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高考史上最低錄取率：1977年恢復高考紀實，那三屆的變革與命運

77、78、79那三屆

是與改革開放同呼吸共命運的一代

1979 年夏，經常可以看到孜孜不倦 刻苦學習的年輕人。圖/CFP

那三屆，四十年

本刊記者/宋春丹

本文首發於總第809期《中國新聞周刊》

1977年，開了兩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建國以來，惟有這一例。

在剛復出的鄧小平嚴厲批評教育部「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告誡其「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干；不贊成的，就改行」之後，當年的高校招生工作終於徹底另起爐灶，停廢了10年的高考恢復了。

有人說，恢復高考就像一個支點，那麼40年來，它是如何撬動中國的？

恢復高考

1977年8、9月間在北京重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最初估計，有1億4千萬人符合高考報名條件。

這其中包括：1966年至1977年的全部高中生、以同等學力報考的歷屆初中畢業生，以及被允許提前報考的1978屆優秀高中生。由於鄧小平大筆一揮，劃掉了政審的苛刻條件，政審這關能擋住的人也有限。

這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數字。別的不說，哪有這麼多紙張印卷子？

為了控制人數，不少省市採取了地區初試的辦法，按計劃錄取數的2~5倍不等篩選出參加正式高考的考生。

教育部去了廣西的試點縣百色縣調研。考試按照初中畢業的文化程度命題，篩選比例是1：3。結果，文科考試98.64％不及格，理科考試98.54％不及格。成績最好的是66、67屆高中畢業生。

從1977年10月20日公布消息，到12月高考，只有不到兩個月時間，許多人連教材都沒有，根本來不及準備，報名人數並沒有出現想像中的天文數字。

報名者形形色色。湖北 21 萬人報考，僅有 2 萬人是在校學生及應屆高中畢業生，其他全是知青、工人、民辦教師、複員轉業軍人等社會考生，其中知青是絕對主力，達 10 萬人。

半數以上的報名者根據自己的文化基礎選擇了報考中專。初試又篩掉了很多人。如江蘇南通地區，一個30 多人知青隊有 20 多人報名考試，初考通過的只有 3 人。

如此一來，當年實際參加高考的人數為570萬。

鄧小平拍板，將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計劃暫時擱置，調配紙張先行印刷考卷。政治局討論，不要增加群眾負擔，報名費從最初的1元改成5毛。

高考沒有統一試卷，命題權被下放到了各個省，考題相當於初中畢業水平。時間也由各個省自定，最早的是11月28日，最晚的是12月25日，跨度近1個月。分文、理兩大類，文科類考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理科類考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各科滿分100分。

高考分數不公布。考完後填報志願，可以填報三個志願。大學不區分重點與非重點，不分批次錄取。

分數上線、體檢合格後，對每個考生組成了兩人以上的「政審調查小組」。政審合格被錄取的考生，於1978年2月底3月初陸續入學。

當年還保留了小部分直接「推薦入學」名額，從歷屆優秀學生中選拔，不參加高考，目的是與通過高考入學者進行比較。

各地紛紛向教育部反映招生名額太少。1977年12月9日，中央音樂學院李春光、楊峻等6位教師上書鄧小平，稱該校考生中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國以來歷屆高考所不可比擬的，而計劃招生人數僅有135名，占報考人數的0.8％。經鄧小平等批示後，當年中央音樂學院實際錄取新生213名。

針對部分大學提出招收走讀生的問題，決定擴大招生，1978年2月28日下發了《關於普通高等學校試行招收走讀生和增加招生名額的通知》，規定自1977級新生起允許高等學校在完成國家招生計劃的前提下試行招收通用和急需專業的走讀生，並要求注意招收1966屆、1967屆高中畢業生。

就此，全國各地高校都擴大了招生名額，本科擴招2.3萬人，大專擴招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例達29.3％。

最終，1977級共錄取27.8萬人，錄取率為4.9％。這是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

步入正軌

1978年，恢復了全國統考，時間為7月20日?23日。是否進行初試，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自行決定。

這年開始加試外語，但暫不記入總分，僅作為錄取參考。

為避免暗箱操作帶來的問題，根據鄧小平意見，高考成績一律通知考生，如對評卷有疑問，還可申請複查試卷。

這時，大學開始有「重點」和「非重點」之分，於統考前分別填報。很多專業在1978年是首次招生。

由於1977年恢復高考太過突然，很多人來不及複習準備，所以1978年報考人數漲至610萬。原計劃招生29.3萬人，後增加了近11萬人，共錄取40.2萬人。1977年和1978年的兩次高考報考人數紀錄直到 20 多年後才被打破。

