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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逝世後的輿論對峙

編者按

孫中山的逝世引發了輿論的尖銳對峙,對此,國民黨的應對策略更多地強調對孫中山形象的建構以及對其政治遺產的獨佔。本文原題為《孫中山逝世後的輿論對峙與國共兩黨的應對》,出自《民國研究》總第31輯,有刪節。作者齊廉允,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於「國基飄搖,國命傾危」之際在北京辭世。作為民國象徵與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的逝世引起了政治生態的強烈反響。對於媒體與社會的反應,學界多有關注,但對這些反應特別是輿論反應呈何特點,國共兩黨有何應對之策,效果如何等問題卻關注甚少。筆者擬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通過詳細爬梳,探尋孫中山逝世後輿論反應的特點,並考察國共兩黨針對此特點採取的應對策略,同時針對應對策略的特點與實踐效果加以剖析與評述。如此,不僅可窺測當時兩大政黨應對輿論衝突的能力與水平,亦可通過對兩黨應對策略的梳理與考量研探國共關係的發展走勢,還可深化對中國革命演進趨勢的認識與把握。

孫中山逝世後,國內外眾多報刊都於第一時間在顯要位置發布了消息,並刊發了大量唁電、唁函、輓聯,跟蹤報道喪事進展,還圍繞孫中山展開大討論。梳理此時的輿論反應,不難發現,他們呈旗幟鮮明的分裂對峙態勢,不僅對孫中山的評價有「偉人」與「罪人」之說,就連對其逝世影響亦有不利與有利之論。如此對立、多元的輿論反應,一方面足以證明民國時期政治生態的複雜性與混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此時民眾言論的相對自由性。

(一)「偉人」與「罪人」:孫中山的形象

輿論場中孫中山的偉人形象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孫中山是民國功臣與國民黨偉大領袖。「我們……紀念孫中山先生,只因為他是手創三民主義的學者,只因為他是為中國爭自由平等的英雄,只因為他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只因為他是向軍閥和帝國主義進攻的引導者!」第二,孫中山具有高貴品德。這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其一,不貪財,無私心。上海《申報》稱讚孫中山雖「久膺大政」,卻不斂私財,以致「身後蕭條,不名一文」。其二,不怕死,敢犧牲。「中山先生……倡革命於獨夫專制之朝,隨時有滅門赤族之禍……而終不少悔,奔走革命如故,蓋為爭民族自由之故,早已置生死於度外矣。」其三,有理想,貴堅持。「先生於首創同盟會時,即楬櫫『三民主義』以相號召,懸此為鵠,奔而赴之,蓋數十年如一日……絕不因何種外力之壓迫,而遂犧牲其固定之主張。」

孫中山的負面形象被認為集中在三方面:第一,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梁啟超於孫中山逝後次日直言:「我對於孫君所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第二,宣傳革命只知用極簡單的刺激言論,不知如何啟發民眾的理性思維,革命難以成功,目的也難以達成。第三,優柔寡斷,志大鮮謀。儘管國民黨「於國會佔絕對的多數」,但「日與敵黨相責難」,以致多次失敗,「未獲握政權」。此外,亦有媒體稱孫中山精神已先形骸而死,更有甚者,斥其為「罪人」。廣東全省商業聯合會、廣東自治會就公開聲稱:「孫文招引黨徒,焚戮廣州,實為國之罪人,粵之公敵。」

(二)「有害」與「有利」:孫中山的影響

當時輿論多認為孫中山逝世於國民黨不利。「中山之逝,其影響於國猶小,影響於黨絕大……破裂之實現,為期似亦匪遠也。」《大公報》也發出「今先生一旦長瞑無視,環顧民黨,繼起者誰」的感慨。孫中山的逝世帶給國民黨的影響,國外媒體也多有關注,日本《朝日新聞》就認為:「孫氏忽然長逝,今後中國政局上波濤之湧起,不難想像也……因黨中喪失中心人物,團體當不能如從前之堅。」不過,亦有媒體認為,孫中山逝世能使國民黨更加團結,「黨中同志當此哀傷過度、悲痛之餘,不獨使團體益為團結融洽決不至於分裂,且將因此哀痛肅穆之中使黨員信守孫先生主義及遺訓之念益加倍堅決,其犧牲為國、墨絰奮鬥之精神,當益倍加」。由此而論,孫中山的逝世於國民黨明顯又有利了。

