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美國靠不住，盟友找出路

摘要

二戰後的國際體系能否維持下去，不是何人入主白宮可隨意決定的。美國有多少餘力當盟主，是此一體系走勢的基本參數。這個體系像一棟老大樓，維修更新的費用日增，如果盟友們多貢獻，它就更長壽；若過於依賴美國，它就挺不長久。

本文作者：丁學良（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今年6月5日是推出「馬歇爾計劃」整70周年。對於戰後的歐洲來說，在當今全球變幻不定的態勢之下，其它政治紀念日都不如這個紀念日更含有無盡的酸甜苦辣意味，對於德國尤其如此。筆者瀏覽著歐洲智庫發來的紀念專輯，看著一幅幅1945年春夏德國多座名城大半毀於戰火的照片，強烈感受到隨後德國人「謝謝富豪大叔（指美國）！」的真誠之意（這是原任德國總統高克的助理Thomas Kleine-Brockhoff的原話，參閱專稿：「Instead of Fighting」， GMF』s World Wire , 14 June 2017）。

1945年，一片瓦礫的德國城市

一、德國政界借古喻今

馬歇爾計劃當年也是歷盡重重難關才出台的。二戰一結束，美國本土民眾覺得天大的任務已經完成，該好好過自己的日子了。為了讓美國納稅人把如此一筆巨款撥出來——到該計劃推出兩年後的1949年，其總額相當於這個財政年度美國政府預算的12%，而且不是以借貸，而是以經濟援助的方式轉賬的——美國政界要人乘汽車和火車下到礦井、工會、商會、草根俱樂部、婦女團體等等那裡，爭取選民的理解和贊同。正是靠著以馬歇爾計劃為核心的歐洲重建方案和相關機構OEEC（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美國穩穩地成為二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的盟主。還是引用上述那位德國總統前助理的話，當年美國的行事方式並非「毫不顧及本國的利益」，但卻是把美國利益與盟友利益整合進各方都能接受的「規則和機制的約束性網路之中」，不是有錢就蠻幹，讓被戰爭蹂躪得半死不活的歐洲諸國拿了美援卻心生怨恨，這才是最明智的「美國第一」——我們一看就明白，此處是對現任美國總統的那句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翻轉過來，作譏諷味十足的顛倒妙用。

特朗普和歐洲領導人（左一法國總統馬克龍，右一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北約峰會上（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馬歇爾計劃紀念日的前夕，特朗普首次以美國總統身份訪問歐洲，惡評如潮，最主要的緣故就是他當時沒有對北約組織的核心第五款（Article 5）作重新確認：美國和歐洲盟國的防務一體化即「雙向防務」牢不可破。特朗普前腳走回美國，和他剛打過交道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在公眾大會上警告：「我們歐洲人必須把自己的命運執掌在自己的手裡，這幾天的經歷使我體認到，那個時代——我們相信能夠充分地仰賴別人——已經過去了」（Gideon Rachman, 「Merkel, Trump and the End of the West」, Financial Times, 30 May 2017, p.9）。這個警告在歐洲引起的震撼之巨，非我等生活在亞洲的人所能立馬體會的。過去的72年里，歐洲長時段的和平與發展，一塊基石（儘管不是唯一的一塊）就是歐洲盟國仰賴美國提供的軍事安全「外部性」，籍此少花錢搞軍備，安穩地生產滋潤地生活。美國一家為北約提供了高達75%的防務費用，美方為此多年抱怨，不管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執掌白宮。特朗普的商人背景，更加使得他對美國出資份額太大尖嘴利舌，聲稱北約已「過時」。

二、默克爾發出震撼言論後的可能作為

假如美國這個老盟主被越來越多的德國精英階層視為「不再靠得住」，那隨後他們逐步要推動做的是哪些事呢？首先當然是要增加軍費，把目前只佔德國GDP

約1.2 % 的防務開支提升，至少達到2%的承諾水平。這對於歐洲頭號經濟強國來說並不很難，若此，德國前幾年軍事演習時鬧出的國際笑話就不至於重演了：坦克沒錢裝備機關槍，只好將掃帚把塗上綠漆插在那兒裝模作樣。筆者讀到的近似案例，只有阿基諾當政時的菲律賓軍隊才有，他們用塗上油漆的粗樹榦冒充海岸大炮，以顯示對南海爭端的強硬態度。可這是由於菲律賓系統性的貪腐而導致的，跟德國的笑話是形同實異。

據多家媒體報道，在2014年9月舉行的北約軍事演習中，德軍士兵將掃帚棍塗上黑漆，當做「拳擊手」裝甲車上的機槍。

更難的是要儘快改變德國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規，給武裝部隊鬆綁；改變教育和文化生活的相關環節，給現役軍人適當的社會地位。筆者在德國做研究的早年間，聽到見到不少在亞洲乃至在美國不可思議的事情。比如，德國軍人外出不願意穿軍裝，怕被德國同胞投以鄙視厭惡的目光。德國應聯合國邀請派往戰亂區域的維和部隊，傷亡率奇高，因為德國軍紀規定，維和士兵不可首先訴諸武力，只有在一切非致命手段均不奏效並百分之百確認對方已經實施武裝攻擊的時刻，才能以武力制服對方和自衛。等到德國軍人把這一切都按規定板上釘釘搞清楚時，對方的槍彈已經在空中飛揚了。

