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縱樂的困惑》

理想國六月書目《縱樂的困惑》。

本書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人，1951年生。多倫多大學文學士、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長期在多倫多大學教授中國歷史。1997～1999年間曾出任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2004年秋轉任不列顛哥倫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聖約翰學院院長。

2007年7月赴牛津大學歷史系任教。著有《覬覦權力：佛教與晚期明士紳社會的形成》、《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明清歷史的地理資料》等書，編有《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中國》、《中國公民社會》、《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鴉片政權》、《民族行為：亞洲精英與民族身份認同》等著作。

讀《縱樂的困惑》，有一本書可以同時參照，那就是知名度要高得多的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中描寫1587年的歷史事件，也是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當年，在明朝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其著作主旨在書中末段看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這兩本書，從兩個不同的緯度，給我們展示了有明一代相對完整的畫卷。只是前者的時間跨度比之後者的空間延展，在故事性和可讀性方面落了下風。但二者卻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觀察歷史的視角。

我在前一篇公眾號文章《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專門討論過歷史視角的問題。正如同作者卜正民在中文版序中所說：

本書是有關明代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敘述。我寫此書時，留意到這些全球趨勢，雖然這些趨勢應被看成是影響明朝中國歷史的諸多複雜因素中的一部分······

歷史是今人從現時的視角書寫的，我們無法離開自己的角度去看歷史。隨著時間的前移，人們觀察歷史的有利位置會隨之變化，我們過去所發現的歷史也會因此而改變，這就像在疾馳的火車上看窗外的風景一樣，沿途景物似乎在快速改變，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因為我們的經過而變得不同，真正發生變化的是我們在車軌上的位置及其相應的視角。

我自己的研究方式是從社會底層看歷史發展，重點是明代社會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也試圖在一定程度上從外部世界考察中國，將之置於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一個有著相似發展經歷的世界背景下進行比較。

一、明代的統治思想與國民氣質。

明朝的統治思想，表達在開國君主朱元璋最喜愛的《道德經》的一章中：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我們現在都清楚，《道德經》是老子在春秋戰國時代的一部思想著作。體現了老子對農耕集權社會的無奈和對採集狩獵社會的嚮往。其治國理想在當時都不存在實現的可能，何況是在疆域如此廣闊的明代。

明朝的國民氣質：張宏傑先生在《中國國民性的演變》一書中論述，中國國民性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了從春秋時代的貴族文化、魏晉時期的士族文化、宋元時期的平民文化、元明時期的流氓文化以及清朝的奴隸文化這幾個發展階段，每次國民性格的轉換都和古代制度的發展具有直接的關係。

從宋元的平民文化過渡到元明流氓文化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中國文化精英階層的消失

漢民族幾十年的抗元戰爭，帶來了可怕的後果：大量的文化典籍被毀掉、名臣儒士被殘殺、精英文化階層整體消失。元朝建立以後，統治者出於對漢文化的畏懼心理，切斷了漢族士大夫的人生前途，科舉制一度被取消，當時漢族知識分子的地位，第一次從「四民之首」跌到了「九儒十丐」的地步。

2、統治階層的精神基因

元明時期的統治者在整體文化素質上遠遜於宋朝和清朝。明武宗朱厚照（公元1491年10月27日－公元1521年4月20日），「流氓皇帝」是他的專有標籤。在位短短十幾年，收了一百多個流氓做義子，在揚州到處追逐處女和寡婦。他的繼承者明世宗則是性變態，公開要大臣們進獻春藥，有時候一天臨幸數十人。明朝官員以向皇帝進獻房事秘術來爭寵。胡宗憲因貪污被指控後，「獻秘術十四，帝大悅」。

3、流氓階層和權力的結合

元朝作為異族，沒有自己的一套意識形態，儒家禮義又被廢棄不用，結果全國上下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會風氣持續惡化。越來越多的漢人由於社會地位極為低下，開始選擇攀附權貴，出現了流氓階層和專制權力之間的高度結合。當時元代的潑皮無賴，多到連元朝皇帝都不得不專門派人研究對流氓橫行的處理意見。中國人的精神層面開始出現流氓化的趨勢。

