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軍政府討滿洲檄》相關問題論析——兼及《孫文布告大漢同胞書》

辛亥革命時期的「排滿」革命宣傳與社會動員，長期受到學界的重視，研究成果豐碩，典型如章開沅先生的論文《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動員——以「排滿」宣傳為實例》。[1]這些研究對西南邊疆的雲南也有涉及，注意到《雲南討滿洲檄》、《滇軍政府討滿洲檄》等文稿，但未能展開，均一筆帶過。雲南方面，僅在涉及《滇軍政府討滿洲檄》時，忽略內容，反覆強調其「罕見」地重申了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予以肯定和讚賞。[2]近年來，筆者研讀文稿，注意到其中極為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與文本的淵源。[3]張昭軍論及《滇軍政府討滿洲檄》並略作比較，強調革命黨人的民眾動員策略與種族心態。[4]沙文濤論及呂志伊撰寫《雲南討滿洲檄》。[5]應該說，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與進步，但仔細考究，仍有諸多問題模糊不清，舊惑未解，新訛又現。我們有必要進行專門討論，爬梳排比，辨疑糾誤，釐清上述文稿之間及其與省外同類檄文的關係，明確辛亥革命時期雲南在「排滿」革命宣傳與民眾動員中的特點與影響。

一關於《滇軍政府討滿洲檄》

1911年10月30日（舊曆九月初九日），雲南新軍在蔡鍔、李根源等人的領導下，發動了反抗清朝統治的武裝起義。11月3日建立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制訂組織章程及約法草案，釐訂軍都督府大綱，實行了具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改革。

在民族政策方面，雲南軍都督府發布了《滇軍政府討滿洲檄》，表現出了較為偏激的「排滿」革命和狹隘「民族建國主義」思想。《滇軍政府討滿洲檄》流布不廣，較早見於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六冊，[6]選自民國元年（1912年）1月楊甦民編《滿夷猾夏始末記》。[7]上海《民立報》1911年11月26日（十月初六日）刊載，文字上略有差異。如楊甦民本開篇稱「民國滇軍政府」，《民立報》本則稱「雲南統軍政府」；結尾處楊本稱「絕爾種族，築爾戶口，以為鯨鯢。如律令。」《民立報》本為「絕爾種族，築爾屍，以為我觀。如律令！」[8]1984年曾業英據《民立報》收入《蔡松坡集》，改名《雲南軍政府討滿洲檄》，以《民立報》登載時間為斷。[9]據檄文內容「謹於九月初九日，共舉義旗，全軍反正。」知其發布時間在11月3日至26日之間。

《滇軍政府討滿洲檄》的內容，大體上脫胎於1907年章太炎以「軍政府」名義撰寫的《討滿洲檄》。[10]首先結合雲南的歷史與現狀，仿照章太炎「數虜之罪」十四項，列舉清朝建立以來的罪名七項。然後仿照武昌首義初期中華民國軍統領黎元洪發布的《中華民國軍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照錄其「人民急起革命的原因」三條。按，《中華民國軍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最早見於《時報》，據渤海壽臣輯《辛亥革命始末記》，知《時報》1911年八月三十日《革命軍檄文照錄》稱，「近日南洋各埠革黨散布印刷件頗多，茲錄其檄告天下文如左」，[11]因是時清廷統治尚未被推翻，檄文中凡涉及朝庭、滿洲、黎元洪、蒙回藏人等均以「囗」代替。但該檄文長期沒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97年陽海清等據湖北省圖書館、武漢市圖書館館藏「稀見史料」影印出版，稱其「流布甚稀，應是治史者所渴求而難以覓得之史料」 ，[12]首次將其公諸於眾，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注意。查《時報》本，有稱「中略」部分，對比影印件，與《時報》已省略者全同，不知其省略部分是何內容。

