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所犯下的兩個最嚴重的戰略大錯，最終導致敗走台灣

這裡所說蔣介石犯的的錯誤，不包括人生觀、世界觀，即為了實現其人生目的正誤，所以反共正誤之類問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也不指蔣介石個人能力所限而出現的錯誤，比如他並不善於指揮大軍等。下面講他犯的兩件極大的戰略錯誤，不單對他本人，而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都有著極大的影響。

一，第一大錯1929年削藩過於急躁

1928年6月，北伐軍進入北京，同月南京政府宣告「中國之統一……正告完成。」其實，這時東北的張學良尚未易職表示服從南京政府。與此同時，蔣介石就迫不急待的從共同北伐的同盟軍手中奪取兵權。當年七月蔣介石即提出「軍事整理案」，企圖利用他所掌握的南京中央政府的大權，以整編、混編等辦法同化異己同盟軍。次年1月，召開了國民黨軍隊編遣會，制定的《大綱》規定，一切權力歸中央，各集團軍（即各實力派）無權自行調動和任免軍官。

這樣嚴厲的處置方針，自然會激起各實力派，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以及他們下屬軍官們的憤恨。新的軍閥混戰即將開始。一個多月後，蔣桂戰爭爆發，蔣以軍力進剿和金錢、官階收買瓦解桂軍，六月桂系戰敗。又一個多月後，8月蔣介石又召開第二次編遣會議，宣告各實力派如不交出軍隊，將武力征服。這實際上就是逼迫各軍閥武力反蔣。先是馮系西北軍在十月出兵討蔣。十一月失敗。次年，即1930年3月，馮、閻、桂三系通電聯合討蔣。五月蔣馮閻三大軍閥在中原大規模混戰。雙方共使用兵力一百多萬，死傷三十萬。

混戰中，馮、閻漸顯敗局。其實，近代戰爭的勝負，實質上取決於經濟。以馮、閻、桂系所佔據在的西北西南以小農為主的經濟和蔣介石佔據的東南地區較先進的工商業對陣，是很難佔上風的。至少蔣介石的金錢和官位就是極強有力的殺傷工具。尤其是馮系雖軍力龐大，但所據有的卻多為極貧瘠地區，在混戰中失敗是很自然的。

九月，首鼠兩端的張學良宣布站在蔣的一邊，蔣下令讓他接收平津冀等地。東北軍主力入關援蔣，閻、馮等大勢去矣，空前規模的軍閥大混戰以蔣的勝利而告終。

雖然蔣勝利了，但在編遣會議上所提出的一切權力歸中央，各實力派不得自行調動和任免軍官等，直到1949年敗退台灣前也未能在晉軍及桂系中真正達到。可見欲速則不達。當時蔣雖然在軍事、經濟、政治上的力量比任何一個都強，但在許多方面，尤其是在可信依賴的人才及人力方面仍十分不足。他的重要統治工具，軍統、中統特務機關都是1932年才真正建立起來。

對蔣而言，合理的策略是適當的時機單挑一個軍閥收拾，對其它的實力派則妥協，且盡量拉攏。收拾一個軍閥，絕不滿足於軍事上勝利，而需費些時間、花些金錢、下功夫要麼就編成和蔣系的嫡系相同的部隊，要麼遣散，即徹底解決問題。完全收拾一個後，再收拾下一個。雖耗時甚多，卻是長遠根本之計。

可惜蔣介石的權力欲太強，在看似能奪到手的權力時，就急不可待的去抓。

新軍閥大混戰的最大惡果是為日本加快侵略我國，特別是侵佔東北的步伐製造條件。中原百萬兵力大戰給日本人傳遞一種錯誤信息，即中國人不可能團結起來共御外侮，這對日本人無疑是一極大誘惑。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我國，先侵佔東北是其國策，遲早會發生。但是，國內大規模內戰及東北軍力空虛，就彷彿是給癮君子紮上一針嗎啡似的，邪惡的勁頭一下子鼓了起來。

1930年九月張學良受命進關接收京津，恰在一年後，1931年九月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如果沒有中原大混戰，張學良的司令部和主力沒有進駐華北，日本軍隊還敢以極少量兵力，急不可待挑起事端，炮轟東北軍軍營？張學良本人及司令部還駐在瀋陽，對炮轟北大營能不抵抗嗎？他想當『逃跑將軍』，跑到哪？北方的閻、馮等會把地盤讓給他？張學良不逃跑而是儘力保住自己的權力和地盤，形勢又會怎樣？

歷史不能假設，這一切都不能隨便給出答案。但是，若中原混戰規模沒那麼大，張學良沒率主力離開東北，日本佔領全東北的時間延遲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二，第二大錯1946年發動內戰太急躁

