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也有「寧做我」

【文化中國圖志】

藝術的形式是自由的，不安分的，它習慣於流浪，只是不知道會與哪一顆與它呼應的自由性靈碰撞出火花。到了北宋末年，那個被藝術形式碰撞上的幸運者，竟然是米芾。

為什麼是米芾

米芾生於1051年，仁宗皇祐三年；卒於1107年，北宋末帝徽宗大觀元年。他一生歷經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三朝50多年，放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裡，總還算個小波段，然而對藝術而言，這個小波段卻是個大時代，說它「大」，不是說王朝大，而是說文化大。

有多「大」？就像文藝復興那麼大。若以文藝復興的指標來衡量，學理上有「北宋五子」推倒漢注唐疏創立宋學，文藝上有「唐宋八大家」之宋六家的文學復古運動，政治上產生了「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以及對20世紀的列寧和羅斯福的新經濟政策都具有重要影響的「王安石變法」。

不過在這裡，我要談的是繪畫，放眼看世界，有宋一代的繪畫，真可謂橫空出世。筆者從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看了同一時期歐洲的繪畫，感覺遠不及中國的宋畫，直到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以後，那幾位巨人誕生之後，西洋繪畫才如日中天起來，相比之下，宋代畫家要比他們早了兩三百年。

可惜的是，北宋文藝復興被金人打斷了，文藝復興的旗手宋徽宗被金人擄掠至北寒之地，給南宋留下一堆「靖康之恥」。米芾有幸，活在北宋文藝復興運動的全盛時期，而且只活在藝術里。論影響力，米芾遠不及亦師亦友的前輩文豪蘇軾，可要談到幸福指數，如說米芾第二，誰還能稱第一？

蘇軾欲從政，卻屢屢不得志，因為他在政治上總是個「反對派」，王安石變法他反對，司馬光反王安石變法他也反對，反來反去，結果只能斷送了自己。由於黨派之爭，一貶再貶，流離一生，所幸其使命本不在政治而在文藝，他為文藝復興而生，宋代文藝復興需要有個巨人，他就應運而生了。

巨人的苦難，因其多能，什麼都拿得起，卻未想到要放下。蘇軾就曾腳踩政治與文藝兩隻船，可兩隻船各有所求，政治要集權，文藝要自由，蘇軾卻跑到政治那裡去要自由，當然跑反了頭。

米芾不是巨人，無法分享巨人的苦難，他只待在藝術之船上，這是他自我的文化個體性的獨木舟，他守住藝術與政治的邊界，無論他怎麼「癲」，也不會跑到政治裡面去翻跟斗。米芾無求於政治，但他卻是個政治的幸運兒，有幾人的母親能像他的母親閻氏那樣，既是神宗母親宣仁皇太后的接產婆，又能做神宗的奶媽。喝著同一個母親的奶長大，雖為異姓，也難免有奶兄奶弟的同胞之情。

有宋一代，神宗似乎缺少些藝術細胞，也許他走得過早，還未暇書畫，便在38歲的好年華夭折。但他卻成就了米芾，就是這位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君主，將米芾引入了無物質之憂的藝術之途。

米芾異秉，6歲便可日讀律詩百首，且兩遍即能成誦，七八歲習顏帖，10歲臨蘇軾帖。1067年宋神宗趙頊即位，16歲的米芾隨母親閻氏進京，兩年後，神宗念閻氏之情，賜米芾為秘書省校字郎，負責校對訂正訛誤，以此免了十年寒窗之苦，不再奔走科舉之路，這一年，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

米芾20歲時，外放任職廣西臨桂尉，1075年，王安石變法失敗，退居江寧，米芾已到長沙任職。據《浯溪摩崖石刻》記載，「米芾南官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掾」。「掾」為副職，或為屬員，他做得津津有味，在體制內不求上進，自居於邊緣化地帶，在邊緣化中，他遊刃有餘，活得自由自在。

