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乞丐，去世後的百年命運浮沉 | 短史記

文史 06-26

左，聊城武訓祠堂之武訓半身塑像；右，趙丹在電影中塑造的武訓形象

編者按：這是2016年武訓去世120周年時寫的一篇稿子。有朋友留言詢問有無武訓的相關文章，故再發一下。文後另附一篇當年關於武訓風波的史料。

文 | 諶旭彬

1896年夏，乞丐武訓去世，至今已整整120年。

生前事

武訓乃山東堂邑柳林鎮武家莊人，1838年生於貧苦之家，幼年喪父。傭工、行乞三十餘年，不娶妻室，不講享受，積資辦了三所義學。山東巡撫袁樹勛說他「自恨不讀書、不識字」，發誓「必教人人讀書識字」。當地士紳楊樹坊等人，說他患有「義學症」，心心念念只在辦學，挑擔、拉車、推磨、雜耍、說媒、討飯……無所不做；攢下錢來，或拿去跪請士紳替他放貸生利，或拿去買田置地。

49歲那年，武訓已購置田產230餘畝，積資2800餘吊。次年，求得當地士紳之助，武訓耗資4378吊（不足部分由士紳捐助），並以田產充當義學運營之資，在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義學之田契，武訓署名「義學正」而非本名，旨在防止自己死後田產落入親族之手。1890年，武訓在館陶縣參與創辦第二所義學。1896年，在臨清縣創辦第三所義學。同年夏，武訓去世，享年58歲，無餘財，送葬者萬人。《清史稿》里說他臨終之時，「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①

江青率「武訓歷史調查團」乘坐吉普車下鄉「調查」

身後名

武訓生前，遠不如死後有名。

1909年，為推動新學制改革，激勵地方士紳辦學，山東巡撫袁樹勛奏請朝廷將其義舉載入史冊。

北洋時代，其事迹被編入《清史稿》，開正史為乞丐立傳之先例。梁啟超、蔡元培等，亦撰文稱頌其德行。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介石親筆題寫了《武訓先生傳贊》，表彰其「以行乞之力，而創成德達才之業」，武訓事迹進入各種教科書；民間則有陶行知等教育大家不遺餘力倡導「武訓精神」，自1942年起，年年廣聚名流，舉辦武訓紀念會。②

1950年，由孫瑜導演、趙丹主演的電影《武訓傳》拍攝完成。公映前，孫瑜攜影片至中南海送審，觀影者有周恩來、朱德、劉少奇、胡喬木等百餘人。據孫瑜回憶：

「大廳里反映良好，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朱德同志微笑著從老遠的坐間走過來和我握手，說了一句：『很有教育意義。』……電影放完後，周總理和胡喬木同志沒有在大廳里提多少意見。」

公映後，該片也備受好評，被《大眾電影》評為1950年十佳電影。③

但好景不長。

1951年3月，《武訓傳》被指歌頌「改良主義」，淪為被批判的典型。

4月，事態升級，江青在文化部會議上點名該片：

「看了《武訓傳》生氣。……學校無貧僱農。……替統治階級服務，收租三四十年，職業叫花子，繁華地方走。……武訓非我們傳統。……《武訓傳》歪曲現實，歪曲傳統。」

5月20日，事態再升級，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徹底否定武訓：

「像武訓那樣的人，……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稍後，江青以「李進」之化名，率「武訓歷史調查團」赴山東實地「調查」，並於7月底在人民日報上刊文《武訓歷史調查記》，將武訓定性為一個以興學為掩護手段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④

在此之前，7月7日，華北局宣傳部已作出決議，全面清理紀念武訓的學校、碑文、建築，惟保留武訓墓與墓碑。⑤至1966年，義學遺址被摧毀，武訓墓亦被發掘分屍。⑥

紅衛兵小報刊登批判武訓的文章和漫畫

「限於地方範圍內」恢複名譽

武訓是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嗎？當然不是。《武訓歷史調查記》里有太多的強詞奪理。比如，「調查記」評價武訓購置田產，是這樣說的：