1978年招生文件明確規定年齡可放寬到30歲，並取消了其他限制。「老三屆」考生所佔比重仍然很大。復旦大學經濟系78級62名生源中，老三屆佔到一半以上。

在先後擔任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林乎加的推動下，這一年，用了開辦分校的思路來挖潛。1978年11月到1979年2月，北京建起了36所大學分校，增擴招了16800多名學生。

1979年，取消了政審關於密級的規定，簡化了調查、審查的程序，將「政審不合格」修改為「不宜錄取」，並將政審「不宜錄取」的權力上收到省、市、自治區。

進入80年代後，10年沉澱下來的社會考生基本消化完畢。高考制度逐漸成熟，完全走向了正軌。

77、78級現象

77、78級，從一出生起就難解難分。

實際上，「77級」名不符實。名為77級，卻是78年初入學；算作81屆，實是82年初畢業。

所以，77級、78級生是同一年入學，同一年畢業的。只不過，一個在春季，一個在秋季。

這兩個年級有一種「瑜亮情結」。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張力是78級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學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據說當時77級同學笑78級，看你們第一年沒有考上吧，復讀才進來；78級同學也不示弱，說許多知青和工人第一年被卡住不讓考，也有觀望的，第二年放了，但考題難度高多了，還要拼掉更多應屆生，容易嗎？當然是笑話，沒人當真。」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出自77級的劉海峰發現，77級、78級能上大學的，除了智力因素，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因為備考時間短、錄取率低，考生原有基礎便顯得格外重要。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這些人有信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堅持讀書，是真正的「讀書種子」。

另外，這兩屆大學生中，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的比例較大。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鄭若玲曾以廈門大學8821名學生記有家庭出身的檔案作為有效樣本作研究，結果顯示，77級、78級大學生中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比例達到25.38％和23.46％，在各個時期中是最高的。與之相對，1965年這個數字是6.2％，1976年是9.83％。

劉海峰說，這個在文化斷裂的年代堅持學習的人形成的群體，普遍有一種知識的飢餓感， 「將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是他們的口頭禪。

另一方面，他們中的大多數在動亂年代錯過了最佳受教育年齡，知識不成系統，且很難彌補。有人從零開始學英語，方法是背《英漢詞典》，背完一頁撕掉一頁，最後一頁撕完，整本字典背下來。

在校期間，77、78級學生經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見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的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目睹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開始接觸西方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存在主義、鄧麗君歌曲等各種文化現象。

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間，27萬77級大學生陸續畢業（有的聽從主管部門動員提前畢業）。1982年夏，40萬78級大學生也基本畢業。國家各行各業專門人才青黃不接的局面由此開始扭轉。

那三屆

今年是77級進校40周年。6月17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在北京舉辦了「那三屆研討會——紀念高考恢復40周年暨77、78級畢業35周年」，40餘位77、78、79級代表人物濟濟一堂。

CCG理事長、來自廣州外國語學院77級的王輝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77、78、79那三屆，實際是中國一種很獨特的歷史現象。他們都經歷過「文革」， 受社會磨練較多，受應試教育毒害較少，有強烈參與感，有批判思維。他們是與改革開放同呼吸共命運的一代。這是很值得探討的一代人。

各行各業中都有出自77、78、79級的領軍人物。2008年77、78入校30周年時，據不完全統計，擔任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的「77、78級」大學生已達20人以上。中央領導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畢業於北京大學77級法律系，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畢業於復旦大學77級數學系，國務院副總理馬凱是中國人民大學79級政治經濟學系的研究生，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畢業於北京大學79級中文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78級法律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畢業於華東政法學院79級法律系。

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研究室工業交通貿易研究司原司長陳全生從恢復高考開始，連考了三次，1979年終於如願以償，考進北京經濟學院勞動經濟系。他說：「我們不是被耽擱的一代，也不是垮掉的一代，我們是誰也騙不了的一代。」他認為，認真反思，是這代人的責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出自吉林大學78級歷史系的雷頤也認為，「千頃地一根苗」，可以說他們這些「天之驕子」的幸運是建立在這一代人的整體失落上的。跟他一起下鄉的人，絕大多數很晚才回城，找的是最差的工作，後來又早早下崗。

「現在有些成功者談『劫後的輝煌』，把我們當成下鄉知識青年的代表，我說我們代表不了，我們是很特殊的。作為這代人中的幸運者，我們的責任更大，也更沉重。」雷頤說。

值班編輯：木木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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