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 28 位作家的文集，描繪了他們眼中紐約的好與壞

作者簡介：

約翰·弗里曼（編者）：文學雜誌《格蘭塔》（Granta）前總編，也曾是美國國家書評協會（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主席。他的作品常見於《紐約時報書評》《洛杉磯時報》《衛報》以及《華爾街日報》等報刊。

莫莉·卡巴普（圖）：插畫家。她在 2012 年創作的 Occupy Wall Street （佔領華爾街運動）肖像作品獲得了許多讚賞。

譯者簡介：

姜向明：翻譯。 1971 年 9 月生。畢業於日本國立靜岡大學歐美文學專業。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擅長英語和日語的文學翻譯。主要譯作有菲茨傑拉德的《那些憂傷的年輕人》、菲利普·羅斯的《退場的鬼魂》、理查德·耶茨的《好學校》等。

書籍摘錄：

序（節選）

約翰·弗里曼

我覺得有必要改變一下我們討論「不平等」這一話題的方式。它的存在理由是非常複雜的，就像我弟弟最後住進了收容所的理由一樣。不平等並不是一個我們和他們——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問題。我們常常在同一個家庭里看到這種所謂的「區別」，就像我家。我的本能告訴我應該在這裡為我的這番話表示一下歉意，要補充說明的一點是，我只是見證了我弟弟無家可歸的一段日子，實際上他遭受到的困厄遠甚於我的想像，而且我確信比我們倆更遭罪的還大有人在。這一切都是真實的，我想，但它卻把我們引入了一條死胡同。給苦難分級是一種錯誤的做法，就好像我們有辦法正確地衡量和評價這些苦難，比如肉體的痛苦、工作上的挫折，或絕望的心理。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做法會引出一個錯誤的結論：認為有些苦難是可以忽略的，而另一些苦難是不可忽略的。

城市生活是由人群的鄰近程度來定義的，當一部分人覺得住在這座城市裡日子不好過，就會對城市裡的每個人造成壓力。比爾·德布拉西奧能當選為市長，部分原因就是他在競選演講中將紐約比作「雙面之城」，這句話觸動了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們的心弦，他稱之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紐約人能夠感悟他的挫折與激情，也能理解他的「城市可以變得更好」的夢想。也可以說，他們是被他在競選活動中所表達的一種看法給激發了，那個看法就是由於貧富之間、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差異正變得越來越大，紐約成為了一座不宜居住的城市。這座城市的神話——這是一個特別的地方，一座夢想之城——在現實面前崩塌了：紐約人的收入差距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我覺得有必要在這裡提一下幾個數字，以防萬一你不怎麼關注新聞。幾乎有半數紐約人生活在赤貧狀態，在過去的二十年里，紐約人的收入差距已經回到了大蕭條時期之前的水平。位於收入最頂層的 1%的紐約富豪，在 1990 年到 2010 年之間，平均收入從四十五萬兩千美元增加到了七十一萬七千美元。與此同時，收入最低的 10%的紐約人收入增長幅度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從 1990 年的八千五百美元僅僅上升到 2010 年的九千五百美元。這一時期的財富匯聚明顯是向富豪們傾斜的。在 1990 年，最頂層的 10%的家庭擁有整個紐約收入的 31%；到了 2010 年，這一數字增加到 37%。而且在這一群體中，超級富豪佔了很大的比例： 2009 年，頂層 1%的人群擁有的收入超過城市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這個信息明確地告訴我們：如今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

中產階級正在全速消失，儘管他們在美國歷史中確實存在過一段時期。

來自：亞馬遜

就在德布拉西奧參加競選前，詹姆斯·蘇羅維奇為《紐約客》寫了一則有先見之明的專欄，分析了這一切發生的大致原因。這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金融業來為它創收——頂層 1%的人群所繳納的所得稅令人難以置信地佔到了所得稅總數的 43%——但同時，金融業也是造成收入不均的主要推手。再加上，支撐起中產階級的那一類工作——比如製造業——已經消亡了。在 2001 年到 2011 年間，這座城市已經喪失了 51%的製造業工作。蘇羅維奇指出，在紐約做生意的成本實在是太高了，以至於工廠、手工作坊、造船廠什麼的都搬去了別的地方。