對北京的段祺瑞執政府而言,有論者稱孫中山逝世對其有利,因孫中山早前與其政見不合,此時辭世,則「執政府諸事皆可為所欲為」。日本輿論界就多有此論,「吾人試由段氏所處之地位而言,或以為孫氏所懷抱之理想過於高遠,不適於中國之現狀,故孫氏歿後,向來段氏之政策受其所拘束者,今後可更得自由也」。亦有論者認為孫中山逝世對執政府不利,稱其北上「唯一之要義即期為北京當局者一諍友,矯其已往之過失……得此諍友……實大有造於北方當局」。所以,孫中山之死實際上使執政府「失一良好之諍友,而多一與佞人接近之機會」,此「實執政府之大不幸」。

孫中山逝世引發的輿論對峙,除與認識論上的差異有關外,更與民國年間複雜的政治生態關係密切。一般來說,政治立場與政治派別相同或相似,則多溢美之詞;立場與派別相異,則多批判之言。梁啟超與廣東商人對孫中山的批評與指責就深受他們的政治立場與政治態度的影響。當然,輿論對峙局面的出現還與民國年間傳媒業的快速發展以及相對寬鬆的言論環境有關。據統計,1921年全國共有報紙1134種,其中日報550種,到1926年,總數已有2000種左右,其中日報628種。申報》《大公報》等私營報紙的發行量也都有很大增長。如此等等,都是更多民眾得以參與孫中山逝世評說的基礎,也更使相關的輿論傳播成為可能。

孫中山逝世引發的強烈輿論對峙至少證明了兩個問題,其一,孫中山極端重要;其二,輿論中的孫中山形象還有重大爭議。對國民黨而言,這兩個問題都必須重視,這既關係到其自身形象與合法性問題,也與其前途與命運休戚相關。國民黨迅速行動,採取多種應對策略,重塑孫中山形象,獨佔孫中山政治遺產。儘管「孫中山」作為一種政治資源被建構是長期的、逐漸深入的,但國民黨在孫中山逝世之初的應對策略無疑更積極,也更卓有成效。

(一)重塑孫中山政治形象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立即發布了大量有關其功業與品行的報道,以褒揚其豐功偉績,全面提升其地位。1925年3月12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尊孫中山為革命導師,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導師」。在京國民黨公祭孫中山,表示將「奉總理之遺教以為則……以此救國,以此救世」。眾多國民黨要員也對孫中山讚譽有加,吳鐵城稱「總理雖死,主義不死,其百折不撓之精神當如炳炳日星,永在人寰」。李烈鈞譽孫中山為「世界之列寧」,贊其「為國馳驅,垂數十年……造福民國,事已不朽」。

除褒揚孫中山的偉業與品行外,國民黨還回應了輿論對孫中山的質疑。1925年6月,宋慶齡回應了梁啟超對孫中山的批評,並正式闡述了孫中山的「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吾國武力、外交,皆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公道與民意耳。故今日最當恐懼預防者,為國人之自相分裂與中道氣餒,尤忌違反公理之調和。孫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問手段;但知是非,不顧利害,尤反對調和。蓋是非之間,萬無調和中立之餘地也。吾人今日萬不可只顧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遠大之目的與徹底之主張」。

(二)國民黨壟斷孫中山的政治遺產

孫中山逝世後,國內各政治派別、政治勢力都表達了哀悼與尊重之情。自由黨尊孫中山為「民國國父,我黨導師」,表示願繼承孫中山「未竟之志,為國努力」。中國新社會民主黨也稱孫中山為「先覺」,高度評價三民主義。面對社會各界對孫中山逝世反應的日漸強烈,以及已經出現的對孫中山政治遺產的爭奪,國民黨快速行動力圖獨霸孫中山的政治遺產。

