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國人的澳洲想像

從漢朝至宋元的一千多年間，中國人的海上航線都是在太平洋到印度洋有限的空間內展開。15世紀明初起，中國人關於世界地理的認識，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而關於澳大利亞的確切認識，是晚清世界地理知識開拓的一個重要階段。

明末來華的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中未曾繪出澳大利亞，因為其時歐洲人的地理探險尚未及澳大利亞。實際上，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所說的「五大州」，與我們今天意義上的「五大洲」有很大的區別。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所繪製的世界地圖及其解說，給中國提供了「地圓說」和「五大州」新知識，同時，也一定程度上誤導了清人關於澳洲的認識。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中認為「墨瓦蠟泥加」便是澳洲，並為《坤輿萬國全圖》中所謂的「五大州」之一。但「墨瓦蠟泥加」並非今天所說的澳洲，很大部分還屬於想像中的大陸。「墨瓦蠟泥加」是源自麥哲倫的譯名，稱其越過大西洋，經南美洲大陸和火地島之間的海峽。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李明徹的《地球正背面圖說》，大多沿襲了利瑪竇等人的敘述。梁廷枏和徐繼畲的地理著述、葉子佩和六嚴繪製的世界地圖，雖然利用了晚清來華新教傳教士提供的關於澳洲的新知識，但由於明末清初這些耶穌會士地理學文獻的巨大影響，因此在材料的取捨上仍受到這些漢文西書的某些誤導。

中國人最早使用「澳大利亞」一名，並介紹澳洲地名由來和地理移民情況的著作，可能是成書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梁廷枏的《海國四說》。該書《蘭侖偶說·卷四》第一次比較準確地陳述了關於澳大利亞的知識。梁廷枏或許是漢文文獻中最早使用「澳大利亞」一名，並明確將之視為「第五洲」的中國人，書中最早記述了有關澳大利亞的地理和移民情況。1848年，徐繼畲完成的《瀛環志略》（又稱《瀛寰志略》）也已有了關於澳大利亞更為詳細的討論。不過，當時徐繼畲沒有把澳洲作為第五大洲，該書卷二記述了「南洋各島」「東南洋各島」和「大洋海群島」，澳大利亞則被放在亞洲的「東南洋各島」部分。在介紹澳大利亞之後，《瀛環志略》還有今天屬於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島」的介紹，之後是關於紐西蘭的介紹。由此可見，徐繼畲的《瀛寰志略》並非如有些學者所言，已明確將世界分為五大洲和四大洋，而是有些含糊地將當時全球分為「四大洲」，思路類似林則徐的《四洲志》。不過，較之林則徐，他更進一步介紹了相當於今天五大洲地理學的內容。

關於澳大利亞的認識，表徵著國人對於「五洲」認識已經接近於現代世界地理學，對澳大利亞的描述表明，國人已開始擺脫明末以來的想像，使「世界」在國人眼中呈現出一個比較清晰的面相。在徐繼畲《瀛寰志略》的記述中，雖然已有19世紀來華傳教士或商人等攜帶來的地理新知識，但我們仍然可見混雜著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一些謬說，就在徐繼畲《瀛寰志略》問世的1848年，澳大利亞的詹姆斯·塔特在廈門買得成年人100名、童子20人，乘船抵達新南威爾士殖民區，開啟了華人移民從中國直接到澳大利亞各地的大門。1848至1852年，從廈門去悉尼的華人達2638人，其中1438人是1851年運出的。年輕的澳大利亞和古老的中國開始了以苦力移民為紐帶的聯繫，揭開了中澳關係的第一幕。

晚清有若干國人到達過澳大利亞，關於澳洲的知識也有部分來自實地考察。關於墨爾本和悉尼，在《新金山記》中有非常詳細的實地描述，其中有關於澳洲土著人的信息。這些內容或有來自實地考察以及實地調研的數據，有部分是來自一些駐外使節諮詢外人之後所得資料的整理，亦有駐外公使將耳聞之資料與中國行政制度加以比附。同時，其中有一部分關於澳洲的資料來自西人著述的譯本。清末關於澳大利亞知識最全面和最為準確的記載，為《澳大利亞洲新志》及其增訂本《澳大利亞洲志譯本》，它們是近代中國人對澳大利亞整體圖像的第一次把握，兩書所據的原本，或參照的藍本為何書，值得進一步研究。清末前後幾十年間，滬上廣泛的異域信息資源和海洋文化的城市特徵，是否對他們關注新興的澳洲有著某種聯繫？這是一個很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如果說，明末清初的中國學者是通過西方傳教士利瑪竇的世界地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和南懷仁的《坤輿全圖》及《坤輿圖說》等來了解第一次歐洲人地理大發現的成果，是對鄭和下西洋所遺留下來的關於世界地理知識的豐富和新的開拓；那麼，清末國人對澳大利亞的想像和認識，則是通過部分實地考察記錄所獲取的來自中外學者的各種信息，以及部分知識來自對海外人士的諮詢，更多的信息還是來自19世紀初以來外人撰寫的有關澳大利亞的著述，通過國人的摸索、研討獲取的信息，從而完成了對第二次世界地理大發現的了解，建構了中國人對世界地理知識的新認識。

