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反抗希特勒 科學家愛因斯坦做了他該做的

出品|網易科學人欄目組

譯者|孫文文

編輯|郭浩

1930年9月，德國迎來經濟大蕭條之後的首次全國選舉。納粹黨贏得驚人的640萬張選票——是兩年前的10倍——和107個席位，成為國會第二大黨。一夜之間，「納粹」這個詞所代表的形象從瘋人院的激進分子變成某種令人尊敬的身份。

此時，愛因斯坦和很多人一樣，仍認為希特勒的崛起不足懼。希特勒的急速上升反而堅定了他對德國團體政治的不信任，他認為希特勒和他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不會長久得勢。在1930年被問及對這股新興勢力的看法時，愛因斯坦表示：「我不喜歡希特勒的見解。他趁德國蕭條時期得勢，一旦經濟改善，他就不再重要了。」這位猶太科學家重申「短期內絕望的經濟態勢」和長期以來的「共和國幼稚病」是納粹成功的原因。面對納粹帶來的壓力，他提醒猶太人保持團結，不要有過激舉動。

即便他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說明希特勒得勢無法長久，但這個政治新貴背後所代表的政治形勢變化卻無法忽視。

德國重新恢復武裝，軍國主義在整個歐洲大陸復甦。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作為戰敗國被「凡爾賽條約」責令完全解除武裝。得以保留的軍隊不足10萬人，沒有重武器，沒有空軍，軍艦噸位也受到嚴格限制。德國人認為自己受到壓迫和不公平對待，對條約束縛的逃避從一開始就存在。

這種整裝再戰的做法讓愛因斯坦無法容忍。作為回應，他主張全歐洲取消對青年人強徵兵役的制度——這也是二戰後和平主義運動的訴求之一。「每一個慎思謹行的善良人在和平時期都不應以任何理由參與任何戰爭。」愛因斯坦在1928年寫給英國反戰組織的一封信中寫道。

愛因斯坦的反戰立場隨著時間的推移愈加堅定。1929年春，他寫到：「人們必須採取主動才能避免任人宰割。指望政府的保護是愚蠢的。」次年，激進民族主義在歐洲進一步瀰漫加深了愛因斯坦的緊張情緒和反抗立場。他對戰爭深惡痛絕：「我寧願被肢解，也不願參與如此卑劣之事。」

1932年晚些時候，愛因斯坦對德國僅存的一點幻想破滅。他原本希望民主的德國社會能夠熬過經濟蕭條，不想納粹終竟得逞。愛因斯坦拒絕向非理性屈服，他寫文章做演講，動員人們籌集資金試圖力挽狂瀾。但這些努力無濟於事。

對物理學的研究讓愛因斯坦有一種宿命論思想，認為個人生命的印記終將消失在浩瀚宇宙中。但這並不妨礙他進行抗爭，彷彿他認為自己的作為能對事情結果產生影響。他曾如此回憶1931年在美國加州遇到風浪時的體驗：「大海的壯觀難以用語言形容，陽光波耀時尤其如此。一個人感到自己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相比平常，人在這時候更感到個體的微不足道，同時又為此欣慰。」

既然個體渺小如此，人們更有理由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事。對局勢感到失望的愛因斯坦選擇離開。12月12日，愛因斯坦和妻子艾爾莎從柏林出發前往美國。兩人在火車站入口處拍下的照片顯示出一對普通旅客的典型相貌。艾爾莎面露憂慮，似乎在操心行李，又好像在關心正在生病的女兒伊爾莎（Ilse）。愛因斯坦不動聲色，略顯嚴肅。似乎急於趕上火車而對攝影感到不耐煩。

（表姐艾爾莎是愛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

在前往火車站之前，愛因斯坦夫婦首先與他們在卡普斯的房子告別。兩人或許在愛因斯坦的書房前駐足留戀，透過窗子凝視不遠處的草坪和無葉樹，然後檢查門窗，兩人之中的一個——可能是艾爾莎，平時家務總歸她操持——鎖上門。臨走之際，愛因斯坦對艾爾莎說：「好好看看吧，你再也見不到它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宣誓就職，成為德國總理。這個時候愛因斯坦已經安全抵達加州帕薩迪納。新環境沒有舊地令人緊張的氛圍，愛因斯坦在美國友人的友好關照下盡情玩耍。那張著名的愛因斯坦騎自行車的照片即拍攝於這個時期。照片中自行車前輪傾斜，似乎正在拐彎。科學家臉上洋溢的笑容暗示加州生活的無憂無慮。

（愛因斯坦在騎自行車）

當年二月初，愛因斯坦還寫信回普魯士科學院討論薪水問題，語氣好像他不久便會回到柏林。當時希特勒通過一系列手段鞏固自己的權勢。2月27日發生國會大廈縱火案，納粹隨即藉機打擊左派和其他反對力量，衝鋒隊和黨衛軍開始瘋狂逮捕並打擊任何對帝國有威脅的人士。

巧合的是，在國會縱火案的同一天，愛因斯坦寫信給情人Margarete Lenbach，說自己正是因為希特勒而不敢進入德國。3月10日，愛因斯坦發表著名的「不回德國」聲明：「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只會生活在有公民自由、寬容，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進而指出在當前的德國政權下，這些條件不存在，也不會存在。

這位名科學家挑逗性的聲明引來希特勒政府的迅速回擊。納粹黨媒《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一系列攻擊愛因斯坦的文章，眾多德國主流媒體亦蜂擁附和。一篇文章題為「關於愛因斯坦的好消息——他再也不會回來了！」，文中指責「這位沽名釣譽之徒竟然膽敢對德國指手畫腳。在我們眼裡他從來不算德國人，況且他也宣稱自己是猶太人。德國大地上發生的事他永遠也理解不了。」不久德國境內流傳一個名為《尚未處決》的宣傳冊，將愛因斯坦同眾多「國家公敵」並列。

