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流，書法可現

魏晉書法承漢之餘緒，規隋唐之法，開兩宋之意，啟元明之態，促清民（國）之朴，又極富創造活力，是書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方向。

魏晉尚韻，南北朝尚神。南朝書法婉麗清媚，舒暢活潑，喜出新意；北朝書法雄奇芳朴，嚴整敦厚，以方嚴為尚。由漢隸的破體隸變發展而成的楷、行、草在該時期都有飛速的發展，湧現出了大量的書法名家和傳世名作。

《天發神讖碑》局部

《天發神讖碑》，又名《天璽紀功碑》，傳為三國吳皇象所書，晉時折為三段，俗稱「三段碑」。在中國書法史上，《天發神讖碑》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碑刻。從書體上說，它非篆非隸，處在兩者之間。此碑用隸筆寫篆字，橫首用折刀頭、橫尾有波磔，豎尾用懸針，轉折用方，若懸崖斬斷，字勢雄偉。

皇象章草《急就章》局部

皇象，字休明，傳世作品有《急就章》、《頑闇帖》、《文武將隊帖》等，《急就章》尤為劇跡。清包世臣說：「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評其章草「相眾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是長期以來是章草學習的極佳範本。

鍾繇《宜示表》局部

鍾繇，字元常，他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被稱為「四賢」，後長期與王羲之合稱「鍾王」。他在歷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書之祖」的美譽。南朝梁武帝評其字說：「鍾繇書如雲鵠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唐代張懷瓘《書斷》認為，「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又說：「剛柔備焉，點劃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蘭亭序》馮摹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蘭亭修禊，使王羲之觸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諦，在物我兩忘的境界中，一氣呵成，揮寫下千古傑作《蘭亭集序》，正因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為他筆法精嚴，故能使筆底如行雲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為他諸美皆備，故能使這篇文稿的揮寫最終達到高華圓融的境界。

在這件盡善盡美的作品面前，後世名家雖竭力臨仿，卻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張泊云：「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於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而王羲之本人在此之後再度書寫《蘭亭序》，也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絕倫，沈尹默說「當時逸少本天全」，讚美了《蘭亭序》的傑出有其不可重現的機緣，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北魏石刻《石門銘》局部

《石門銘》為著名的北魏石刻，由於是記載重開褒斜道這一利國利民之大事，故書丹、鑿刻在當時也是請書法與鑿字高手完成的。《石門銘》吸取了處於同一地方的著名漢隸《石門頌》等蒼勁凝鍊的篆隸筆法，其筆勢與體勢也吸取了《石門頌》等漢隸的跌宕、開張、奇崛的特點，發展成奇崛開張的北魏楷書。

《始平公造像記》局部

《始平公造像記》本是附屬於佛龕的題記，全稱為《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此碑與其它諸碑不同之處是全碑用陽刻法，逐字界格，為歷代石刻所僅見，在造像記中獨樹一幟。此碑文方筆斬截，筆畫折處重頓方勒，結體扁方緊密，點劃厚重飽滿，鋒芒畢露，顯得雄峻非凡，被推為魏碑方筆剛健風格的代表。

《張黑女墓誌》局部

《張黑女墓誌》全稱《魏故南陽太守張玄墓誌》，又稱《張玄墓誌》。此志楷書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共三百六十七字。其書法精美遒古，峻宕朴茂，結構扁方疏朗，內緊外松，多出隸意。此墓誌雖屬正書，行筆卻不拘一格，風骨內斂，自然高雅。筆法中鋒與側鋒兼用，方圓兼施，以求剛柔相濟，生動飄逸之風格，堪稱北魏書法之精品。

《爨寶子碑》

南朝沿襲晉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極少，而雲南「二爨」 ( 《爨寶子碑》，《爨龍顏碑》)可謂燦若星辰，光耀夜空。與《爨龍顏碑》相較，此碑字數較少，石碑較小，故後人稱《爨寶子碑》為「小爨」。其書體是帶有明顯隸意的楷書體。碑中一部分橫畫仍保留了隸書的波挑，但結體卻方整而近於楷書。用筆以方筆為主，端重古樸，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卻飛動之勢常現，古氣盎然。李根源說該碑「下毛鋼健如鐵，姿媚如神女」；康有為稱其書法「樸厚古茂，奇姿百出」。

《瘞鶴銘》局部

《瘞鶴銘》是著名的大字摩崖石刻，一篇哀悼家鶴的紀念文章。其內容雖不足道，但書法藝術誠然可貴。碑文存字雖少而氣勢宏逸，神態飛動；用筆撐挺勁健，圓筆藏鋒，體法從篆隸中變化而來；結體寬博舒展，上下相銜，如仙鶴低舞，儀態大方，飄然欲仙，字如其名，表裡一致，堪稱書法傑作。

北宋黃庭堅認為「大字無過《瘞鶴銘》」、「其勝乃不可貌」，譽之為「大字之祖」。宋曹士冕則推崇其「筆法之妙，書家冠冕」。此碑之所以被推崇，因其為南朝時代書法氣韻，特別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加之風雨剝蝕的效果，增強了線條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韻味。此碑的拓本及字帖久傳國際，名震海內外，它既是成熟的楷書，又可從中領會楷書發展過程中之篆、隸筆勢遺蹤，是研究書法藝術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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