抗日戰爭中共產黨武裝靠敵後鬥爭，有著極大的發展。勝利了，蔣介石想消滅之，一點也不奇怪，對於蔣來說，也不能說是錯。他錯在太急了否則也不至於那樣快的滾到台灣去。為說明此論點，首先要辯明內戰是誰挑起的。

國共兩方軍事上小摩擦是不會斷的，是誰的錯？可能多是公婆各說各有理，但是，全面的內戰是由蔣介石挑起的，這是沒有疑義的。當時蔣軍有正規軍兵力約四百三十萬，又以低價購入二戰後美軍的『剩餘物資』，共值八億美元，組成眾多機械化部隊。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1946年六月後稱解放軍）只有一百二十萬人，根本沒有汽車、飛機、坦克等，還是『土八路』之屬。

如果不是精神病，誰會以這樣的兵力上向裝備上的絕對優勢的對手發動戰爭？1946年六月全面內戰暴發，至次年二月，九個月中，蔣軍攻佔了約100座城市，其中不乏戰略要地及解放區的核心城市，三月又佔領了延安。說共產黨為了丟失這些好不容易才佔領的城市而發動全面內戰，誰會信？

蔣介石因發動內戰而迅速敗走台灣，為什麼敗？有說是對己方軍力估計太高，或對敵方兵力估計過低等，都沒錯。但根本的原因在於經濟。

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囿於西南一隅，還要維持巨量的戰爭經費，經濟困難是必然的。抗戰八年，國民黨採取了殺雞取卵的辦法，即印鈔票，八年抗戰中，法幣發生量暴增400倍，不能不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雖然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但因為有戰時經濟管制，人們也為了打日本而作出犧牲，還能維持下去。

勝利了，卻屢出昏招。蔣介石一生似乎不怎麼尊重經濟規律，他所需要的只是有人（如財政部長）為他籌錢，讓他完成他在作的正確或錯誤的事情而已。先是不問青紅皂白，沒作好準備就取消了一切戰時經濟管制。（而當時共產黨管理區域，則仍實行嚴格的經濟管制。）

禁用淪陷區通行的偽幣，這是應該的，但是卻規定了極不合理的法幣偽幣間的兌換比例，嚴重的摧殘了淪陷區工商業和一般老百姓。據時人記載，在重慶只能購買2根油條的法幣，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樓擺上兩桌酒席，南京城的稻米價在幾個月內就上漲了數百倍。也使得大量工廠無法開工，嚴重影響了中國最發達地區的經濟正常運行。

這樣國民黨派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們，依不合理的兌換率，就個個腰纏萬貫，再加上各種特權，把接收變成『劫收』，當時有五子登科（指接收大員搶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的說法。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古人就已經知道經濟準備對戰爭的重要性，蔣介石不會不懂，但他卻似乎忽略了這一點。如上所述，江浙最發達的地區，經濟被接收搞的烏煙瘴氣，為戰爭所需要的經濟準備卻並未真正進行。

1946年中國的鋼產量只有一萬六千噸，而清末民初，單單漢冶萍公司的鋼產量就達到過五萬噸。抗戰初起，這個公司的一些設備運住重慶，這是事實，但為了有足夠的鋼鐵支持戰爭，恢復其生產力當然十分要緊，卻未見蔣政府有何作為。1946年三月國民黨軍隊在東北佔領了鞍山這個能產幾十萬噸鋼的城市，但直到1948年二月鞍山解放，蔣介石似乎從來沒有過要恢復和發展東北鋼鐵業以支持戰爭的念頭。

總之，在1946年發動內戰前，蔣介石不但沒有要建立一個可以支持戰爭的、能合理運行的經濟，而且連原有的經濟也因為『劫收』而受到大損傷。

那麼軍費從哪裡來，狂印鈔票！先印法幣，後印金元卷，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和抗戰前相比，物價漲了千萬倍以上。百度一下就可得到相關數據，這裡不多說了，只附一張圖片，可見那時的鈔票不值錢到什麼程度。這樣的政權要不崩潰，天理不容。

蔣介石的這兩大錯誤對民族的進程影響極大，對其本人的政治生涯也有轉折作用。兩次錯誤的根源相似，都出之於強烈的權力欲。說蔣介石『嗜權如命』一點也不冤枉他。

作為一個高級領導人，都得有一定的權力欲，除了世襲，否則是干不到那個地位的。像周文王的長兄吳太伯那樣不棧戀權位的，是不可能發展和擴張周國，給自己兒子創造建立八百年周朝的條件。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對於有權力欲的人來說，並沒有錯。但是，在沒有足夠的實力把別人擠下去之前，還是要妥協一下較好，否則，倒可能被別人擠下去，或第三者擠上床來。在國內爭權方面，蔣介石極不願妥協，過分急躁的干蠢事；但在對外國勢力方面，特別是對日本人，卻能一再忍讓，只有在實在無法妥協時才會開戰，極富妥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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