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反右時期的一個真實故事

話說，在反右時期（1957-1962年），有一堆知識分子右派被關到了甘肅酒泉一帶（具體地點很多人都知道，我就不說了）的一個農場。農場的人均糧食定量是一個人每個月12斤，夠不夠吃的就這些了，想要多也沒有。在那裡接受勞動教養的右派們餓極了，有的人甚至去舔病號的嘔吐物。

那裡雖然吃不飽，但勞動強度簡直逆天，每個人固定要種多少地，抗多少糧，連挖多少渠都有定額，完不成或者生病了，用筐抬也得到工地讓你被風吹著看，反正不讓你消停。所以，那裡的人通常又餓又冷又累，那段日子，整個農場猶如人間地獄。

後來來了一個新幹部，幹部覺得干這麼多的活，吃這麼少的飯，那些知識分子以前都是幹部或文人，哪裡能承受這些呢，於是私自提高了糧食定量。雖然勞動定額還是那些，但他盡量的做到了一個黨員的應該做得事：讓大家吃飽。這個好乾部，不惜用驢車去遠處自己拉糧到農場，那些糧食都是他厚著臉皮求上級求來的，這裡沒有就去那裡借。

你猜怎麼著？

這個讓大家吃飽的人，居然被人舉報了。而舉報他的正是在那裡挨凍受餓的右派們。為什麼要舉報這個恩人呢？因為舉報者要「爭取好的態度向組織靠攏，跟一切違反組織規定的人或事決裂」。變態的是，舉報信多達9封，信件全部來自被改造的右派知識分子。

所謂「上級」馬上處置了這個情況，那個好乾部由於性格忠厚，所以人緣兒也不錯，上級只是輕處理了他——把他調到其他農場，降了一級。若非此人關係深厚，他的罪過將相當大，被判死刑在那個年頭也不足為奇。由於這些舉報僅僅向上了一級，所以很容易被壓住。那些幼稚的舉報者遺憾的得知，自己想靠攏的組織僅僅對自己提出了一次口頭表揚，對減輕處罰沒任何幫助，摘帽戲碼沒有如期上演。

場不可一日無主，接下來，上級派來了一位嚴謹的幹部，他一切嚴格地按照「規定」的糧食定量發放，絲毫不敢忤逆組織的章程。於是，所有的右派又回到了饑寒交迫的境地。新幹部知道舉報者的名字，尤其對這9個人，行事處事上特別「認真」，多一口糧都不給。有時有比較好的外派工作（會有點額外東西吃）也只給別的右派而不給他們。當然，這裡面可能摻雜著嚴謹幹部的一點點私心，畢竟那個被舉報人是他的同事。同期，那些剛吃飽又挨餓的右派們對這幾個靠攏的也是恨之入骨，平時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給他們。這些人被孤立了。

1959年到1961年是所謂的三年大饑荒，史稱「三年困難時期」，好人都吃不上飯，別說這些右派了，數年後，該農場解散，3000多人餓死多數，最後僅生還500多個，首當其衝餓死的，當然是那幾個舉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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