平民社會到流氓社會的轉換，主要是因為統治階級的精神基因以及專制制度對流氓階層的利用。

二、國家政策與社會現實。

與太祖皇帝「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治國理念相配套，明朝建立後，制定了一系列基本國策並堅持不動，由此製造了大量的社會矛盾。

1：廢除丞相制度

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把皇權空前提高了。其後所謂的內閣首輔根本不能和丞相一職相比。由於閣輔之爭，逐漸演化成黨爭。官員結黨營私極為嚴重。過度集權的危害在明朝中後期越顯越嚴重。皇帝越過司法機構誅殺大臣。用廷杖之法變態處死大臣，朝臣人人自危。更關鍵的是，廢除丞相制度後，在皇帝和民眾之間缺失了一個必要的緩衝。其直接的後果是造成皇權威信的衰退。

2：建立廠衛機構

朱元璋建立了錦衣衛。朱棣設立東廠，此後還搞過短暫的西廠，內行廠。廠衛人員搞的朝野惶惶不可終日。廠衛制度可以說是讓一些忠於帝國的人心寒意冷。士大夫在仕途上不能如意，往往就在個性上來標榜自我，這點從明末性產業的興旺可以看出端倪，柳如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3：八股取士政策。

科舉考試只許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命題，文體嚴格限於八股文。許多讀書人為了中試，只顧埋頭攻讀經書。中國讀書人自此大多數沒有獨立的思想主張，人云亦云。以這些人來堅守儒家正統，樹立社會風尚，結果可想而知。

4：閉關鎖國政策

明朝時期是世界地理大發現、大航海時代。明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拋棄了海洋，拋棄了海洋帶來的巨大利潤。幸虧後期閉關鎖國名存實亡，要不然不知道差距會有多大。我們所謂的倭寇作亂，其中的日本人很少，實情是手中壓了大量倭貨的走私人員生存無望，海盜上岸。

5：藩王制度

明朝藩王越分封越多。中央政府隨著藩王的增加，中央財政壓力不斷增加。各地藩王也是各地最大的民憤出口，明末農民起義專揀皇族開刀，大量的皇族藩王被殺也是一種證明。藩王不同於士紳，沒有深刻的儒學浸潤，對商人的態度更為曖昧，是明朝商業的支持力量，是社會風尚的主要帶動者，也是奢侈品的主要用戶之一。

6：不和親政策

明朝常年應對北方的軍事騷擾，很難有安定的時間來進行生產，邊耗更是佔據財政的一大主要開支，並且明朝一直不斷修建長城。明朝除了加強對北方的軍事投入外，只能以互市等以威脅保持邊界穩定。但正是用邊糧換鹽引的政策，促生了明朝一批大富商。

三、區域商業與國際貿易。

元代之於明朝，如果在國民性上的影響是第一重要的，那對經商觀念的影響一定是第二重要的。是元代的商業實踐給明代種下了商業啟蒙的種子。

洪武皇帝限制人員流動，經濟目的是為了增加農業生產量，在這方面他獲得了成功。生產量的提高，造就了基於貿易流通領域的剩餘農產品。剩餘農產品的經常性流通，促成了從剩餘品生產向商品生產的過度。

於此同時，為了軍事供給和人員調動的方便，洪武對信息交通手段進行投資，使得各交通系統在元朝的基礎上得以改進，這是商品流通變得更為容易，商人們的貨物與政府的稅收物資在同一條運河上運輸，牙商與國家的驛遞人員走的是同樣的道路，甚至他們手中拿著同樣的路程指南。

明朝政府從背後推動了人口和貨物的流動，同樣也包括思想和社會地位的變動，而市場則拉快了這種運動。「國家支配的交通系統，國家資助下的自給自足。」——與洪武皇帝的這些設想相比，商業化並非簡單的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相反，後者恰恰是前者發展的結果。這實屬於是政策的必然副產品。

