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 與道德無關

熙寧七年，這時候王安石變法已經持續了五年。

這年春天，一位名叫鄭俠的小官，謊報有急情，將一份報告直接送至皇帝陛下面前。這份報告是一幅圖，圖上的畫面慘不忍睹：首都開封城下，老弱病殘蜂擁而至，面有菜色，走路都需要相互扶持，更不要說身穿一套完整的衣服了，他們要麼吃野菜，要麼賣兒賣女換一些麩皮，即使現在不餓死，餓死也是遲早的事。

這幅圖就叫作《流民圖》。

與《流民圖》一起直抵禦前的還有奏章，鄭俠在奏章上說：這幅圖是他每天在城門上親眼所見，天子腳下，尚且如此；窮鄉僻壤，還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那麼，這跟變法有什麼關係呢？

當時的人的邏輯是這樣的：因為變法，所以天怒人怨；因為天怒人怨，所以老天不下雨；因為不下雨，老百姓顆粒無收，所以，才如此慘。所以，一切都是變法惹的禍。

怎麼辦？

鄭俠提議：請陛下立刻廢除王安石的新法，保證老天爺就會下雨。如果十天之內不下雨，請立刻將我正法。

此時，皇帝也不再猶豫，立刻下詔廢除。至此，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變得虎頭蛇尾，而幾年後隨著王安石的去世，變法最終一敗塗地。

更戲劇性的是，詔下之後三天，大雨滂沱。

當然，這未免太過戲劇性，但是這場大雨至少可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說明王安石變法失敗了；第二，說明當時人們對王安石變法的排斥態度，這場雨下的，真是幸災樂禍、大快人心。

不但當時人這麼看，而且史官也這麼看，不嚴謹地說：對於王安石變法，幾乎所有支持變法的重要人物都被史書列入奸臣傳，估計如果不是鑒於王安石在文學上的成就，他也「難辭其咎」。

那麼，問題來了——這次變法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王安石主持變法，太大無畏。而，執政豈能大無畏！

後來，王安石的「大無畏」，司馬光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於是，司馬光開始出「高考作文題」：

翰林學士司馬光擬「策問」題

題目是這樣的：

現在有人說，第一，老天爺颳風下雨、地震海嘯，跟報應沒有關係，所以，不值得畏忌，這叫「天變不足懼」；第二，老百姓不明真相，往往都是為了一己私利而發聲，所以他們的議論不值一聽，這叫「人言不足恤」；第三，祖宗前輩、老師家長的觀點和條令，也不一定都對，所以不值得效仿和循守，這叫「祖宗之法不足守」。

對此你持何觀點和作何思考？寫一篇作文。

試卷一出爐，誰不知道這作文題里的「有人」指的是誰呢！

皇帝看到這題目，兩個反應：首先，立刻去找司馬光，命他重新出題；其次，拿著這題目去找王安石談話。

王安石卻說，我沒說過這樣的話。

現在，我們已經搞不清楚王安石當時有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無論如何，王安石在主持改革變法過程的一舉一動，已經很符合這「三不足」的標準了。

這是可怕的。

其實當初，剛剛推行青苗法的時候，那是變法的第一步，王安石當然高度關注，朝廷甚至派了「特派員」到全國各處實地考察，反饋回來的結果自然是：有的地方拍手稱快，而有的地方卻是排山倒海的批評。

有了批評，就應該研究問題，發現問題，然後解決問題。然而，王安石卻做不到，他要麼暴跳如雷，要麼就讓這批評淹沒在其他的言論里。

而後來，有人跟他提意見說，討論問題，就不能心平氣和，好好說話么？但很快，這個人就被王安石打發到地方做官去了。

憑什麼？當然是以道德的名義。

打「道德牌」的的確確是「中國特色」的邏輯，所以，在王安石那裡，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和政治路線是第一位，甚至還可以決定這個人的道德判斷。

王安石的邏輯如下：我是道德的，所以變法是道德的；變法是道德的，所以反對變法是不道德的；他們反對變法，所以，他們是小人。

但是，「道德制高點」，王安石可以用，反對派也可以用。

反對派的邏輯如下：我是道德的，所以反對變法是道德的；反對變法是道德的，所以變法是不道德；王安石主持變法，所以，王安石是小人。

而且對王安石的「道德攻擊」很早就開始了。起因是，王安石酷愛學習，看起書來經常是通宵達旦，早上到了上班的點，也不洗漱也不打理，直接去上班。反對派直接就說，王安石這個人放蕩得很，如此渾渾噩噩，還好意思在天下人面前談什麼禮樂愛國！

但無論如何，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反對派，道德就是他們的利刃，也是他們的海洛因。

因為道德，所以「人擋殺人，佛擋殺佛」；因為道德，所以不恤人言；因為道德，所以在自己的路上走得義無反顧。

「中國特色」的邏輯由此形成。

而這樣的邏輯，根本不值一駁，就拿「理財和節儉」來說，司馬光主張節儉，是因為他認為國民經濟是個常量；王安石主張理財，是因為他認為國民經濟是個變數。那麼，到底是常量還是變數呢？這是一個學術觀點問題，跟道德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政治講的是立場，道德講的是品質。品質好的可以站在不同立場，比如，王安石和司馬光。一個人，除了過於見風使舵之外，立場的原則大多數無關於道德。

看來，文化傳統中的「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需要反思了，因為需要一個比道德更高的東西，來防止「好心辦了壞事」。

沒有道德是不行的，只有道德是不夠的，而道德至上是可怕的。好的政府更需要的是科學、民主和法治，這些都比道德重要。

即使在一個寄希望於「以德治國」的國度里，全民道德的提升，更需要靠文化的宣揚來喚醒國民意識，靠制度的設計來實現利害博弈，從而讓國民達成共識和自主踐行。

一旦動用公權力來強制執行和推廣，那一定就是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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