「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訓乘人之危從農民手裡零星地奪取去的。每張文約上的地畝數，大都只有一二畝或二三畝。我們見到的七十四張文約內，有三十八張，都是三畝以下的數字；十畝以上的，只有五張。武訓每次置地的數目如此細小，足證大都是貧苦農民遇了危急情況，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賣給武訓。武訓之成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內（從他30歲算起），用各種殘酷的方法，逐步地積累起來的。」⑦

每次買地的量都很小，恰恰證明武訓是個省吃儉用、一點一滴積累財富進行投資的底層低收入者。「調查記」說這證明了武訓的「殘酷」，實在是毫無道理可言。類似詭辯甚多，此不贅述。

武訓再次獲得肯定，已是80年代中期。

1983年萬里在國務院會議上講話，第一次釋放出武訓可以平反的信息：

「你們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復他（武訓）的名譽。他要飯所得用來辦學，卻給他戴上一頂維護封建統治利益的帽子。現在如果有這樣精神的人，應該表揚。」

1985年，曾深度參與1951年武訓批判運動的胡喬木，在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承認：

「當時這種（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

1986年，平反進入實質操作階段。4月29日，國務院批覆山東方面：

「關於為武訓恢複名譽問題，胡喬木同志作了指示：『武訓其人，過去大加撻伐是錯誤的，現在如大張旗鼓地恢複名譽，似亦過當。最好在徹底查清當時指責各項問題的基礎上限於地方範圍內處理。這與武訓傳之涉及陶行知、孫瑜等一大批人有所不同。』請遵照喬木通知的批示精神斟酌處理。」⑧

武訓的個人名譽「限於地方範圍內」得到了平反。

至於電影《武訓傳》，2012年出版的《黨史》二卷中的評價仍有所保留：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宣傳歷史唯物主義產生了積極作用。但是，這種批判存在著片面、粗暴和上綱上線過高的情況，沒有能夠真正運用學術爭論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在思想文化界開了用政治批判解決學術爭論的不好的先例。」⑨

左，電影《武訓傳》海報；這部新中國第一禁片，至2012年3月才正式解禁。右，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

……………

注釋

①武訓生平，可參見：張明/主編，《武訓研究資料大全》第一部分「武訓生平及興學資料」，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P03-448。②參見：張明/主編，《武訓研究資料大全》第二部分「解放前對武訓的評價」，P449-582。但該書未能收錄蔣介石的題詞。③孫瑜，《影片〈武訓傳〉前前後後》，收錄於《中國電影研究資料：1949-1979（上卷）》，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P107。④據《毛澤東年譜 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5月20日人民日報之社論，乃胡喬木起草，毛澤東改定（P343）。《武訓歷史調查記》亦由毛澤東加寫改定，涉及文字2700餘字（P381）。⑤《毛澤東年譜 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P372。⑥武成廣，《也談武訓墓遭劫記》。⑦《對〈武訓歷史調查記〉的修改和給胡喬木的信》（一九五一年七月），收錄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51.1--1951.12) 》，P402。⑧袁晞，《〈武訓傳〉批判紀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P185-189。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注釋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P45。

附文

武訓學校的性質

（《武訓歷史調查記》的一部分）

武訓辦了三所學校。堂邑縣柳林鎮的「崇賢義塾」，是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辦成的。武訓和了證和尚合作，而主要是用了證的財產辦成的館陶縣楊二庄「義塾」、成立於一八八九年，即光緒十五年，這個年代，和以前一些關於武訓的著作的說法不同，我們是根據現存於楊二庄的兩塊石碑上的記載。臨清鎮御史巷「義塾」成立的那年，也就是武訓死的那年，即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經過調查，我們認為，三所學校的性質是一樣的，那是為地主和商人辦的學校，但「崇賢義塾」是最典型的一所，我們就把重點放在這所學校的調查上。因為「崇賢義塾」是武訓的第一所學校，而武訓在這所學校成立的第九個年頭才死去，無疑的，他在這所學校上用的心計是特別多些。柳林鎮位於堂邑縣的西北部，距堂邑城和臨清城均為四十餘里，是一個較堂邑縣城還要大些的集鎮。