在這樣的職位上，人們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陶令公「不為五斗米折腰」，米芾當然也是為了「五斗米」，但這「五斗米」只是讓他休閑，從不使他「折腰」，他與陶令公精神相通，但境遇不同。好在脫離了科舉制，他能做自己，既沒有同學，也沒有座師，雖有母蔭，卻也適可而止，沒去謀個翰林院的翰林之類的，圖個皇家畫院待詔什麼的，他不去應舉，也就沒必要把「修齊治平」那一套硬要塞進自己的腦子裡，沒那些勞什子，他也很充實，有了「五斗米」充饑，他就可以活在自我意識的「墨戲」里。

米芾的父親是一員武將，碰到一個崇尚文治的時代，難於進取，米芾因母蔭入仕，但他立身士林，卻非母蔭關係，而是基於文藝復興的因緣，作為晚輩的他居然同蘇軾和王安石等走到了一起。

1082年，32歲那年，他跑到黃州去尋訪落難的蘇軾，從10歲起，他就學蘇字，據說，他那時就從蘇字中發現了「書法」上的自我意識，22年後，他開始了新的人生——追隨仰慕已久的東坡先生。據《跋米芾貼》載：「米元章元豐中謁東坡於黃岡，承其餘論，始專學晉人，其書大進。」看來，他們兩人的文藝復興，復興的是「晉風」。蘇軾走的是陶淵明那一路，從陶淵明的詩到桃花源的宋樣式；米芾走的是王羲之那一路，從王羲之的字到「人與山川相映發」的水墨意趣。可他們都堅持了魏晉風度的「寧做我」而開啟了個體人格的自由的款式：蘇軾洒脫，變成了蘇東坡，米芾狂癲，人稱「米癲子」。

1083年，米芾33歲，應趙希道之邀赴金陵就職，正好去拜訪令人神往的王安石，與去年黃州拜訪蘇東坡一樣，這也是他們的初識。他在《書史》中記下了這次拜訪的經過：荊公住處，牆壁上有李公麟畫王安石的畫像；與荊公聊書法，談起楊凝式的字，「天真爛漫，自由縱逸。」米芾知道王安石初學書法由楊凝式入手，因一般人不知，而得到荊公大讚，此後，與米芾往來書信皆以此初學體。

楊凝式是唐末五代時北方之高才，為官梁唐晉漢周五代，官至宰相，卻以書法聞名。初學書法於歐陽詢、顏真卿，後學王羲之、王獻之，一變唐法，用筆奔放奇逸，行為亦益發縱狂，人書一體，人送綽號「瘋子」，以其行為怪誕，幾近於瘋，卻能避禍，故其書法亦以瘋行，米癲楊瘋，各自率性。

「癲」與「瘋」皆來自於精神的孤絕之境，是只有在藝術中才能呈現的「病態的自由」，在現實的不自由中追求自由，藝術便成了自由的一個出口，藝術追求美，通過美來實現自由。

王安石年長米芾30歲，兩人因書法有同好，而成忘年交，李之儀《姑溪居士文集》卷39之《跋元章所收荊公詩》，談到了兩人的交往：「荊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荊公奇之，總不可留。後親作行筆，錄近詩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同，幾與晉人不辨。須見此字，乃知荊公未嘗不學書者也。元章懷舊念知，故過其墳，為之形容，讀其詩可見其意也。」其中「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主者去，遂不復就職」，正是指米芾此次應趙希道之邀來金陵入幕，可能因趙希道又被調走而未成。荊公不舍，抄錄二十多篇詩寄給米芾，又說「字畫與常所見不同，幾與晉人不辨」，可證其時崇晉之風濃郁。李之儀是西園雅集16人之一，也是米芾之友。

1084年，米芾有一首詩《東坡居士作水陸於金山相招足瘡不能往》，詩意是說，蘇軾被平反後，重新啟用赴汝州任，路過金陵，去拜訪下野的王安石，想邀米芾同往，米芾時在金陵，卻因足瘡，錯過了這次聚會。自黃州歸來，蘇軾理解王安石了，兩個偉大的思想者，政見雖有不同，但他們的精神卻在超越政見的最高境界上和解了。米芾作為「局」外人，能以超越政見的美的眼光打量他所追隨的兩位仰之彌高的長者，並目睹了他們的精神從「套中人」向「局外人」蛻變的歷程，實乃米芾之幸。

