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蘇聯電影，講述女人的史詩，獲得金棕櫚獎

60年前蘇聯電影，講述女人的史詩，獲得金棕櫚獎

主編：王傳言

在無數個被推薦的20世紀經典或者必看的電影版本中，有一部前蘇聯誕生於1957年的電影總是能夠位列其中，它就是《雁南飛》。而在中國，1957年照樣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年份，「大鳴大放」和「引蛇出洞」開始了，無數的知識分子「遭殃」。而在接下來的「十年浩劫」里，人們都瘋狂地進行著非理智的行為。而這部前蘇聯的電影，卻沒有絲毫政治隱喻，它是在靜靜地講述一個愛情故事，一個發生在戰爭時期的愛情故事，而恍然之間已經60年過去了，但它傳遞的價值卻在60年後熠熠生輝，讓觀眾扼腕感嘆不已。

開始就被吸引，洒水車是不文明的隱喻。

影評人告訴觀眾，長鏡頭和升降鏡頭，是這部電影的特色。而在開場戲裡，鮑里斯和薇羅尼卡在廣場上的戀愛場景，看著天上的大雁南飛，而他們正在深情相吻的時刻，一輛洒水車打破了激情。或許，導演並沒有特殊的隱喻，只是你若細心的話，看到今天中國城市裡的洒水車，大概就能夠了解到60年過去了。中國還是在重複著「老大哥」曾經的那一切，尤其是公共道德水平的提升上。洒水車是公共設施，是維護公共衛生，難道不應該以人為中心嗎？所以說，衝破他們的其實存在著很多暗喻的內容，洒水車只是一個最大的突破點罷了。假如，沒有戰爭，這兩位主人公可能「現世安穩」下去，也可能演繹最好的平凡愛情之路。但，這樣的話，電影本身就沒有看頭了。

男人總是罪惡的源泉，尤其是心懷鬼胎的男人。

鮑里斯堂兄馬爾克也在追求著薇羅尼卡，縱使在和平時期。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的戲，也能夠勾起觀眾的興趣。不過，導演根本不給馬爾克任何機會，因為薇羅尼卡是直接拒絕的。連自己的手都不讓馬爾克摸。這當然也埋下了悲劇的種子，一個經常被拒絕的男人可能會做出很多超越能力和控制力的事情，比如說性侵。當鮑里斯參軍之後，馬爾克順利將薇羅尼卡性侵併佔有，成為名義上的「夫妻」。而這也埋下了女主角被世俗指責的陰影。但這一切都深埋起來，沒有任何痕迹可以發掘出來。

無數次的錯過，也難以贏得再相聚。

相聚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如果用這這句詩句表達的話，再合適不過。男女主角連最後一次告別也沒有，鮑里斯參軍，薇羅尼卡沒趕上，連鮑里斯留給她的信也沒有看到。他們最後告別的錯過，其實就隱喻了最後的死別吧！在觀眾的心目中，大概都希望他們能夠訣別，但導演刻意就是不讓他們最後一次遇見。為何？電影的藝術大概如斯吧！而離別之後，薇羅尼卡的史詩其實剛剛開始，她勢必將會陷入到「等待」還是「委身」的痛苦抉擇之中。如果是「等待」，那勢必是遙遙無期的，如果是「委身」，這勢必又是違背自己良心法則的。

讓女人漫無目的等待，其實是一個精神枷鎖。

存天理，滅人慾。在宋明理學的世界裡，對待女人經常有的就是守寡。所以，當林心如出演的《繡花修》里，無數次「沉豬籠」的鏡頭，其實是在向著傳統說明什麼。女人，在古代社會裡，是第二性，是附庸，是男人的附屬品。所以，男人有了三長兩短，女人沒有選擇餘地，只有選擇守寡，只能默默堅守自己的所謂忠貞不渝。這，難道不是最泯滅人性的嗎？人性者，註定是與性息息相關，而禁錮女人的道德枷鎖，就是一份無形桎梏。《雁南飛》也是如此。當鮑里斯參軍杳無音訊的時候，各種世俗的觀點就來了。尤其是她「委身」馬爾克的時候。

未過門的媳婦，也能和公公婆婆住一起。

在電視劇《闖關東》里有這樣一個細節，小宋佳飾演的鮮兒並沒有和朱傳文結婚，只是青梅竹馬，但在闖關東的路上以及之後住在了朱傳文的家中。《雁南飛》里也如此，薇羅尼卡的父母在戰爭中死亡，她卻被鮑里斯的父母收了。從前蘇聯到中國，竟然在這一點上獲得驚人的一致。誰能夠說，世界人性和人文的故事裡沒有交集呢？這就是最為鮮明的例子。而這樣的居住，也註定了女主角的悲劇角色的形成。

到底怎麼才叫「背叛」呢？廣義和狹義。

《雁南飛》其實是在電影之外，告訴人們何謂「背叛」？在戀愛中，並沒有什麼「背叛」，在婚姻中呢？簽訂的婚約就是背叛的護身護嗎？當然不是。「背叛」有身體上和精神上兩個層面，電影中的薇羅尼卡在身體上被侵犯，並委身了別人，但是精神上卻從一而終都是鮑里斯的人。所以說，每個婚姻之內的人，大概都有或多或少精神領域的出軌吧，這當然無傷大雅。因為「婚姻是愛情的墳墓」。當兩個人了解越多，知道的細節越多，不如意也就會越多。而身體上的歡愉畢竟只是暫時的，只有精神世界的一致，才能夠指向永恆之境。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都應該思考。

愛人死了，活著還有什麼意義？不僅薇羅尼卡這麼想。那個傷員也這麼想。對的，愛人死了，我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三毛在荷西死後，用自己的行動給出了最好答案。三毛的死是殉道意義的死，更是對愛情純潔性的保證。《雁南飛》里，傷心欲絕的薇羅尼卡，在最後的一刻，聽到「偉大勝利演講」，決定活下去，這是電影的階級性升華，但同樣也是「敗筆」所在。當然，放在1957年的前蘇聯，這樣的「敗筆」已經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只是在生與死的問題上，如何愉快地生，還是痛苦地死，這始終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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