根據我們調查的材料看來，柳林鎮這所學校，無論是在學生成份方面，或者是在教師和首事人（校董）的成份方面，對於勞動人民說來，都稱得起是一所不義之學。

武訓學校的不義的性質，幾十年來被滿清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汪精衛等反動統治者的宣傳所粉飾和掩蓋著，他們宣傳武訓興的是「義學」，為的是「貧寒」。而目前的武訓宣傳者們，例如研究武訓七、八年之久，並親自到堂邑調查過的孫瑜；聊城（距堂邑四十五里）人氏，自稱研究和調查武訓將近二十年的李士釗，卻說：「武訓站穩了階級的立場」，「為窮孩子們興辦義學」，「為人民大眾服務」（孫瑜）；「這位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先覺者」，早已「實踐」了「教育為人民」，是「勞動人民的偉大典型」和「人民大眾的牛」（李士釗）。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是站在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散布反動思想，欺騙人民群眾的。

對於武訓學校，在堂邑、館陶、臨清等縣，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階級說是「義學」；勞動人民則說是不義之學。例如穆仲山（堂邑柳林鎮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過「崇賢義塾」的校董，六十六歲）的意見，即代表地主階級對武訓學校的看法。他認為武訓學校是「義學」，他說武訓曾經說過：「我窮，念不起書，我要窮人念書。」當我們問是否他自己聽見過，他說他聽見過，並且補充說：「我那時已經十三、四歲了！」其實武訓死的那年他才十一歲。最妙的是他為了和我們談話，陡然長了四歲年紀，對我們說他是七十歲。我們經過其他方面的調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歲。可是，勞動人民蕭振祿（堂邑縣蕭集村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為新中農）卻抗議地對我們說：「武豆沫的學校窮人上不起，怎麼能叫義學？現在的學校才是義學，窮人都能上學了。」他的這個意見，代表了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一般勞動人民對武訓學校的看法。

為了徹底查清武訓學校的內幕，我們訪問了不少的老年人。其中記憶得最清楚、講說得最詳細的，是堂邑縣倪屯村的倪瞻雲。他崇拜武訓，稱讚「義學」，可是他肯說老實話，知道的就說，不知道的就不說。他出身於地主家庭，現年八十一歲，在「崇賢義塾」讀書達七年之久（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緒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二年），並且是個秀才。這位記憶力很好、精神頗佳的老人，還笑迷迷地對我們說：「武訓還做過我的媒人哪！」他告訴我們，「崇賢義塾」在頭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沒有蒙班，只有經班。而經班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好戶」（地主），其餘也是富農或商人，沒有一個中農，更不要說貧僱農了。學生中，有一些是跟著老師來念書的秀才。讀的是詩、書、易、禮、春秋、左傳等書。能夠做「滿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學的資格。他那一班學生共有五十餘人，因為年代太久，他只記得起三十四人。這三十四人當中，就有二十三人進了學（秀才），一人中了舉。下面這份經班學生調查表，主要是根據倪瞻雲的述說，加上其他一些人的意見列出來的。

表1

武訓「崇賢義塾」經班學生調查表（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

(圖片較長可能顯示不完整，可點擊圖片放大閱讀，下同)

上表所稱外課生，是指不住在學校的學生，他們把文章作好送請學校老師去修改。　　

根據要能做「滿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學這一點看來，「崇賢義塾」的學生入學資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師的資格也很高，須要進士、舉人或拔貢才行。倪瞻雲說：崔准、顧仲安、滕綉封等，都是當時極有名望的先生，他們不管到那兒去教書，身邊總是跟著一批學生。所謂「數縣學生數十百里負笈來學」（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正是跟著老師來的或者慕老師之名而來的程度很高的學生，其中許多已經是秀才。教師的情況，看下錶便知：　　

