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燕：《宋詞：那一樹濃郁的無心之柳》

最新 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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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詞：那一樹濃郁的無心之柳

——蔡燕

在我們的文學觀念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詞為一代之文學的觀點始於明代，至晚清，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中明確提出詞為宋代一代之文學的著名觀點：「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也認為在宋代文學中，詞是最成功的「藝術部門」，在此，「時代心理終於找到了它的最合適的歸宿」。

但是，當我們穿越歷史的帷幕走進宋代獨特的文化氛圍中的時候會驚奇的發現，宋詞在宋人心目中並非宋代文化和文學的典範表徵，正如清人查禮所言：「宋人有詞，宋人自小之」（《銅鼓書堂詞話》），宋詞在後世所受到的尊奉有著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意味。

在宋代，由於對各種文體的衡量標準更多的偏向於文化判斷和政治判斷，它們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平等的，從儒家社會教化功能角度進行的文體排序是文載道，賦體物，詩言志，詞主情，後起的、從民間俗曲中變化而出的詞處在這種文類等級的底層，所以，形成了宋人在文化和政治上對詞的認同障礙，在文學觀念上認為詞是「詩餘」、「鄭聲」、「小詞」，不同程度的都流露出對詞體的輕視。魏泰在《東軒筆錄》卷五中記載：「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閑日因讀元獻公小詞而笑悅：『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王安國）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從「為政」的標準來看，詞就等同於濫情宣淫的「鄭聲」。所以，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染指這種文體創作時，總要表白自己僅是遊戲而為，是以作詩文之餘力為之，正如胡寅在《酒邊詞序》中說：「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浪遊戲而已也。」歐陽修在為自己的組詞《採桑子》所作的序《西湖念語》中說「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葉夢得也是「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為歌詞」（關注《題石林詞》）。蘇軾在詞學觀念上雖然把詞看作是「長短句詩」（《與蔡景繁書》），但目的是為打通詩詞疆域，並未實際改變對詞的小視，如其在《題張子野詩集後》中說「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也。」這樣的表述中透出的仍是詞為「余技」的觀念，王灼是深明於此的，所以在評價蘇軾對不同文體創作的用心時也說他「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碧雞漫志》卷二）。這樣的觀念在南宋也得到延續，陸遊就深懷愧疚的說：「予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長短句序》）。

但是，觀念上的認同障礙並不意味著實踐層面的拒斥，恰恰相反，宋人在詞的創作實踐心理和閱讀實踐心理上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晏殊寫詞並非「偶然自喜而為」，否則何以留存下一百多首詞。而陸遊一旦寫起「漁歌菱唱」之詞，也是欲罷不能，「猶不能止」的。歐陽修等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閱讀心理上，北宋錢惟演自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詞）。」（引自歐陽修《歸田錄》卷二），從這段表白中，當然可以看出錢惟演在文學觀念上對詞的賤視，但同時也能看出其對小詞的私心所好，與正襟危坐中閱讀的經史不同，小詞更適合人們在解除社會功利重負後的心性，所以詞的創作和閱讀成為士大夫文人調適心性保持平衡的一種方式，是他們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事功的輝煌之餘自我放鬆的一種方式。

宋詞的創作就是在這種觀念與實踐、理性與感性的心理矛盾中進行的，這一點對宋詞發展的影響是深刻的。因為理性觀念上的輕視，詞的創作也就能夠從宋人高揚的理性精神中逃逸出來，不必承載過多的政治教化重負，從而能夠更好的承傳「詩緣情」傳統，擺脫宋詩「漸老漸熟」（蘇軾《與二郎侄》）的命運，保持一種感性鮮活的審美品質，後人極喜從宋代詩詞的橫向比較中來見出詞這種審美品質，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其間認為詞勝於詩之處在於有真趣。清人毛先舒的比較就更為全面：「宋人詞才，若天縱之，詩才若天絀之。宋人作詞多綿婉，作詩便硬；作詞多蘊，作詩便露；作詞頗能用虛，作詩便實；作詞頗能盡變，作詩便板。」（《古今詞論》）從才情、風格、虛實顯隱等多方面的比較中見出宋詞之長。陳庭焯把詞放在更為廣闊的文體背景中來比較時說：「後人之感，感於文不若感於詩，感於詩不若感於詞」（《白雨齋詞話自序》），此處突出的是詞的感人魅力。正因為這樣，在後世評家的眼中，宋詞逐漸改變宋人自己的文體排序等級的低下，逐節攀升成至代表有宋一代文學之勝的崇高地位，終於長成了一樹濃郁的無心之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