《滇軍政府討滿洲檄》的最後部分，與黎元洪所發檄文相同，均以章太炎檄文為底本，略加改動而成。重申「與四萬萬人共約曰：自盟之後，當掃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有渝此盟，四萬萬同胞共擊之！」告誡人民「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苟無大害於我軍事者，一切兼容並包。」向任職清廷的漢人提出要求，並用極為狹隘偏激的文字警告所謂「滿洲胡人」，「若自知不直，願歸部落，以為我中華保塞。建州一衛，本爾舊區，其速自返于吉林、黑龍江之域。若願留中國者，悉歸農牧，一切與齊民等視。惟我政府蕭勺群慝，淳化蟲蛾，有回面內向者，懷柔一體，選舉租稅，必不使爾有依輕依重。爾若忘我漢德，爾悉不悛，爾胡人之歸化於漢土者，乃踐足罄欬與外胡響應。軍政府則大選將士，深入爾阻，黎爾庭，掃爾穴，絕爾種族，築爾屍，以為我觀。如律令！布告訖於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其中黎元洪檄文將章太炎只針對滿人部分，擴大到與滿、蒙、回、藏為敵，對此雲南軍政府或許也認為欠妥，沒有照錄。

作為章太炎《討滿洲檄》與黎元洪《檄告天下文》的「拼湊本」，[13]滇軍政府討滿洲檄》繼續了同盟會早期革命宣傳中較為狹隘激烈的民族主義立場，在響應武昌首義宣布獨立的軍政府中幾乎為僅見。因此，以「彰聞滿清一代污史稗政」為編寫目的《滿夷猾夏始末記》予以收錄，位列「孫文布告大漢同胞書」、「討滿洲檄一」、「討滿洲檄二」之後。楊甦民，名敦頤，字粹卿，江蘇吳江縣人，費孝通先生的外公，與子楊天驥（字千里）合著《滿夷猾夏始末記》。該書首附中華民國軍政府滬軍都督陳其美1912年2月5日的「嚴禁翻印」告示，上海民政總長李平書2月12日的翻印「禁約」，其在民國初年的影響及有關辛亥革命的史料價值可見一斑。

雲南軍都督府發布如此激烈的檄文是有事實背景的。軍政府成立之初，所發函電、告示、宣言、照會等，動輒以「誓滅胡虜」、「光復漢族」、「光復故土」、「人心思漢」為號召。雲南軍都督府稱「大漢雲南軍政府」，都督府大樓名「光復樓」，全省懸掛「漢」字白旗，改《雲南日報》為《大漢滇報》，作為軍都督府的機關報。[14]蔡鍔在巫家壩集合部隊宣布舉義宗旨時，「將校中有欲將軍官中滿人容山、惠森二人處以死刑者，鍔、佩金力為禁阻，命暫行拘留，俟事後釋放（翌日即縱之使去）。正值判決之際，有人從黑暗中射二人，幸未中。」[15]這就使雲南境內的滿族官員如五雷轟頂，大難臨頭，惶惶不可終日。

雲南布政使正白旗漢軍世增（益之）、順寧府知府鑲紅旗滿人琦璘等被殺。[16]在臨安（今建水縣），新軍第七十五標第一、二營在趙復祥等領導下起義，「第三營因官兵與管帶趙瑞壽感情甚洽，瑞壽又系滿人，故不通知。」計劃佔領城牆後，再招第三營來投。後趙瑞壽等見大勢已去，拔營來降，但「因籍隸滿州」，「未便收納」，「贈以大洋千元而去。」[17]雲南軍都督府成立後，省城內外出現了「身著軍服，手持槍械，借搜索逃官、滿人為名，任意闖入民居官宅，肆行騷擾者」，以剛入伍的學生為多，引起了諮議局、自治公所、法國交涉委員會的關注，軍政府發布告示，嚴令禁止。[18]

二關於《雲南討滿洲檄》

至此，《滇軍政府討滿洲檄》的文本淵源已較為清楚。但文稿究竟出自何人手筆，則不得而知。查1907年4月25號日本東京發行的《民報》臨時增刊《天討》，收有署名金馬的《雲南討滿洲檄》。金馬即呂志伊，字天民，原名佔東，筆名金馬、俠少，雲南普洱府思茅廳人。早年畢業於普洱宏遠書院，後入昆明經正書院，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科舉人，1904年（光緒三十年）官派赴日本留學，畢業於宏文學院速成師範，後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1905年7月30日與楊振鴻、李根源等參加同盟會籌備會議，宣誓入盟，成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同盟會成立後，當選為評議部評議。1906年初，同盟會雲南支部成立，被推舉為支部長。