與明末清初由利瑪竇、艾儒略傳入的歐洲人關於歐亞大陸、北非南非以及南北美洲的知識不同，也不同於晚清英國和美國知識在中國的介紹主要依靠類似西方傳教士裨治文《美理哥合眾國志略》和慕維廉《大英國志》等史地論著，有關澳大利亞新知識的開拓，清末主要是由中國人來承擔知識傳輸者的主角。在國人完成對第二次世界地理大發現的認識過程中，19世紀初以來西方新教傳教士等攜帶來的有關澳大利亞的新知識，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世界地理新知識的介紹，糾正了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地理學漢文西書的若干偏差，「澳大利亞」也成為新學文獻學家如梁廷枏、徐繼畲等利用新輸入的西學地理新知識，修正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等所述「墨瓦蠟泥加」的錯謬的重要途徑之一。認識了澳洲，對五大洲才算有了真正完整的認識，地球的視野也大大拓展了。

在傳播有關澳大利亞新知識方面，梁廷枏的《海國四說》、徐繼畲的《瀛環志略》在士大夫階層的認識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世紀開始，有大量中國僑民移居澳洲「種地開礦」，19世紀50年代淘金熱所引發的華人赴澳大利亞採掘黃金，不能說與之全無關聯。1900年11月至1901年5月，梁啟超還將澳大利亞四州作為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的基地。星軺使行人員和澳洲的遊歷者也貢獻了他們的知識信息，地圖學家使原有的地球的形狀獲得了更為精確的表述，文獻翻譯家也注意從環境的角度介紹澳大利亞的地形地貌、植物動物、氣候農業、制度教育等信息，這類豐富的數據積累，對於20世紀初世界地理和區域類型的地理著述的撰寫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支持。澳洲在原有所知的亞洲、歐洲、非洲和南北美洲之外，又提供了新一種地理類型和文化類型，這些生動的遊記和譯著資料，為沒有加入澳洲探險的中國人提供了豐富的知識資源。由於澳大利亞是歐洲人第二次世界地理大發現的產物，因此，中國傳統地理學文獻以及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漢文西書中都沒有其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的確鑿材料，不管是零星的澳洲政區劃分知識的介紹，還是系統的政治制度敘述，或有從殖民地的角度述及澳大利亞，似乎都有將關於澳洲的討論放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採取與中國傳統政治模式的模擬，以及如何使中國勃興與強盛這樣一種語境下，其所隱含的深意，即優於中國專制統治的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在曾經僅僅是荒蕪的澳洲土地上根植，當然就更有理由在文化豐厚的中華大地上施行了。

中國人對世界地理知識的認識，從15世紀明初起，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鄭和下西洋為主體的對東亞海域和印度洋以及東非的認識；二是由利瑪竇、艾儒略傳入中國的歐洲人關於歐亞大陸、北非南非以及南北美洲的知識；三是晚清引入的有關澳洲實地考察與外人所提供的大洋洲和太平洋的知識信息。第一階段是東亞海域到印度洋地理知識的系統了解，第二階段介紹的是大航海時代第一次歐人海路地理大發現的結果，而第三階段傳播的是世界史上第二次海陸探險發現的知識。

我們今天所認識的世界完整圖像，是建立在歐洲人兩次海路地理大發現的基礎上。近代中國人正是通過明初以來三次世界地理知識的開拓，空間觀念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澳洲在原有所知的亞洲、歐洲、非洲和南北美洲之外，又提供了新一種地理類型和文化類型。可以說，世界地理知識新空間的開拓，使20世紀初國人能夠更進一步接受地球的多樣性和世界文化多元性的敘述，而第三階段中國人對澳洲的想像與認識，似乎回歸了明初中國人認識世界地理知識的第一階段，如同當年鄭和下西洋及其隨行人員完成的相關航海地理文獻，國人對海外知識的主動追求以及撰寫的漢文著述，再次成為開拓世界地理知識新空間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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