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度牒制度：道教教制和政權法制結合之產物

度牒，又稱「祠部牒」，是朝廷發給合法出家者的證明書。唐代開始正式發放，是官方給出家僧道的身份憑證，僧道以此牒為身份憑證，可免徭役，後代因之。

道教度牒制度，是封建政權管理道教教職人員戶籍的一種特殊法制手段。在道教史以及中國法制史上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種制度來自早期原始道教的「宅錄命籍」與「道宅科錄」活動，只不過早期原始道教的「宅錄命籍」與「道宅科錄」活動只限於道教內部，不屬於政府行為。而度牒制度乃屬於政府行為，具有一定的法律意義。

原始太平道「簿書錄籍」的教制制度即是最早的戒籍制度。

早在東漢末年，原始太平道就有「簿書錄籍」的教制制度，當時的太平道在為道民傳戒授籙的時候，要像地方政府登記戶口一樣來為道民受戒注籍，認為受戒後乃入神仙籍，即是天籍，可以得到上天神的管理。

陸修靜改革五斗米教宅錄製度，稱管理道民的教籍為副籍，朝廷的戶籍為正籍，意圖協調道教教制和政權法制。

到張陵建立五斗米教團時，創立二十四治，每治設大治頭，下設大祭酒、祭酒。受過戒的信徒稱鬼卒，改治錄籍，是稱宅錄製度。張魯管理漢中時，這種制度屬於張魯政權的政府行為。

到南北朝時，這種張魯地方割據政權的政府行為，統治階級認為是大逆不道的。所以陸修靜將其略加改動，稱管理道民的教籍為副籍，朝廷的戶籍為正籍，這樣就使道教教制與政權法制的關係協調了。

北魏寇謙之廢除五斗米道的租米契錄製度，限制道官祭酒在「道宅科錄」活動中索取道民錢財，得到道民的擁護和封建統治的讚揚。

陸修靜革新道教「道宅科錄」的措施，受到封建政權的承認和支持。但當時的封建政權並沒有把這種教製法律化，也就是說，當時的「道宅科錄」制度雖然得到封建政權的承認和支持，但封建法制並沒有將其列入國家的法律規條，所以不會受到當時法律的保護。因此，北魏的寇謙之果斷地革除了五斗米道的租米契錄製度，限制道官祭酒在「道宅科錄」活動中索取道民錢財，得到道民的擁護和封建統治的讚揚。這樣，北魏政權開始對寇謙之革除了租米契錄製度的道宅科錄給予法律方面的認同和支持，北魏皇室給予寇謙之傳度弟子的特權，開始把原本屬於道教本身的「道宅科錄」制度進行政權法制化。從此，道教傳戒授籙活動受到國家法制制度的約束，政府開始對從事宗教活動的道士、女冠人員進行正統的國家戶籍管理。

唐代因老子姓李的緣故，道教一度受皇室的推崇，道教的人數不斷擴大，從而使道教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傳戒授籙活動以及戒籍制度均受到政府法律的保護。

從隋唐開始，政府便對道教的錄籍制度進一步嚴格管理並派政府官員對道士、女冠受度活動進行嚴格監督，防止有濫收、做假行為。《唐書·百官志》載：唐代道教的戒籍制度開始相應的完善起來，道士、女冠受戒後要訂立包括姓名、出生、籍貫、受戒時間、地點、法師姓名、宮觀名稱在內的「受戒盟文」以及要受戒者「修行供養，永為身寶」等等。

唐代從天寶八年（749）開始每年一度道士已成法律定式：其年八月二十日，司封奏，每士籍每一載一度，永為恆式。唐政府對於傳戒授籙的法師也給予很高的政治地位，並規定具有傳戒授籙資格的法師必須由朝廷選任。唐代末年因安史之亂，政府因為籌備軍費而開始出賣度牒，從而使道教度牒制度成為封建政府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此法五代時即有施行。

道教度牒制度進入宋代才真正意義上獲得成熟，度牒制度已成為宋代道士出家必不可少的法律手續。

宋代道士要取得度牒有三個途徑：

1、通過試經，仁宗天聖三年（1025）要求：「道士、女冠禮經三卷以上，讀經七卷以上者為合格試。」南宋紹興二年（1132）依元豐法試道童，「念《道德》等經，四十紙為合格」。

2、特恩，即由皇帝專門撥賜的度牒。如宋代影響較大以及供奉神御、掌金寶牌、藏有御書的宮觀，如：建隆宮、元符宮、九霄寶殿等。

3、宋王朝也經常恩賜度牒給有影響的高道，如：陳摶、劉能真等。宋代逢國家大慶，如皇帝、公主、貴妃、太子等生日以及皇后、公主出家者，皆特賜度牒。宋皇帝又喜駕車巡幸道觀，也常常特賜度牒。

宋代度牒制度比唐代更嚴格複雜，如宋有詔曰：自今若願入道須本師與本觀知事同詣長吏陳牒，請給公驗方許批度。若有私度者，「捕系抵罪」。

宋代度牒制度十分嚴格，國家定期要派官員勘驗牒賬，驗明受戒道士的度牒；回收並上繳亡歿道冠的度牒，開具度牒遺失證明。

宋代道教的傳戒制度日臻成熟，童行取得了度牒，兩宋的法律便承認他入道了。一般人也認為他是道士，但在教內只視其為「預選道士」，真正要成為道士，還須通過披戴與受戒。《三洞修道儀》言，領取度牒後。南宋寧宗十分強調童行必須在取得度牒後，才許披戴受戒。度牒制度成為宋代道士出家必不可少的法律手續。

清代時由於政治需要打擊漢傳佛教和道教，同時加之大量漢族士大夫不願剃髮為胡而選擇加入全真道教，使得度牒制度沒落。最終在乾隆帝時被廢除。

度牒制度到了清代開始走向沒落。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以藏傳佛教為其國教，而漢傳佛教以及中國本土的道教一直受到排擠；另一方面是因為清初許多士大夫抱亡國之痛，不願意剃髮為胡，為保持漢文化傳統，乃甘願出家為全真道士；再一方面是清皇室及貴族一直對當時的道教看法不好，認為道教鄙夷不堪，故將天師地位一貶再貶，並幾度免其進京覲見，使道教上層與封建政權逐漸失去聯繫。加之度牒制度本身乃前朝幾代為漢傳佛教與中國本土的道教所制定，清政府對二者這樣的態度，是導致度牒制度走向沒落的主要原因。滿清一入關，就開始加強對佛道二教的管理，在《大清律》有明文規定：「未得度牒私自剃度僧尼、收納道士女冠者，杖八十。」

不管清政府怎樣排擠佛道教，但是僧道人數卻不斷增加，泛濫情形日臻嚴重。道牒制度的弊病癒來愈明顯、愈來愈嚴重，使得乾隆帝不得不下定決心，革除此弊制。乾隆三十九年（1774）乃下諭言到：

僧道度牒，本屬無關緊要，而查辦適以滋擾。著永遠停止。

這無疑是最明智的決定，度牒制度從產生到終止已達一千多年，在這一千多年裡，各朝為度牒的事滋擾不清，除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外，其他均毫無意義，相反對社會以及宗教本身都造成了許多負面影響。歷史上許多高道對此作法也持反對態度，認為這不僅影響了事俗對道教的看法，對道教徒本身的信仰也是一種污衊。乾隆帝的廢除，顯然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歡迎和支持，實在是超過古人的明知決定。自此以後，僧道只以各寺觀所給戒牒為憑，而無度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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