，姬部長一回市內，就去了周總理那裡。

最後談判

當天晚上10時，兩國外長在國賓館18號樓底層會議室舉行最後一次會談，逐條敲定《聯合聲明》。

按日程，次日上午10時就要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字。北京外文印刷廠的負責人在外面候著，以便立即印刷日文版。

《聯合聲明》共9條，具體內容已全部達成協議，只空著前言中的一段話，即對日本侵華歷史如何表述，用什麼語言替代「添了麻煩」。

時間一秒一秒過去，兩位外長依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著對方首先表態，而時間已過凌晨一時了。服務員幾次端來咖啡，幫大家提神。

這時，我看見大平外相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一張紙條。他說：「姬部長，這是我方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讓步。」

他念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方翻譯隨即將它譯成中文。

姬部長要求大平外相將紙條遞過來看看，並命令我一字一句正確無誤地再給他翻譯一遍。我照樣做了，並說日方翻譯沒有差錯。

姬部長聽完後，陷入長時間沉思。我忍不住了，以最低的聲音向他建議：「姬部長，我個人認為，可以接受這個方案了。」

姬極其生氣，非常小聲地訓斥我：「少廢話！」還在我大腿上狠狠地捏了一把。我嚇了一跳，隨即意識到，不管姬部長多麼和藹可親，平時對我也很器重，但此時此刻，這句話絕不是一個翻譯應該說出來的。

又過了一會兒，姬部長終於開口說話了。他建議休息十分鐘，中方再作回答。大平外相表示同意，並說自己也得把內容告訴田中一下。

由此可見，紙條上那句話並非是他與田中共同商定的，而是他個人深思熟慮的結果。後來日本外務省中國課長橋本曾告訴我，起草《聯合聲明》，田中是授予大平全權的。

兩位外長，一個快步走出了18號樓，一個慢步上了二樓田中的卧室。後來知道，周總理那天晚上也在國賓館休息，姬部長是去向他稟報的。

大約15分鐘後復會。姬部長表示，就採用大平外相的建議吧，並說這是中國政府的最後態度。問題終於解決。

外交部個別人對此還不大滿意，認為在「戰爭」前該加上「侵略」二字。周總理知悉後說，就文字表達的思路而言，誰都可以想到《聯合聲明》中的「戰爭」就是「侵略戰爭」。因為，如果不是侵略戰爭，怎麼會給中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害；如果不是侵略戰爭，今天的日本政府又怎麼會要痛感責任，深刻反省？

早晨見到姬部長時，我向他檢討，說幾小時前自己的舉動太隨便、太出格了，以後一定不犯類似錯誤。姬說，外交授權有限，連我這個外交部長都無權決定的大事，一個翻譯竟敢說三道四，認為可以拍板定案，這不能不說太荒唐、太出格了。

我一直點頭稱是。向他告別時，他又說，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它不能由你來說。你應該終身引以為訓。

關於另一個懸案，即如何把「日蔣條約」寫進《聯合聲明》，最後商定，《聯合聲明》中不提此事，而以日本外務大臣談話形式體現。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時，《聯合聲明》由兩國外長共同簽署生效。簽字儀式一結束，大平就去民族文化宮會見眾多記者。

他一開始就大聲宣布：雖然兩國《聯合聲明》中沒有提及，但日本政府的見解是，作為日中關係正常化的結果，「日華和平條約」已經失掉存在的意義，而結束了。

（資料圖片）周恩來與田中角榮舉杯慶祝。

「機上會談」易主

簽字儀式結束後，按照原定日程，田中首相一行將於當天下午二時前往上海參觀、訪問。但這時，日方內部又起紛爭。

田中表示自己十分勞累，不想再去上海了。其實，他是認為日中關係正常化的目的既已達成，也就無需再去上海了，他滿腦子想的，全是下一步如何應對國內政局。

8年前就當過池田內閣外務大臣的大平懂得國際交往的規矩，覺得這樣做全然不顧主人的臉面，十分不妥，不斷地勸說田中改變主意。

兩人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時，周總理對田中說：我們共同完成了一大使命，待一會兒我陪你去上海參觀、訪問。

此舉出乎田中意料，他一再表示感謝。接著又說，他希望乘坐周總理的專機飛往上海，讓自己的專機先飛上海等著。

周總理笑著說，我的專機是蘇制伊爾18，比較陳舊，舒適度也遠不及你的美製DC8專機，就算了吧。田中表示，他不在乎什麼型號的專機。鑒於大平君和姬部長的「車中會談」非常成功，他自己也迫切希望能與周總理舉行一次「機上會談」。

就這樣，田中、大平、二階堂三人乘上了周總理的專機。

主人方面本來猜測，田中這樣執著地要求同機飛往上海，很可能是想就下一步要進行的貿易協定、航空協定等談判先交換意見。然而，飛機起飛不到五分鐘，田中就趴在桌子上呼呼睡著了。