首先,獨佔孫中山葬禮。國民黨非常重視孫中山的葬禮安排,多次會商,最終暫時擱置國葬、黨葬之爭,由國民黨與北洋政府分別舉行追悼儀式。國民黨對孫中山葬禮的爭奪最終是為了獲得這一政治象徵的獨佔權,據此而論,黨葬無疑更加有利。其次,強調國民黨是孫中山唯一合法繼承者。「從前國人只認識國民黨有一個孫中山,但如今卻認識有一個國民黨了。從前國民黨始終為主義奮鬥的只有一個孫先生,但如今為主義奮鬥的,卻有全數的國民黨員了。」在國民黨構建的邏輯體系中,孫中山與國民黨合二為一,等同起來。最後,尊孫中山為永遠的「總理」。1925年5月,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宣言聲稱國民黨除由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執行之責外,不能更有總理」。從此,「總理」一詞成為孫中山獨有稱號。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通過的黨章中仍保留「總理」一章不做改動,既表達了對孫中山的懷念與尊重,也順理成章地將孫中山的政治遺產獨佔。

(三)建構孫中山象徵符號

任何政權要獲得並彰顯奪取政權與統治的合法性,必然會構建具有象徵意義的政治符號。創造與運用政治象徵符號成為政府或政黨宣傳其合法性而經常運用的權力技術,「孫中山」就是國民黨努力建構的最重要也最成功的政治象徵。不過,孫中山作為政治象徵符號被構建,早在國民黨謀求奪取政權合法性時就已開始,但孫中山逝世之初國民黨對其政治象徵的構建更主動迅捷,效果也更佳。

第一,確立孫中山「國父」稱號。1925年3月21日,胡漢民等聯署發表宣言,稱:「今孫大元帥不幸薨逝,漢民等痛喪國父,此後之責任益重。」國民黨核心人物開始有意識地將孫中山定位為「國父」,但直到1940年3月的國民黨中常委第143次會議,其「國父」尊號在國民黨內才正式確立。第二,高規格定位「總理遺囑」。1925年3月31日,留居北京的國民黨中執委通過接受「總理遺囑」議案,並訓令各級黨部,「每逢開會時,應先由主席恭誦總理遺囑,恭誦時應全場起立肅聽」。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決定「擇觀音山」最高處「建一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總理遺囑紀念碑,以垂永久」。第三,制度化「總理紀念周」。1925年4月,建國粵軍總部制定《總理紀念周條例》七條,並明確了具體的紀念周儀式。後來,「紀念周」逐漸成為國民黨整體統一執行的制度時間。第四,建造物化的公共符號。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在全國建立了眾多紀念館、紀念堂、公園等名目繁多、無處不在的空間崇拜符號,增進了民眾對孫中山與國民黨的認同。

民國年間,特別是1925年前後,隨著傳媒業的發展,媒介輿論已逐漸成為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在社會參與、社會溝通、社會整合、社會疏導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孫中山逝世一事中,各路媒體都給予了充分的報道與評論,形成了分裂對峙的輿論場。對針鋒相對的輿論反應,國共兩黨並不聽之任之,而是採取積極的應對策略,通過發表談話、接受訪談、信函、通電、撰文等多種方式表達主張、闡釋立場、影響引導輿論,營造有利於實現自身政治主張與政治訴求的輿論環境,以期在政治生態的轉變中獲得有利地位,展現了敏銳的政治視野與靈活、務實的問題解決方式和手段。

梳理國共兩黨的應對策略,不難發現,兩黨的應對策略雖各有側重,但並不乏相同之處,兩黨都重視對孫中山正面形象的維護與塑造,這也是兩黨應對策略的基礎。不過,兩黨的應對策略還是存有非常明顯的差異性的,國民黨更重視對孫中山形象的建構及其政治遺產的獨佔,共產黨則更重視從孫中山逝世的影響方面入手,呼籲團結與革命。兩黨的應對策略明顯與政治訴求、政黨實力、歷史背景以及面臨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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