若謂宋代文藝復興，蘇軾自然是文學藝術的代表，王安石當然是政治思想的代表，而美的代表，則非米芾莫屬，那美是未經科舉制拷問過的，是只有天真爛漫才能散發出來的「癲」。

從西園到皇家

1085年，米芾落腳在杭州，宋神宗駕崩，轉年，又遭父親過世。適逢東坡先生以禮部侍郎被召回京，寫信邀米芾進京順便紓解他的哀傷。信中，引用了米芾曾寫給東坡的一句話：「復思東坡相從之樂，何可復得？」並囑「萬望節哀自重」。

1087年，宋哲宗元祐二年丁卯，東坡在京城汴梁召集文壇16人雅集，地點是駙馬王晉卿的宅邸西園。李公麟繪《西園雅集》圖，米芾作《西園雅集圖記》，畫面以蘇東坡為核心。

米芾作「圖記」，補註了這一盛況，將雅集的聲情並茂傳遞出來：「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呼！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以下，凡十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姿，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一番華辭入肺腑。

對於獨立人格，米芾是有自覺的，「彷彿其人耳」是他留給歷史的「叮囑」。其中，包含著對自我選擇的肯定，以及對後來者繼續他們的審美理念的期望。

米芾親眼見過東坡先生於名利場跌宕後，退至自我「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淡定，人格的洒脫，自有「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如此美學意象，優雅躍然紙上，同王羲之《蘭亭序》那飄然而至的風姿豈非神似？宋代士人的文藝復興，在文化上超越唐范漢制，獨於晉人神往之，而欲復興晉風，從《蘭亭序》到《西園雅集圖記》，可謂一脈相承之。

《西園雅集圖記》表達了「西園十六士」的共識，也可以說是一篇宣言，是以雅集的形式，發表轉型宣言，從王朝向著文化的江山轉，這應該是北宋文藝復興一次具有標誌性的事件。

集權制下，士人如何生活，是把一切都綁定在權力機制上，還是給自己留有一個自我的空間？這樣的問題，到北宋迎來了一個節點。由於文人政治以及科舉制向寒門開放的普及，士人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開始明晰起來，除了傳統王權主義的「政治正確」的語境外，他們也需要自己的表達語境和話語權。於是，他們在與王權無關的話題中，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需要有一座自我的江山。

西園雅集後，米芾出京，往湖州，揚州任職。暑熱之際，米芾卻寒，詩曰：「小疾翻令吏日閑，明窗盡展古書看。何須新句能消暑，滿腹風雲六月寒。」一肚皮政治官司，連炎熱的六月都變得荒寒，一語寫盡蘇軾在黨爭中的心酸。身邊這位長者的經歷，似乎成了一名處江湖之遠的詩人的晴雨表，巧的是，他前腳走，蘇軾後腳就跟來揚州看望米芾，他在《書米元章藏貼》中記載了這次造訪。

1103年，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綜合指標的穹頂，也是宋代難以突破的天花板。這一年，是宋徽宗崇寧二年，米芾53歲，藝術家皇帝21歲，卻已登基三年。

皇帝正值美少年，正是英姿勃發好年華，政治上他沒啥想法，藝術上，他不僅自成一家，而且成為了最大的贊助者，美第奇家族跟他比起來也算是小巫見大巫了。皇帝的優勢畢竟無與倫比，他能在制度安排上，為藝術家分得一杯羹，更何況他制定的文藝方針和文藝路線，還不是為政治服務的，而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使得這一時代，留下了一批千古絕唱的藝術品，他自己的作品，也成為了千古一嘆。

筆者曾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觀其一幅《竹禽圖》，那禽鳥之眼，經其一點，千年之後，明亮如初，依然那麼神采奕奕，讓你怦然心動，想起「畫龍點睛」也就一說而已，而眼前「畫鳥點睛」，則如珠玉放光，若含日月之輝，令你不禁由衷而嘆：千秋萬代神來筆，留得眼前一點睛。