「1907年4月25號日本東京發行的《民報》臨時增刊《天討》，收有署名金馬的《雲南討滿洲檄》。」

同盟會成立後，為了詳盡揭露清政府禍國殃民的深重罪行，《民報》等革命報刊做了大量工作。1907年《民報》發行臨時增刊《天討》，集中火力揭露清廷的腐朽統治，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天討》收有軍政府《討滿洲檄》、望帝《四川討滿洲檄》、光武《河南討滿洲檄》、朱小璋《安徽討滿洲檄》、觀魯《山東討滿洲檄》、金馬《雲南討滿洲檄》等，作者命名亦有所指。檄文結合各自地區歷史與現實的特點，「以其切身利害為引爆物，調動大多數人對清朝政府的憎惡與反抗。」[19]《雲南討滿洲檄》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其內容開篇強調雲南的地理位置，「控南嶺之重險，據西江之上源」。認為「碧雞金馬，代生偉人；滇海蒼山，間鐘王氣。」於是自漢武帝設益州郡至明代治理雲南，梳理雲南歷史發展線索，詳述南明時期雲南軍民抗擊清廷的鬥爭過程。接著就清廷「肆虐於我雲南者，略舉十六罪（按，實陸際僅列十罪），以章天討。」一為清軍入雲南，「屠戳之慘，甚於流寇萬倍」；二為清軍平定吳三桂，「淫殺可知」；三為釀成杜文秀回民事變，「傷盡雲南元氣」；四為割讓越南，滇人奮戰無功；五為雲南西藩之緬甸，遂亡於英；六為與英法劃界，失地數千里，「畫疆割地，至今未已」；七為滇越鐵路喪失路權，「致雲南腹心之壤，為異國所窺」；八為出賣七府礦權，「斷雲南之命脈，絕雲南之生機」；九為激起箇舊礦工周雲祥起義，清廷處置乖戾；十為挪移庚子賠款，「致延償債之期，將促瓜分之禍」。最後，總結清廷入關以來的罪惡，指責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失政，「今日賣鐵道，明日贈礦山，惡極滔天，神人共憤」，號召雲南人民聞風而起，「共興討虜之師，創立共和之正。」

1908年，受國粹主義思潮的影響，呂志伊和李根源受命編輯《雲南》雜誌紀念特刊《滇粹》。8月，《滇粹》出版，內容以弘揚雲南民族精神為主，宣揚與雲南有關的明代至清初「英雄人物」，收錄了永曆帝、沐英、傅友德、鄧子龍、楊畏知、楊一清、鄭和、傅宗龍、李定國等人的傳記及相關資料，保存雲南人的歷史記憶，以激起雲南人的自豪感，鼓舞雲南人的「排滿」革命士氣。可以說，從《滇粹》的內容和編撰主旨看，明顯以《雲南討滿洲檄》對雲南歷史的敘述為基礎，加以拓充與擴展而成。

《雲南討滿洲檄》內容精道，行文典雅，抨擊犀利，對雲南歷史文化的把握準確允當，如數家珍，尤詳於南明抗清及晚清史事，至今仍不失其價值。反觀《滇軍政府討滿洲檄》，涉及雲南史事者寥寥數語，顯然是外行人倉促拼接的結果。可以肯定的是，《滇軍政府討滿洲檄》的作者沒有參考甚或並不知道《雲南討滿洲檄》，並非呂志伊的手筆，也不是出自李根源及雲南軍都督府內閱讀過《雲南討滿洲檄》者之手。因為就倉促拼接而言，將《雲南討滿洲檄》前半部分列舉清廷十大罪與黎元洪《中華民國軍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後半部分拼在一起，更能產生影響且更合乎情理，同時也極容易。