表2 武訓「崇賢義塾」經班教師調查表（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八年）

「崇賢義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該塾經班開辦之後第八年，亦即武訓死的前一年，才設立蒙班，四年以後，即一八九八年以後，這種蒙班就廢止了。武訓及和他合作的地主們對於設立這種程度較低的蒙班是不感興趣的。武訓及其合作者楊樹坊之所以在這四年內開辦了蒙班，是因為柳林鎮上的商人們表示不滿，他們的子弟不能上學，武訓和楊樹坊才勉強辦了個蒙班，敷衍他們一下。

在學生的成份方面，經過我們調查，不但經班學生中一個貧苦農民的子弟也沒有，就是蒙班學生中貧苦農民的子弟也很少。七十九歲的郭繼武（柳林鎮人，過去是貧農，土地改革分到六畝地）對我們說：「那時候，我們飯都吃不上，還能念書？」七十二歲的韓祝齡（柳林鎮人，中農）說：「義學不收學費，可是要給老師送禮，每年端午、中秋兩大節，每節四百錢。那時候，三百錢一斗高粱，四百錢一斗小米。」韓祝齡是個中農，於一八九五年在蒙班讀過書，後因送不起節禮挨打而退學。他說他那一班有二十來個學生，他只能記起十五個。下面這個表，主要是根據他的述說。

表3 武訓「崇賢義塾」蒙班學生調查表（一八九五年）

以上的學生，除了武魯林和武芳林是武庄人而外，余皆柳林鎮人。　　

上表證明，蒙班學生中只有一個貧農，三個中農和一個賣火燒的外來戶，算是勞動人民，其餘都是柳林鎮上的商人和比較有錢的人家。

關於蒙班的教師，據韓祝齡說，他的老師叫張丹初，是個秀才。一年以後他退了學，就不知這個學校里的情形了。另一個叫李金鐸，也是個秀才，是楊光漢（柳林鎮人，楊樹坊之孫，被鬥地主，七十歲）說的。張丹初教了一年（一八九五年），李金鐸教了三年（一八九六年——一八九八年）。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武訓學校的首事人，就可以看出一個堂邑、館陶、臨清等縣的豪紳地主們的兇惡陣營。我們在柳林鎮武訓師範學校里的一塊石碑上，找到了「崇賢義塾」的第一批首事人的名單，共有四十一人。群眾告訴我們，其中只有武訓的族侄孫武茂林，是個貧農。他因為常年替武訓催租、討債做跑腿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絕大多數是有功名的豪紳地主。就是這樣一批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傢伙，在孫瑜的《武訓傳》和李士釗的《武訓畫傳》中，卻變成了富有正義感的「開明士紳」或「進步人士」了！