與區域商業相比，國際貿易對明朝經濟的作用更不可小覷。

1567年對除日本以外的海上貿易解禁。與此同時，西班牙在16世紀60年代後期佔領了菲律賓，70年代蘊藏在波多西（在今天玻利維亞）的豐富銀礦被開掘出來，以阿加普科為中轉站，西班牙人將南美的白銀船運到他們在馬尼拉的基地，以購買中國出口到這裡的貨物。

16世紀後期究竟有多少白銀通過馬尼拉流入中國，我們不能知道它的確切數字，但1597年和1602年來自墨西哥的報告顯示，每年有15萬到34.5萬公斤的白銀從阿加普科運出，相當於四至九百萬輛，這些白銀中的大部分最終流向中國。

在那裡西班牙人用白銀購買中國商人帶到馬尼拉去貿易的物品，葡萄牙人也通過澳門向中國輸入白銀，當然是以幾千兩而不是以幾萬兩的規模，但也並非無關緊要。

要知道，中國的銀礦儲藏並不豐富，永樂皇帝為增加國庫收入，在整個中國南部和中屬越南、緬甸地區重開銀礦，提高白銀開採限額，白銀生產盛極一時，至十五世紀20年代白銀年產量僅達1萬公斤。

四、政治結構與經濟制度。

我們都知道，航海時代剛開始的時候，中國是領先西方的。比如，鄭和下西洋，兩百多艘船，排水量1500噸，而八十多年後哥倫布大航海時，只有3艘船，排水量才300噸。但為啥結果是西方控制了海洋呢？

最近，北大教授宮玉振寫了篇文章說，出現這種結局，說明制度比技術更重要。

首先，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追求就不一樣。中國追求大一統，維持內部秩序是第一位的。儒家思想強調「四夷來朝」，以我為中心；而西方基督教喜歡擴張與征服，海外地盤越大，實力越強，所以西方的君主很愛干這事兒。

其次，中國是政府工程，鄭和每次出海都是一大筆開銷，比如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花了600萬兩白銀，是當時國庫支出的兩倍。這種開銷，換哪個皇帝都受不了，叫停也是必然的。而西方是風險投資，你雖然代表國家，但航海發現的黃金白銀，都可以歸自己。國家擴張與個人利益完全一致，哥倫布一開始就是為了找黃金，找香料，帶回來的財富又引發了新的擴張，西方就是靠著這股熱情走遍海洋的。

所以，在航海時代，西方用機制彌補了技術上的差距，而中國則在制度的限制下，把海洋讓給了西方。

同樣的疑問是，如果南明政權不亡，中國能不能自然發展出資本主義？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1902 —1985 ）的觀點值得借鑒。布羅代爾認為：

不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擴展，資本主義就會自發的出現。資本主義是在建立於市場經濟之上的社會階級制度內形成的，這種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是獨特的社會結構和市場經濟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它在歐洲的發展是歐洲歷史所特有的現象，其他的社會結構不一定都能發展出同樣的結果。

這是我們在揭示歐洲近代早期的歷史和中國明代歷史所要加以區分的。因為兩個社會所處的環境在精英階層構成、國家權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明代後期中國並沒有產生資本主義，這並不是說中國在資本主義上失敗了，而是說它創造了其他別的東西——一個廣泛的商品市場經濟：它利用國家交通通訊網路，打開了與地方經濟的聯繫，在一定地區內將農村和城市的勞動力組織到一個連續的生產過程中來，卻沒有瓦解作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農村家庭；重新組織了消費模式，卻沒有將生產和消費完全分離；它在緩慢但是必然的在向士紳社會發展，通過消除儒家思想對商業的蔑視，使一個涵括國家精英階層利益在內的強大聯盟在清代得以形成，但是這並不是歐洲意義上的資本主義。

五、明朝滅亡與小冰河期。

在一些網路語境中，常見「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之類的腔調。除了空發感慨以外，明朝曲終人散的原因到底是什麼？給自己留幾個思考題：

1、小冰河期的影響：新大陸的發現乃至美洲銀礦的開採是否構成小冰河氣候的肇因，是否是蝴蝶效應的可待證實的例子？

2、受制於外的銀本位制度：1623年荷蘭人暴力封鎖月港，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後期，南美白銀流入減少，是否導致了1644年王朝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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