世人皆讚賞德意志民族從二戰中吸取教訓、反省自責、幡然改悔的至深至誠，但要客觀說一句，若無美國提供的武力保護傘，德國是不可能在戰後那麼長時段里維持非兵、非戰的徹底和平主義原則的。現在看起來這種保護傘不再像當初想像得那麼天長地久了，德國該咋辦？對國際局勢持現實主義立場的人提醒說，德國並不是生活在安全真空之中，它的周邊有核武國家、有磨刀霍霍的遠鄰、有一波波的境外境內恐怖主義聯手的威脅，你不能老是「以不變應萬變」吧？

三、看著歐洲的大事，想著亞洲的大事

就在歐洲接待特朗普來訪和紀念馬歇爾計劃70周年期間，德國大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法蘭克福總彙報》的資深編輯Bethold Kohler發表猛烈碰撞性的評論，倡議德國人應該考慮擁有自己的核武器。這個在過去幾十年里屬於「既不可想像、也不可思議」的念頭，現在也可以拿出來激蕩公眾大腦了（Chris Bowlby, 「Germany: Reluctant Military Giant?」 BBC Radio 4 Analysis, 12 June 2017）。

德國士兵

目前發生在歐洲經濟技術首強的德國的這些事態，其含義當然不僅僅限於德國和歐洲。我們閱讀以上的報道分析時，很容易會聯想到自己周邊的事態。亞洲最與德國接近的比較案例，自然是日本：它也是二戰的戰敗國，也是在佔領軍管治下實行了強制性的政治改造，也是被施加了一部和平憲法，也是在美國的安全-核保護傘之下過日子，也是因此而承擔低水平軍費（佔GDP約1%），也是享受了72年的和平大局及經濟增長和穩定。

所不同的是，在對發動戰爭的原因和戰爭期間的行為作最深度的自我反省和靈魂洗滌，對周邊國家始終待以至誠的歉意，對本國曾經張狂的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作理念上和感情上的斷然切割等方面，日本遠不如德國。因此早在上世紀後期，日本就已經在討論「要成為一個正常的大國」即持續擴軍的必要性，自己製造核武器的話題時不時的冒出。其理由就是日本不能夠把自己的生死存亡這等大事完全置於美國之手，萬一美國政策改變，日本就靠它不住了。當年日本強硬民族主義思潮代表者的「日本可以說不！」口號所廣為傳送的信息，就是日本不必在大事上唯盟主美國的馬首是瞻。

日本軍費也一再增加

四、既有的國際體系是一棟上了年紀的大樓

最近兩年來全世界政策研究圈討論的頭號問題，就是二戰結束時奠基的國際體系是否在瓦解。樂觀主義者爭辯說，像特朗普這樣的非傳統型鼓動家入主白宮，只是短暫現象。不應該把他當總統前後鬧出的一系列事端，看成是戰後形成的國際體系終場已經到來。「特總統」的任期只有四年，也許都做不到頭，他任期一滿或提前下崗，美國又會重返原點，發揮其老盟主的作用。

對此觀察，筆者至多同意一點。特朗普這樣的非典型煽動家當上美國總統不是連續劇，換個人當，不會像他那樣折騰。但是，美國的盟主地位卻是一個長時段的張力之源，並非由特總統特會折騰而引起。當盟主的代價極其巨大，今後的某位美國總統再有雄心壯志，也不可能老是讓當今規模的美國經濟，扛著國際體系的重擔一直走下去，因為美國這部車的動力在全球的相對比重已經減縮，而肩扛國際體系的成本卻在持續上升。篇幅有限，這裡不引用大量統計數字，讀者只要讀一下近期美國為在中東地區當國際警察的支出便明白：本世紀的頭16年里，高達1.608萬億美元，這還不包括在其它地區當盟主的費用。在此期間，美國的公共赤字由約5. 3萬億美元升到近20萬億（「Sources of Anxiety」, Wall Street Journal, 14 March 2017, p.A2）。除了大把的錢，有時還要付出很多人命。

小結

二戰後的國際體系能否維持下去，不是何人入主白宮可隨意決定的。美國有多少餘力當盟主，是此一體系走勢的基本參數。這個體系像一棟老大樓，維修更新的費用日增，如果盟友們多貢獻，它就更長壽；若過於依賴美國，它就挺不長久。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國際體系退場之後的新國際體系是咋樣的，但有一條筆者堅信不疑：假如沒有足夠實力的新盟主，同時它又捨得作足夠的付出乃至部分犧牲，新國際體系就可望而不可及。

作者簡介：

丁學良，出身於皖南農村，求學於上海高校，見習於北京中心，遊學於美國東北，就業於亞太美歐。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先後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教學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深圳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導。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別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發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我讀天下無字書》《革命與反革命追憶》《中國的軟實力和周邊國家》。

本文編輯：棒茬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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