這些數字極端地反映出許多美國城市中正在發生的事情：人們從郊區搬到城市裡生活，迅速抬高了城市的房價和房租。紐約以一種誇張的方式見證了這一趨勢。不屬於頂層 10%的紐約人發現自己的收入略有增加，但他們必須面對的是直升機螺旋上升式的房租上漲。 2002 年到 2012 年間，房租平均上漲了 75%。如今的紐約房租已經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倍，其結果就是，幾乎三分之一的紐約人的年收入中，有超過一半是用於房租支出的。許多紐約人連租房都租不起，更別提買房了。

約翰·弗里曼，來自：twitter

居住在紐約市區的人們所付的房租占收入比例最高——比如，在布朗克斯區，一個普通家庭要花上 66%的收入去租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因此他們也是最窮的。順便一提，那裡就是我弟弟租下一間公寓住了一段時間的地方。

這樣的現狀是不可能長久的。而且，紐約的傳奇——它的神話和流行文化；我們去那裡旅行時留下的印象；描寫它的文學作品——和現實之間的強烈落差，也是不會長久的。如果這本文集能有助於填平這座城市裡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鴻溝，我將感到十分高興。通過描摹這道鴻溝，通過思考和想像今日紐約的生活，或許能實現這個目的。人們對紐約有什麼感覺，人們在紐約看見了什麼，人們講了什麼關於自己的故事，以及，如果可能的話，收入不均是如何改變這座城市的？

在 2014 年 1 月，我聯繫了數十位作家，他們都居住或曾經居住在紐約，又或者覺得那裡是他們的精神家園。其中有二十八位回應了我。你正在讀的這本文集就是他們參與討論這個主題的成果，而他們的回應也是各式各樣的，其中有回憶錄和短篇小說；一篇雜文；幾篇報告文學；一篇談論酒吧侍者的小品文；一篇城市遊記；一些住房糾紛的法庭記錄；一篇口述歷史；一首詩；甚至還包括推特網上的一系列推文，該系列推文從 1912 年的頭條新聞說起，最後發展為像一首交響詩般的內容，它的主題是暴力和城市對維護自身形象的傾向。

Lydia Davis，來自：alchetron

這是一座現代的城市，就如你我今日的感受一樣，許多遙遠往昔的、更為魚龍混雜的鬼魂和酒吧都已消失。房租更為親民的時代已經遠去——至少目前如此——有些作家寫了隨廉價房租而去的一些東西，當然，除了可支配收入以外。漢娜·汀婷深情懷念她在下東區租下的第一套廉租房，那裡有一個開朗的、有良心的、持槍的莫霍克人在保護著那套房子。要不是廉租房政策，她會遇上他嗎?士紳化——常被貼上「紐約的一大禍患」的標貼，但它其實僅僅描述了一種經濟情況——是一把雙刃劍；大家都在夢想著北遷，哪怕這意味著不得不拋棄一些東西。十五歲的夏沙達雅·傑克遜，作為布魯克林一家免費學習輔導中心的一名學生，講述了她家從皇冠高地搬遷至公園坡的經歷，以及她的朋友對她在新地方的生活的一些臆測。戴夫·艾格斯介紹了夏沙達雅寫的這篇散文，並說明了為什麼他的出版社願意為此類作品提供一個平台。與此同時，莎拉·賈菲進行著從公園坡到皇冠高地的反方向遷移，皇冠高地的租客們為了獲得公寓里的基本服務必須奮力搏鬥，這刺激她去旁聽了一場紐約市住房委員會的聽證會，其內容是討論關於是否提高固定租金公寓房的租賃價的問題。

這本書里的一篇篇文章，一再重複著同一個主題，這個主題直擊今日紐約的核心問題，明確地指出了人們所感受到的壓力的來源。住房是人們永遠都會關注的一個話題。我把這篇引言的草稿給我弟弟看了，然後他寫了一篇散文來回應我，這篇文章也收錄在本書中，他在文章里描述了他在紐約流落街頭的那痛苦的七個月。幾乎要無家可歸的威脅也能夠造成一種壓力。珍妮·桑頓在一篇詼諧、感人的回憶錄里寫到，為了保住一間公寓她不得不堅守一份天天加班的出版工作，這樣她的那位無家可歸的朋友就也有了一個歇腳的地方。在一篇傷心的口述文章中， DW 吉布森再現了一位處理租賃糾紛的辯護律師的真實心聲，他的主要工作是為權益受到侵害的租客代言。他有一個和房東發生矛盾的女客戶，那位房東打著重新裝修的幌子，砸掉了租客們的衛生間，使他們無法繼續租住，其目的就是把租客們趕走。「誰會對別人採取如此手段?」她問，「我們都是人啊，這太可怕了。」

