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籃球場上跳廣場舞

圖：保羅·塞尚

近日籃球場的小伙與廣場舞大媽的爭執熱鬧起來，單這一新聞事件對多數人而言，也僅是生活笑料之一，對身臨其境之居民而言，可能會覺得苦不堪言。

事件的焦點也很簡單：廣場舞老人用籃球場作廣場舞場地的使用時間與年輕人正常打籃球的時間衝突。這個焦點其實沒什麼可爭論價值，其根本便在於籃球場地資源爭奪的制高點在於誰。

爆發衝突當天的道理非常簡單，要是換在高校，也很容易解決--「先來後到」。這個場地我們先來的，後來者該找其他地找其他地，找不到那就夾著尾巴好言協商能不能一起玩。你要是說你一年、二年、三年長期固定在這打球，對不起，你就是在這場地打十年球，也改變不了『這場地屬於大家，不屬於你個人』的事實。你要是橫，那估計對先來著而言便是想鬧事的信號。

然而，暴力衝突的背後往往醞釀著長時間的爭執、摩擦、語言攻擊等，先來後到也許不是該事件本身的解決之道，或許籃球場的使用性質才是爭論焦點。

但其實《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早已有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任意侵佔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或改變其用途，也規定了其處罰措施，但似乎沒有執法機關去關注，更沒有民眾去關心。但如果能夠通過此事去喚醒該條文或者讓民眾去認識到該條文的存在，似乎也是一件不錯之事。但願執法部門不要僅想著如何通過運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來懲罰鬧事者，或許實踐一個已有』塵封『條文更為有意義。

進而深之，我們再來討論另一個有關廣場舞的事--擾民現象，這是可以令小區居民聞風喪膽的一種情況。曾經在政府部門、街道部門無法有效干預的情況下，各地居民曾呈現出看似極端的應對方式--溫州高音炮以噪治噪事件、漢口高樓潑糞事件、北京鳴獵槍放藏獒事件等，啼笑皆非背後卻透著無奈之舉。我也曾在小區親身體驗類似抵制方式，廣場撒玻璃渣，著實體驗了一把居民的心酸。

那麼法律能管這事？能管，但效果不佳。

《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禁止任何單位、個人在城市市區雜訊敏感建設物集中區域內使用高音廣播喇叭。在城市市區街道、廣場、公園等公共場所組織娛樂、集會等活動，使用音響器材可能產生干擾周圍生活環境的過大音量的，必須遵守當地公安機關的規定。」和第五十八條：「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公安機關給予警告，可以並處罰款：（一）在城市市區雜訊敏感建築物集中區域內使用高音廣播喇叭；（二）違反當地公安機關的規定，在城市市區街道、廣場、公園等公共場所組織娛樂、集會等活動，使用音響器材，產生干擾周圍生活環境的過大音量的；（三）未按本法第四十六條和第四十七條規定採取措施，從家庭室內發出嚴重干擾周圍居民生活的環境雜訊的。」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違反關於社會生活雜訊污染防治的法律規定，製造雜訊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處警告；警告後不改正的，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

在國家《城市區域雜訊標準》中，明確規定了城市五類區域的環境雜訊最高限值：療養區、高級別墅區、高級賓館區，晝間50dB（分貝）、夜間（指22時至次日6時，下同）40dB；以居住、文教機關為主的區域，晝間55dB、夜間45dB；居住、商業、工業混雜區，晝間60dB、夜間50dB；工業區，晝間65dB、夜間55dB；

等等法律條文皆有，但真正執行起來卻沒那麼嚴格。而從北京3月份實行的《北京市全民健身條例》來看，其關於政府、社會責任的條文較多，可見類似廣場舞的衝突協調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協商。其實還有那麼一絲『無自我約束意識』和『無所畏懼、開心就好』的無賴因素在裡面，但我不想過多扯進」道德「的話題之中。

被詬病的多數事務之中一定有」法律「的存在，法律也容易被冠上普遍滯後性的特徵。但所謂的滯後性可能於滯後於生活現象，但並不代表其滯後人們的法律意識。有些時候，現象早已出來，法律也早已出文，然而法律意識卻似乎還縮在泥土之中。舉個例子：殺人現象早已出現，法律也早已規定殺人要接受刑罰，但如果人們還不知道殺人犯法的時候，你猜這可不可怕？

長久沒更，感謝未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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