現在尚被堂邑縣勞動人民所痛恨的楊樹坊（柳林鎮人，歲貢生，惡霸地主，民團團長，於一九○○年死去），就是「崇賢義塾」的主要首事人。他死後，他的兒孫一直把持這所學校。楊樹坊就是打宋景詩的堅決反革命分子楊鳴謙（柳林「永清團」團長）的親侄。楊鳴謙被宋景詩打死以後，沒有多久，楊樹坊就做了「永清團」的團長。在宋景詩失敗的那年（一八六三年），他已經三十七歲，武訓則是二十五歲。武訓之被他賞識，並不是偶然的，是有著政治和經濟的原因的。從政治方面來說，楊家當時是堂邑縣勞動人民的死敵。被他們直接、間接屠殺的人民不知有多少，他們把小劉貫庄（柳林鎮以西約十里，宋景詩的家）全平了，勞動人民永遠記著這個血海深仇。從宋景詩起義的那年（一八六○年）算起，到現在已有九十一年，可是，堂邑的勞動人民尚能詳細而生動地述說這段歷史。這並不僅是表示著他們對於英雄們的懷念與歌頌，而且也表示了要他們的兒孫別忘記這個仇恨！八十一歲的王立成（小劉貫庄人，貧農），講到宋景詩的老娘被釘死在東昌府（聊城）的城門上的時候，難過得講不下去了。楊樹坊是一個極狡猾的傢伙，他明白單靠武力不行，還得做一些收買人心的事情。因此，嚷著「修個義學為貧寒」的武訓，就成了他欺騙人民的良好工具。在經濟方面，楊樹坊想打武訓財產的主意。武訓這時單在堂邑方面，已集了很大一筆財產，計七千多吊，「義學」一辦成就不得不受楊樹坊的控制。所以此時楊樹坊叫武訓辦「義學」，武訓雖欲不辦也不可能了。武訓一死，楊家將學校霸為私產，專在財產的掠奪上做文章，學校學生有時少到只有幾個人，後來有幾年率性停辦，毫無意於什麼義學不義學，就證明了這點。以上是學校所以辦成的主要原因。當然，這時地主階級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們利用武訓的債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為他們的子孫建立一所學校，何樂而不為。「興學始末記」中說：「堂邑、館陶與臨郡接境，自咸豐甲寅兵燹後，貧家不能讀書者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頁）。這裡所指的「兵燹」，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國的北伐軍曾經攻克過這一帶好些縣城。這裡所指的「貧家」，就是地主階級自己。這樣，一方面楊樹坊等地主階級需要辦學校，一方面武訓已騎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積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辦，因此武訓就替地主階級、並在地主階級主持下，辦起學校來了。

「崇賢義塾」建立校舍的經費，主要是武訓的債利和地租，這些都是從勞動人民身上刮來的。此外，還有武訓依仗楊樹坊的勢力「到處磕頭，不給不行」（郭繼武）強迫募捐的部分。但在勞動力和建築材料方面，卻是楊樹坊親自出馬，以自己的威勢，假「為貧寒」之名，強迫各村派車、派人。郭繼武說：「當時是要俺們大村多派，小村少派，有車的出車，有牲口的出牲口，沒有車和牲口的就得出人，不來不行！俺家窮的上頓接不上下頓，還叫俺去搬了幾天磚瓦。」楊樹坊就是這樣一個兩手塗滿了勞動人民的鮮血、並且強迫勞動人民出力修「義學」的「開明士紳」！

表4 從石碑上抄下的「崇賢義塾」第一批首事人的名單

上面這個名單是從碑上一字不易地照抄的。婁峻岭列在第一名，實際上主持學校的楊樹坊列在第二名，是因為婁峻岭是武進士，「功名」比楊樹坊為高的緣故。第三名趙壁光，就是在武訓的疏族武昌達控告楊家霸佔學校後，由官廳任為該校兩名「幫理」之一，是另一派地主的首領。

勞動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債主兼大地主的武訓，依靠封建統治的勢力，剝削、敲詐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成三所學校，這種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規律的。封建制度的生產關係，是地主階級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地主階級有政權，有軍隊，保護這種生產關係。因而只有地主階級能夠壟斷文化，辦學校。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學文化的機會的。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學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並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係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在中國的解放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了。武訓生在滿清時代，他甘心為地主階級服務，以「為貧寒」的口號欺騙農民，而實際上為地主和商人辦成了三所學校，這是合乎封建社會的規律的。只有那些毫無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並且是站在反動立場上的武訓宣傳者們，例如孫瑜和李士釗，才硬說地主子弟、商人子弟是勞動人民的子弟；硬把一批惡霸地主和堅決反革命分子裝扮成「開明士紳」和「進步人士」，說這些人也願意為勞動人民開辦學校；硬給武訓披上「革命」的外衣，把一個反動派說成一個革命派；這種種，如果不是有意的造謠欺騙，就是思想上的極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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