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女英雄康軍辭世，享年93歲，曾任毛主席身邊秘電發報員

今日下午，大白新聞（微信ID：dabaixinwen）從蒙古族抗日八路軍女戰士康軍同志的兒子處了解到：康軍同志於北京時間2017年6月18日8時30分在北京陸軍總醫院因病醫治無效辭世，享年93歲（1925年12月10日-2017年6月18日）。

此外，大白新聞（微信ID：dabaixinwen）從微信公眾號「黨史編委」也注意到，該公號於本月19日、20日兩天連續推送了「蒙古族抗日八路軍戰士康軍同志訃告」的消息。康軍同志的兒子也表示：早已知曉該公號所發文章內容，並稱文章所說內容是真實的。

（鏈接：蒙古族抗日八路軍戰士康軍同志訃告19日、20日）

公開資料顯示：康軍，原名康桂花，曾用名潘靜，蒙古族，是內蒙古革命先驅賈力更烈士的妹妹。1924年11月14日（農曆）出生於土默特左旗察素齊鎮把什村，1939年冬赴延安參加革命，先後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和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學習。

1942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到延安棗園中央機關蘇聯專家無線電台和中央軍委三局無線電台工作。1943年到中共西北局黨校和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任陝西省關中分區陽坡頭學校教員。1952年轉業到地方，1982年離休，此後居住在北京。

抗戰時期的康軍

新聞鏈接：抗日女戰士康軍講述延安歲月

來源： 正北方網-內蒙古日報

康軍，原名康桂花，曾用名潘靜，蒙古族，是內蒙古革命先驅賈力更烈士的妹妹。1924年11月14日（農曆）出生於土默特左旗察素齊鎮把什村，1939年冬赴延安參加革命，先後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和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學習。

1942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到延安棗園中央機關蘇聯專家無線電台和中央軍委三局無線電台工作。1943年到中共西北局黨校和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任陝西省關中分區陽坡頭學校教員。1952年轉業到地方，1982年離休，現居住在北京。

一

1937年9月，日寇侵略中國，國民黨腐敗無能，大半個中國淪陷，我的家鄉土默特左旗察素齊鎮把什村也被日寇侵佔。一天，日寇飛機在把什村上空盤旋片刻後，鬼子的坦克和軍隊就開進了村。父親領著我和外甥往東溝跑，最後只能躲進了煤礦洞里。鬼子進村燒殺搶掠，第二天才向包頭進發。鬼子走後，我們才回到了家中。

目睹日寇的行徑，為了不當亡國奴，我與當時許多愛國青年一樣，懷著抗日救國的理想，在早年參加革命的大哥康根成和二哥康福成（賈力更）的影響下，於1939年冬天，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那一年我15歲。

從土默特左旗察素齊鎮把什村到延安，一千多里的路，其中要經過鬼子和國民黨軍隊的崗哨。離開家的那一天，父親把我送出察素齊鎮。我和同伴繞過鬼子的碉堡，穿過鐵路，天快黑時，在一個叫七七（趙戈銳）的貧農家中住了下來。

第二天天亮，我們起身往小果樹村方向走。八路軍大青山抗日游擊支隊的韓志寬同志護送著我們到了黃河。冬天的黃河，冰結得又厚又硬，我們踩著冰往前走，每走一步，腳底下打滑，記不得摔了多少跤。

過了黃河，遇到國民黨士兵的盤查，韓志寬同志帶有證件說要去西安，這才放我們通行。好不容易到了陝西的神木，地下黨組織的同志見我和同伴年小體弱，借給了我們三匹馬。騎上馬，頓時感到輕鬆了許多。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我們終於到了革命聖地延安。

二

從1940年4月起，我開始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簡稱女大）特別二班學習。女大始建於1939年7月，是毛主席為黨培養女幹部而倡議創辦的唯一一所女子大學。

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這次延安之行還有毛主席、黨中央指示的背景。為了培養少數民族幹部，毛主席於1939年初指示中共綏遠省委：選送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學習，參加革命，參加抗戰。從1939年夏天開始，先後有100多名蒙古族青年陸續來到延安，其中包括烏蘭夫的女兒雲曙碧等。

女大的學員來自全國27個省。學員中，知識分子佔80％，軍人、工人和農民等佔20%，年齡最大的34歲，最小的14歲。學校根據學員的文化程度和類型進行編班，編為普通班、高級班、陝甘班和特別班，總共編成13個班。我當時只有小學文化水平又是從國統區來的，因此被編入特別班。除學習革命理論外，還學習文化課。

當年女大的校服是列寧式的灰粗布制服，領子兩邊配有紅五星。按規定，每個學員每年發一套棉軍服一套單軍服。由於物資短缺，後改為每兩年發一套。棉衣單衣破了，我們縫上補丁接著穿。1940年下半年，女大發給我一床白粗布被子，我特別高興。

黨中央對女大格外照顧，讓我們睡的木板床。我們學習在山坡上，黑板掛在樹上，老師講課，我們坐在小板凳上做筆記。我們用的筆是樹枝或筷子綁上一隻鋼筆尖，墨水是用染料兌水製成的，本子是用草紙訂成的。

毛主席曾經來女大禮堂講過話，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心情非常激動。儘管他那濃重的湖南口音我聽不太懂，但從他那有力的手勢和豐富的表情中，基本上明白了其中的含義。