三其它《討滿洲檄》及《孫文布告大漢同胞書》

除前述各種《討滿洲檄》外，據張昭軍研究，尚有日本外交史料館藏《討滿洲檄》，原件來自上海，撰於1910年，「著力論說滿洲必敗，漢族當興，乃大勢所趨」。[20]除此之外，《滿夷猾夏始末記》「革命軍文牘·檄告類」還收有《討滿洲檄一》、《討滿洲檄二》及《孫文布告大漢同胞書》。[21]其中《討滿洲檄一》以中華民國軍政府名義，署「中華開國四千六百零九年」，未署月日。前半部分主要從三個方面論述了清廷的必然失敗，一是清廷統治「本根已斬，枝葉瞀亂，虎皮蒙馬，聊有外形。舉而蹴之，若拉枯朽」；二是大義日明，人心思漢，清廷「漢臣復匱，盲人瞎馬，相與徘徊」；三是各地人民群起反抗，「一夫奮臂，萬姓影從，頹波橫流，敗舟航之」。後半部分也從三個方面論述了漢族的必然興起，一是漢族具有悠久的歷史與輝煌的文化，目前已經覺醒，「返性則明，知恥則勇，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二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國有至尊，是曰人權，各地人民紛紛起來，要求「復我自由，還我家邦」 ；三是清廷孱弱，「邊境要區，割削盡去」，為了競爭而存，「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必須「廓而清之」，以使「群敵銷聲」。

據有關資料，該檄文最早刊於1911年10月15日胡石庵[22]在漢口創辦的《大漢報》創刊號，署發布時間為八月二十日（新曆10月11日）。是胡氏假託軍政府名義，閉門「創作」出來的，目的是「把聲勢誇大些，既可以安軍心，又可以喪敵膽」。[23]而令人迷惑的是，細審檄文內容，似乎與張昭軍所述日本藏《討滿洲檄》為同一文本。張氏強調，日本稿開篇標明「中華開國四千六百零八年」，當然是1910年無疑。但其內容，張氏概述為「前半部分從滿廷外強中乾、漢臣離德、民心解體三方面論述滿清異族統治失敗的必然性，後半部分從民族大義、人權自由、保疆衛國三方面闡發漢族當興的理由」，與《討滿洲檄一》幾乎一致。張氏又引檄文語句：「疑畏之徒，過事惶恐，僻遠諸彥，莫知奮起」；「由鄂而湘而川，扶搖大風，卷地俱起，土崩之勢已成，橫流之決，可翹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漢族復命之會也。」這在《討滿洲檄一》也能找到，惟「由鄂而湘而川」句應為「由鄂而湘而粵而川」。另可存疑的是，張氏所引「疑畏之徒」句，認為正是1910年「革命低潮所出現的消極現象」。[24]查閱《討滿洲檄一》，卻是軍政府擔心義師所指，「或未達悉，致疑畏之徒……」云云；「由鄂而湘而川」句，前有「復有偽收鐵道之舉，喪權誤國，劫奪人民，憤毒之氣，鬱為雲雷，由鄂而湘……」云云。檄文中又指責清廷「借債收路，重陷吾民」。眾所周知，清廷諭旨宣稱鐵路國有政策，發生在1911年5月9日，之後才簽訂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似乎不可能在1910年的檄文中出現這樣的語句。

《討滿洲檄二》未署發布者名義和時間，內容簡略，是一篇民軍誓眾出師的告示。檄文據歷史與現實揭露清廷的罪惡，號召人民努力前驅，盪清中原，建立民國。要求軍隊「民命堪憐，秋毫無犯」，「守萬國公同之約，勿害邦交」。據文中「北師已據武昌，南軍直來湖上」，似為江西、湖南一帶的民軍發布。