Zadie Smith，來自：維基百科

閱讀這樣的文章，你想不對現代城市進行一番思考都很難。也許，如今世界上的任何一座城市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那就是位於社會底層的人們想要獲得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和尊嚴都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迪奈·門格斯圖在他的文章里指出，為了讓他那個患有自閉症的兒子獲得更好的治療，他想要搬到紐約來；這樣的困境對於有些人來說是個難以逾越的坎，對另一些人來說卻並不是什麼大問題。瑪利亞·貝內加斯回憶起她在布魯克林的一家晚托班的工作經歷時，進一步證實了門格斯圖的觀點，當時正是她的學生們因承受不住壓力而紛紛選擇自殺的一個時期。父母們被迫做出的犧牲，是別人很難了解的，甚至是超乎人們的想像的，這一點在泰耶·塞拉西的短篇小說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她講述了發生在一個俄羅斯男子、他的女兒、一個亞洲裔的計程車司機以及一個妓女之間的故事。

然而，這座城市還在繼續為人們供應著希望，對所有初來乍到者來說，它還是一座指引方向的燈塔。就像大衛·拜恩所指出的，正是這種源源不斷的人口湧入使得這座城市充滿了創造力和活力。在一篇介紹一位莫扎特的劇本作者——此人在19世紀初來到紐約——的文章中，埃德蒙·懷特提醒我們，無論在哪個年代遷居到這裡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當一個人來到美國後想要用外國文化來感化它時。阿基爾·夏爾馬一家在 20 世紀 70 年代從印度移民來到美國。他在一篇短文里寫到，他在印度度過童年時所感受到的那種貧窮程度使他在紐約生活時無論如何也不會覺得窮。這種善於嘲諷的天賦使他在幾十年後選擇放棄在金融業的一份報酬豐厚的工作，轉而成為了一名專職作家，哪怕它並沒能完全彌補他在名望和高薪方面的損失。

你無論是往南、往北搬，還是往東、往西搬，抑或只是搬到街對面，都會感受到一種將自己置身於競爭激烈的生活中而形成的緊張感。這種緊張感使得人們在紐約的遭遇顯得特別，有時甚至會令人感到危險。

Junot Díaz，來自：維基百科

每個人都想尋找自己可以歸屬的群體，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紐約是一個奇異的大熔爐——那麼多人，擁有不同的社會背景，財富分配如此不均——這迫使人們更加努力地去尋找歸屬，而且必須去一些特別的地方尋找。羅西·沙普描述了一個好的酒吧是如何演變為一個社區的，只要人們尊重在那裡工作的服務員，那麼可以說那裡在經濟上是屬於公平競爭的。帕特里克·瑞恩回憶起在一家聯合律師事務所上夜班的經歷，與他打交道的是一些不適應社會的人、演員，和一個勉強維持生計的人。維克托·拉瓦爾在文章里講述了他在少年時代逃離教堂，長大成人後又皈依宗教的經歷，因為他既想擁有信仰，也想找到一個歸宿。

這些歸屬感無論多麼強大，都是不牢固的，它們隨時都能發生改變，也許是因為你家隔壁的鄰居換了人，也許是因為財富的增減，或者是還貸壓力越來越大，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胡諾特·迪亞斯回憶他在工人階級家庭長大，身邊小朋友們的父母都為了各種賬單苦鬥。他們的命運休戚相關，哪怕有些小夥伴還在他家裡偷過東西。貧窮會使人做出卑劣之事。鄭元彪回憶起自己因為經濟拮据而產生的自暴自棄和孤獨感。最後他甚至覺得自己失去了做人的尊嚴，別人臉上的表情能使他意識到自身條件的改變。

一個窮光蛋住在紐約會覺得生活特別殘忍，因為到處都是奢華的東西，就像勞倫斯·約瑟夫在一首描述「 911 」襲擊過去十年後的紐約的詩中告訴我們的一樣。「 911 事件」是對財富不均採取的暴力行為，它產生了全球性的影響。事情永遠都是這樣的，就像特居·科爾在「小死亡」這一系列推特文字中曝光出來的，這些文字帶我們回看 1912 年的頭條新聞。這樣的事足夠使我們就像喬納森·薩弗蘭·弗爾所想像的那樣，祈望在靠近曼哈頓灣的地方有個第六區，那裡有足夠的空間讓我們安身立命，也讓這座城市能夠自由呼吸。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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