女大從1939年7月創辦到1941年8月結束，短短兩年多時間培養了1000多名女幹部。學員們畢業後，大部分成為婦女領導幹部。因抗戰的需要，我於1941年秋提前從女大結業，到中央軍委無線電通信學校學習。

三

中央軍委無線電通信學校的前身，是成立於1932年的中國工農紅軍通信學校。1935年10年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陝北後，中國工農紅軍通信學校與陝北無線電訓練班和紅二十五軍無線電訓練班合并為中央軍委無線電通信學校。

入校後，我主要學習無線電收發報知識，後來又學習了特種無線收發報務知識，由蘇聯專家授課，內容包括蘇聯新式收發報機的使用原理、方法、維護以及電報加密等等。

1941年春，我畢業被分配到延安棗園中央機關蘇聯專家無線電台工作，專門負責中共中央與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聯繫。在蘇聯專家的領導下，我和其他5位報務員在電台24小時輪流值班。由於蘇聯專家電台工作人員少，與莫斯科又有5個小時的時差，所以我們幾乎都在深夜工作。而敵占區地下黨組織的電台功率小、信號弱、不穩定，聯絡起來非常困難。

我們的工作紀律特別嚴格，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每人只管好自己分內的事，互不交流。我清楚地記得，與我張家口地下黨組織電台的聯絡，蘇聯專家只交待聯絡的時間、規定的頻道、彼此的呼號以及對方如遇危險時的警示信號。

不過，我知道在張家口工作的報務員是我通信學校的同班同學，所以每次通聯後，我們都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因為成功通聯說明戰友安全，我們還在共同戰鬥。

然而，1941年6月末的一個夜晚，我與對方聯通後對方搶先發報，而且幾度出現時斷時續的情況。當她發完報後，我聽到的不再是平時工作結束後的習慣信號「GB」（英文「再見」的縮略詞），而是十分急促的三個「V」字的電碼。

這是對方按約定示意我，她正處於危急狀態。我顧不上關機就跑到電台領導那裡報告情況，並將收到的電報交給了領導。之後，我曾多次按時開機守聽對方，每次都無果關機。「我的對方到底怎麼了？」成了我苦思冥想的挂念。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我才從一位時任張家口地下黨負責人那裡得知，我的同學被侵華日軍秘密殺害了。

四

1943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進入戰略決戰和走向勝利階段，我們收發電報量大增。為適應形勢的需要，是年春天，黨組織調我到中央軍委三局無線電台工作。

中央軍委三局的前身是中革軍委通信聯絡局，始建於江西瑞金，中央紅軍長徵到達延安後改稱中央軍委三局，其主要任務是，保障黨中央、中央軍委對全軍和全國各地的通信聯絡和情報搜集，同時負責為全軍和全國各地培養和輸送無線電人才。中央軍委三局坐落於延安城西北棗園鄉裴庄村，南距黨中央、毛主席長期所駐的楊家嶺僅10餘里。

抗戰期間，中央軍委三局組建和新建了抗日根據地的各級通信部門與通信分隊；建成了以延安為中心、輻射全國各地部隊的無線電通信網；組建了無線電集中台、無線電總台、通信學校、通信材料廠等單位，有力地保障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對全國抗戰的戰略指揮。毛澤東曾經形象地說「你們是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周恩來則稱「中央委員加電台，等於黨中央」。

中央軍委電台實行報務主任值班負責制，我們每人都由一位報務主任帶班上台。我們報務員雖然只看到電碼，不知內容，但可以看到報頭上的等級，如平報「A」，急報「AA」，萬萬火急「AAA」。

有時情況緊急，報務主任，甚至隊長、台長都來上機。有時甚至八路軍總司令部的作戰參謀或總參謀長葉劍英都來電台直接下達命令或傳達中央首長的指示。這一切使我們報務員深深感到工作的重要和肩負的責任。我們每次上機都集中精力，做到萬無一失。

在中央軍委三局工作期間，我還收穫了愛情。經同鄉雲曙碧介紹，我結識了當時在中共中央黨校一部學習的於占彪。雲曙碧介紹說，於占彪同志為陝西省旬邑縣原底鄉孫家村人，1928年參加西北著名的旬邑起義，1930年參加陝北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親歷了陝北的「肅反」，參加過紅軍的「東征」「西征」「援西軍」戰役。

抗戰期間，曾在內蒙古戰鬥過5年，參與了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創建，曾任中共綏蒙委員會委員、軍事部長等職……通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彼此都有了一定的了解。經雙方組織批准，我們決定在1943年舉行婚禮。婚禮在延安成吉思汗紀念堂舉行，陝甘寧邊區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烏蘭夫主持婚禮，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代表組織致賀詞。

1943年秋天，我奉調到中共西北局黨校學習。1944年2月，中央決定把西北局黨校合并到中央黨校，我便在中央黨校六部學習。在中央黨校的學習是我參加革命後時間最長、最全面、最系統的一次學習，收穫很大。1945年6月，抗戰勝利前夕，我從中央黨校畢業後分配到陝西省關中分區工作。隨後一直轉戰在西北的解放戰場，參加了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和解放西北的戰鬥。

編輯/張喜斌

統籌/紀欣

資料來源：微信公眾號 「黨史編委」、內蒙古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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