見此情景，大平可能覺得田中太荒唐、太失禮了，便伸出手去要推醒他。周總理馬上拉住大平的手說，這幾天他太累了，就讓他多休息一會兒，下面就由我們兩人進行「機上會談」吧。

大平顯得十分感激。他當然深知外交場合是非常講究對等的，總理和外長顯然不在一個層級上。

周總理首先說起，聽說你不但擅長外交，對中國的歷史、文學也很熟悉呀。

大平回答，我這個人別無其他愛好，一輩子只喜歡讀書，喜歡「新書飄逸的馨香和拿在手中的柔感」，尤其愛讀孔子、孟子、李白、杜甫的作品。

說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白紙遞給周總理，紙上寫著一首七言漢詩。他說，這是他前天晚上在北京寫下的，煩請周總理不吝指正。

可惜我已記不清這首詩的全文了。意思好像是感受北京的秋色無限美好，完成歷史使命的心情更加愉悅。

我記得，在「機上會談」中，大平主要談了兩點。

他首先一再請周總理放心，說田中和他在北京所作的幾項承諾，只要他們兩人能夠繼續執政，就一定會件件落實，履行到底的。

接著他著重介紹了他與田中的交往。他指著昏睡中的田中說：「我與他相識、相交十六七年了。他是一位真誠待人、信守承諾、值得信賴的朋友。至於他的缺點、毛病，正是您所看到的那樣，可以說是一個『野人』。此外，他非常聰明，反應極快，但具有獨裁者的性格，喜歡自己高談闊論，而不大願意傾聽別人的想法、意見，甚至經常以『明白了』為由打斷別人的講話。對他的上司佐藤榮作也不例外。這次離開東京前，我特別提醒他，這次我們去北京，面對的是周恩來總理，而周是一位世界級的大政治家、大外交家，說起話來，思路清晰，論述周全，往往一講就是個把小時。到時你可千萬不要叫嚷『明白啦』而打斷他的講話，否則就太失禮了。我的提醒剛說到一半，他就很不耐煩地喊著『明白啦』走開了。這幾天，我一直擔心他是否真的『明白啦』。結果也許他同樣非常敬重您，幾天前您一開口就講了一個小時，他沒有顯露出一點『明白啦』的表情，也可以說他一直在『洗耳恭聽』，可見這次他是真的『明白啦』。」

直到快到上海時，田中才睡醒過來。

周恩來陪同田中一行參觀上海馬陸人民公社。周恩來左邊揮手者為田中角榮、二階堂進，右手為大平正芳。圖中左一為作者。圖｜作者提供

「強有力的對手」

下午三時半，專機降落在虹橋機場。

由時任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張春橋陪同，田中一行參觀了上海馬陸人民公社。參觀過程中，田中心情很好，多次說自己也是農民的兒子。

我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當好翻譯上，沒有注意周總理在哪裡，在做什麼。直到幾年後看到田中寫的訪華回憶錄，疑問才得到了回答。

田中是這樣記述的：「周在離我們不到一百米的田間小道上行走，進了一間小作坊。一群女工紛紛擁到他身邊，爭著與他握手，打招呼，其中一個人更是大聲哭喊著，激動地向他訴說……我聽不懂中文，也看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只見周與幾十個身著破舊工作服的女工一一握手，並從口袋裡掏出手帕，為那個哭喊者擦凈眼淚，耐心勸慰……十五年前親眼目睹的周恩來的這個形象，一直鮮明地刻印在自己的腦海里。」

當晚，上海舉行了歡迎、歡送宴會。田中的話特別多，多次強調這次訪問圓滿成功，最大的功臣是周恩來總理。他頻頻與中方人員乾杯，我估計他至少喝了十五六杯茅台酒。周總理同樣心情很好，也喝了十幾杯。

回北京後我才聽禮賓司長韓敘說，從當年5月18日起，周總理在外事活動中喝的全是涼開水，而不是酒。原因是他被診斷出患了膀胱癌，醫療小組不讓他再喝一滴酒。這個消息著實使我震驚而悲痛，才知道周總理竟是在重病中布局、指揮中日復交工作的。

後來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後也擔任過日本首相）回憶起這段經歷，都對周總理尊敬有加。

大平稱他是偉大的政治家、極強的外交家和超人的行政家。「在正式談判中，周總理是一位強有力的對手。他既能堅持原則，寸步不讓，又能換位思考，適時作出妥協。」

田中角榮則談到，毛澤東、周恩來都是在生死線上奮鬥過幾十年的創業者，是完全可以信賴的，也是談得攏的。所以要趁他們還健在的時候，完成恢復邦交這件大事。

「有人覺得中國是共產黨國家，但我一直認為，中國不會搞對外侵略。正是基於這個基本認識，我才邁開大步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榮說，「將來中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後，也絕不會構成對日本的威脅。它擁有廣闊的領土和十億人民。管好他們自己的事情，已經夠他們忙乎的了。中國的目標就是管好他們自己。只要稍微讀一點中國歷史，就會明白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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