關於《孫文布告大漢同胞書》，此前筆者以為「稀見」。據參加武昌首義的郭寄生所記，「（十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四日），在都督府見蘇成章、牟鴻勛忙於謄清以孫文署名之布告稿。文首孫自稱為大統領，詞句典麗，但微嫌冗長。雲繫上海新到同志攜來，後乃獲知是查光佛[25]同志手筆，在武昌所擬。」[26]16日刊於漢口胡石庵編《大漢報》。胡氏知其為假託，但因文稿文情並茂，有號召力，就全文照登。[27]此後又多次刊載於湖北軍政府的《中華民國公報》上，如1911 年10 月31 日第16 號第2 張第1 頁。《滿夷猾夏始末記》中，僅稱孫文，將「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本大總統」等句去掉。其內容開篇強調夷狄大防，謳歌自黃帝到秦漢對少數民族的證討。接著嘆息痛恨晉室不綱，唐謀不善，宋繼其衰，胡元乘間。雖有明太祖放逐元虜，但滿族入關，竊據我國土，奴隸我同胞，壓制削奪無所不用其及。此後雖有耿精忠、鄭成功、洪秀全、楊秀清、賴文光、張宗禹等前赴後繼，力圖光復，但因李光地、曾國藩等的破壞，未能成功，令人錐胸疾首。再後感慨自己提倡民族主義發動革命之不易，充分肯定武昌首義的成功。最後布告大漢同胞，「共鑒前車，牢持來軫，再接再厲，全始全終，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諉。縱使百戰百勝而勿驕，即令小敗小傷而勿餒。凡我各省義軍代表，同心戮力，率眾前驅。效諸葛一生惟謹慎之行，守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旨，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速而神。自能垂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勛，建立共和國。」[28]應該說，該文稿雖屬假託，但內容符合時代需要，切中要害，對於安定人心、鼓舞鬥志功不可沒。但如研究者所論，當時種種假借孫中山名義的活動和各種假新聞，其內容一為強固與增加革命政權實力，一為革命政權解決財政困難。「這也正是東南獨立、光復各省之所必須。」但是，當時從革命營壘到整個社會各階層，對革命政黨及其所倡導的革命理論與共和國綱領，卻出奇的冷淡與漠視。「三民主義不僅無人冒名傳播, 而且很少有人認真的宣揚與闡釋，幾乎被『滅滿興漢』的聲浪所掩蓋。」[29]革命黨人和社會各界緊緊抓住的，仍然是「排滿」革命單一的社會動員模式，存在著種種不足和缺陷。

「16日刊於漢口胡石庵編《大漢報》。胡氏知其為假託，但因文稿文情並茂，有號召力，就全文照登。」

綜上討論，我們認為，1907年《天討》中的排滿宣傳，主要是為了摧毀清王朝統治的合法基礎，因而撰著者多具代表性，下筆凝重，筆鋒犀利，有理有據。但在革命迅速高漲時期，動員群眾最為簡便且易於收效的方法仍是民族感情的激發與民族仇恨的煽動，排滿宣傳越顯狂熱。各類檄文及文告多草草擬就，充斥獨撰、假託、拼湊等痕迹。為達目的，不計後果，甚至出現了虛假加欺騙的內容。胡石庵本人也承認，為了安軍心、喪敵膽，「這個謊非扯不可」。應該說，排滿宣傳更多的僅是革命黨人民眾動員的一種手段，他們未必真心實意打算去付諸實行。如《滇軍政府討滿洲檄》就是對外發布的文告，是雲南軍政府向清廷中央及尚未響應獨立的省份表示的一種態度。至於內政，則隨著政權的穩固，軍政府很快調整了種（民）族政策，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提出了事實上的「七族共和」主張，「使漢、回、滿、蒙、藏、夷、苗各族結合一體，維持共和。」「建設主義以聯合中國各民族構造統一之國家，……漢、回、蒙、滿、藏、夷、苗各族視同一體。」[30]對於滿族，則反覆強調起義是政治革命，並非種族革命，不得妄生滿漢意見。並針對滿人發布電令：「滿人琦守璘能識大義，首先贊同。自當以漢籍相待，一體任用。該處同胞，亦不得視為異族，胥泯猜虞。楚雄崇守謙，廣南桂守福，若能來歸，尤加優待。各屬流寓滿人，本軍府亦必妥籌善法，以相安置，勿自驚擾。」[31]李根源率軍西上，成功處理了楚雄府知府滿人崇謙的問題，保全了崇謙的一家的性命，二人結為朋友，此後多有交往，傳為佳話。[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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