相比這些謠言中傷，昔日同道友人的反目更讓愛因斯坦痛苦。普魯士科學院的傑出同行曾是愛因斯坦委身德國的原因，如今科學家們因政治觀念不同而分道揚鑣。1933年3月，愛因斯坦在前往比利時的船上草擬給科學院的辭職信，上岸之後，將辭職信連同放棄德國公民身份的聲明一同交給了德國大使館。

隨後發生的事件標誌德國官方同愛因斯坦的正式決裂。希特勒政府下令普魯士科學院將愛因斯坦從學會除名，沒想到愛因斯坦主動交了辭呈。負責此事的部長於是要求科學院對愛因斯坦展開批判，稱「我們沒理由惋惜愛因斯坦的辭職」。愛因斯坦的老友馬克斯·馮·勞埃（Max Von Laue）對學院發表這樣一份聲明感到震驚，他在會上起身反對，在場的14名院士中只有1人站出來表示支持。愛因斯坦的另一位故友哈伯也隨眾人投了贊成票。哈伯是位投靠了納粹黨的猶太科學家，最終命運以悲劇收場。

哈伯和普朗克兩位師友都因政治而選擇對愛因斯坦倒戈。愛因斯坦私下寫信給普朗克，澄清自己在外中傷德國的謠言，說自己只是反對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普朗克回信中將猶太人和國家社會主義視作不可能同時存在的意識形態，稱自己無意為納粹站台，只想對國家保持忠誠。「愛因斯坦先生自己的政治行為葬送了他繼續留在科學院的資格。」普朗克在會上說。他將分歧歸結為愛因斯坦的政治理念，而非納粹用於人身攻擊的那些污點。

（普朗克和愛因斯坦）

整個1933年的夏天，愛因斯坦都在為反抗希特勒奔走疾呼。9月，他同丘吉爾會面。丘吉爾對希特勒的惡人本性心知肚明，但當時尚未掌權的他也拿不出什麼對策。同月下旬，愛因斯坦對局勢萬分沮喪。「我無法理解整個文明世界對這一當代野蠻行徑的消極反應。」他在一次採訪時說。「難道世界不明白希特勒在試圖發動戰爭嗎？」

這番話暗示了愛因斯坦核心政治理念的轉變，他一改被動的和平主義立場，號召歐洲青年武裝起來同納粹德國作戰。《紐約時報》登載了愛因斯坦寫給比利時一名反戰者的文章。「直到不久前，我們仍可認為個人反戰是對抗軍國主義的有效手段。」他寫道。但情況已發生改變，德國正不惜以各種手段發動戰爭。威脅和壓力讓愛因斯坦放棄此前一貫的反戰立場。「在當前情形下，我不應拒服兵役。相反，我應該積極承擔這一義務，為拯救歐洲文明而戰。」

愛因斯坦倡議抵抗納粹的巔峰是在1939年和1940年前後，他連續兩次給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信，建議美國搶先製造原子彈。1938年，兩位柏林科學家奧托·哈恩（Otto Hahn）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mann）核裂變實驗取得成功：用中子轟擊鈾原子引發核裂變，鈾原子核中的能量與中子被釋放出來。任何一個物理學家都能預見這一發現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裂變釋放出更多中子，新的中子在一連串的級聯反應中裂變更多原子……1939年春天，華盛頓郵報報道稱，核裂變可能催生足以將兩平方英里地表夷為平地的恐怖武器。

在裂變實驗被報道的頭幾個月，愛因斯坦並未給予足夠重視。1939年夏天，核物理學家西拉德（Szilard）到訪愛因斯坦在長島的避暑地，隨同前往的還有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 和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 。三人向愛因斯坦闡述連鎖反應的原理，連帶著討論了德國人使用鈾製造武器的興趣。意識到事態嚴重性後，西拉德撰寫了一封信，由愛因斯坦簽名後提交給羅斯福。10月份，羅斯福回信說他已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此事，並撥出6000美元的預算支持。然後這件事就彷彿石沉大海再無音訊。考慮到6000美元的撥款無異杯水車薪，西拉德讓愛因斯坦第二次上書。1940年3月，愛因斯坦在給羅斯福的第二封信中寫道：「自戰爭爆發以來，德國對鈾的興趣有增無減。現在我得知那裡的研究在非常秘密地進行。」

愛因斯坦常被後世認作核武器的創造者。需要澄清的是，儘管愛因斯坦利用自己的聲望兩次敦促美國政府搶先研製原子彈，但他與核武器的發明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上書羅斯福的意義一方面確實促成了美國的核武器研發，另一方面也反映愛因斯坦政治信念的改變。要知道在1932年，愛因斯坦還熱切辯稱一個文明人不應殺戮。

（廣島原子彈爆炸造成14萬人喪生）

他促使美國研製了原子彈，但美國使用原子彈又讓他傷心。愛因斯坦後來稱，「如果早知道德國造不出原子彈，我也不會帶頭倡議」。二戰結束，愛因斯坦成為反核運動的領袖。他生前最後一次公眾行為是簽名支持羅素起草的全球核裁軍宣言。對核武器意見的多次搖擺與他的核心立場並不矛盾。愛因斯坦從未動搖過他在1933年作出的判斷，他認為希特勒是惡魔，必須被打倒。在希特勒和納粹德國被徹底擊敗之前，其他更高尚的原則只能暫且擱置。

本文來源：網易科學人責任編輯：郭浩_NT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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