就是這樣一位皇帝，竟然也發現了米芾，宋徽宗要將米芾調任回京，任米芾為太常博士、書畫學博士。可米芾已經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了，率性作《太常二絕》詩云「魚鳥難馴湖海志，岸沙汀竹憶江山」，由此可知，米芾之志已在大江大海，他那自由慣了的心靈和魄性，已非區區皇家畫院所能豢養，他不願回來做一尾體制內的跳龍門的魚，也不想回來做那為藝術而藝術的富貴鳥。

可聖旨之下，他又不能不回到那個排擠了蘇東坡的朝廷中來，從體制的邊緣地帶回到體制的中心，進入皇帝預設的藝術軌道的彀中，履行皇帝品位的新文藝方針，米芾作為蘇東坡的接班人一旦回歸，那就意味著宋代士人自發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就又回到皇家文藝路線上去了。

米芾在藝術的宮殿里，格局變小了，除了修身如「岸沙汀竹」，就剩下「憶江山」了，再也沒有了他可以發「癲」的那個自由化的空間——「湖海」，只能通過回憶來重啟精神光譜。

米芾進入皇家畫院，並非因為繪畫，那時他還沒有開始畫畫，他被世人所推崇的只是書法，同樣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筆者還拜讀了一卷米芾的字，那是米芾所作一首五言記事詩，言其放舟，因風轉而逆行，欲雇縴夫，討價還價，終於成交，而得以繼續前行。落款「米元章」，卷首有明人王鐸題記曰：「米芾書本羲、獻，縱橫飄忽，飛仙哉！深得蘭亭法，不規規摹擬，予為焚香寢卧其下。」

崇敬之情，真是溢於言表！以王鐸高高在上的書法地位，戀戀不捨的貴氣，還要「寢卧其下」，此真可謂入魂了。從王鐸的評價來看，米芾的好處，說到底還是「晉風」二字，本於羲、獻父子，「深得蘭亭法」，這些都是「晉風」，最為難能的是，米芾「晉風」自得，卻不摹擬晉人。

對於此卷本身的看法，王鐸僅用了「縱橫飄忽」四字，便抓住了全體，可謂法眼。若僅此四字，雖屬難能，尚有可及，再加上「飛仙哉」那一嘆，便如雲奔霞展一般，可望而不可及了。

米芾開始作畫，是因為好友李公麟「病痹」右手三年，實在畫不了了，他為了表達對老友的敬意，就跟著老友畫起來。「病痹」，大概是風濕之類的病，可憐李公麟，被譽為畫界全才，「宋畫第一人」，長米芾兩歲，55歲告老封筆，歸隱山中，三年後過世，轉年，即1107年，米芾亦隕。

名士程俱「題米元章墓」寫道，米芾自知大限將至，便預告郡吏日期，備好棺梓，便服坐卧，照常閱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遺囑一偈云：「來從眾香國，其歸亦然。」後世曹雪芹作《紅樓夢》，其中「黛玉葬花」一回有「質本潔來還潔去」一句，恰似美人氣短，哪有米芾偈得那麼從容？

「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出自《宋史·米芾傳》，前一句，是說米芾往來社交必衣唐服，戴唐冠。宋人著唐裝，世不以為異，反以「頎然束帶一古君子」羨稱，此乃米芾之幸也！或曰其「性好潔，世號水淫」，因潔癖而「水淫」，若以「水淫」入水墨會如何呢？「米家雲山」看來就像是有幾分潔癖的水墨江山。他還盛裝拜丑石為兄，「水淫」之外，人們再贈他一個「癲」字，此乃「晉風」所致。

時人不吝贊他：「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但還沒有提到他的畫，他作畫還未足4年，就用他的「意筆」，「癲」覆了中國繪畫史，留下他「寧做我」的「墨戲」。

（作者近著《青花里的鄉愁》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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