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年來最重要的地圖及其背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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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藏明代中葉彩繪航海圖

文｜陳傑

美國喬治亞南方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貝秋勒2008年在英國牛津圖書館發現了一張神秘的中國地圖，立刻轟動了世界。

這是一幅明代地圖，繪製的時間可能在17世紀初。和那時候的中國地圖都不同的是，這幅地圖不是以陸地為中心，而是以海洋（南海）為中心。

明代初年，鄭和就開始了遠航，比葡萄牙人發現好望角還要早。但是後來，明朝卻對海洋喪失了興趣。大航海時代開啟，中國作為旁觀者，最終落在了後面。但是，這幅地圖的發現卻表明，歷史不是看上去那麼簡單，它藏著相當豐富的秘密。

700年來最重要的地圖重現天日

2008年的一天，英國牛津大學，來自美國喬治亞南方大學的歷史系副教授貝秋勒正在博德利圖書館查閱資料。他是一位研究大英帝國歷史的學者，對古代地圖很感興趣，他在一份古代文獻目錄里見到一個貌似中國地圖的條目，這會是一份古代中國地圖嗎？為何會在英國古代文獻的目錄中？這激發了他的好奇心。

貝秋勒馬上請圖書館館員赫利威爾（David Helliwell）幫忙調閱。赫利威爾的朋友，來自加拿大的卜正民教授，是當今世界上最出色的漢學家之一，此時正好也在牛津大學講學，赫利威爾馬上通知卜正民一起去看。

這真是一份明代航海圖。它長160厘米，寬96.5厘米，是它所在的時代最大的壁掛式地圖。當時中國和歐洲都無法造出如此巨大的單片紙張，所以，製作如此規格的壁掛式地圖需要格外精巧的設計。

繪製者用到的最大單片紙張為65厘米×128厘米。製作者把地圖分成十二個部分，分別用十二個不同的木質刻版，印出十二張，然後由購買者把它們組合成一幅完整的地圖。

這是近700年來最重要的一幅中國地圖，它描繪了當時中國人所知的那片世界：西抵印度洋，東接香料群島，南鄰爪哇，北望日本。這幅海圖，就是今天中國人所熟知的南海。

這是明代人所畫的南海航行圖，非常細緻，卜正民是研究中國古代地圖的高手，他的著作往往都會附上很多古代地圖，但是他卻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精彩的航海圖。

從1659年以來，這幅地圖就放在牛津圖書館（不是牛津博物館）。貝秋勒他們發現它時，地圖的外觀並不破舊，只是用一塊「襯板」來固定住這些脆弱的紙片。

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學者向達來到英國並協助英方對文獻進行分類，雖然當時他發現了一幅較為稀有的航海指南《順風相送》，但是遺憾的是，他卻意外地錯過了這幅地圖。1961年，他在中國將《順風相送》出版。

《順風相送》是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年）的傳抄本，珍藏於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福建博物院釣魚島歷史與主權展覽資料圖片。

專家們仔細查看，沒發現這地圖是誰畫的，只是知道在1654年，英國律師約翰?塞爾登將它捐贈給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於是，這幅地圖就被命名為《塞爾登的中國地圖》。這幅地圖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有拍賣行甚至要為它舉辦拍賣會。

塞爾登：神秘地圖曾經的擁有者

對中國人而言，塞爾登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字，事實上普通英國人也沒幾個知道他。他曾於1653年立下遺囑，加註附件說明如何處置他的收藏，包括這張中國地圖——這是他唯一的一次提到這張地圖。

而著名的學者卜正民這樣形容他：「律師、東方學學者、法學史家、議員、憲法理論家、《閉鎖海洋論》作者。」以往的學者之所以關注這個人，其實跟地圖一點都沒有關係，而是主要談他的法學著作。

在塞爾登生活的17世紀，數以萬計的英國人離開家園去尋找工作，既是謀生也是冒險。英國正在步葡萄牙、西班牙的後塵，通過漫無邊際的海洋，到海外掠奪財富。數以萬計的船隻往返於歐洲和亞洲各大港口之間，一個大洲的商品重新建構了另一個大洲的經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威廉?莎士比亞首次公演了戲劇《暴風雨》，講述的就是有關海上漂流的故事。和海洋打交道，成為一種時代風尚，很多人都寫這方面的作品，來迎合國王詹姆士一世。

在眾人當中，還有約翰?塞爾登，這個徹頭徹尾的倫敦人，本應研習的是法律，卻也在飛快地寫出一首首詩歌。無疑這些詩歌談不上是一流的創作，這個年輕人依然需要在他的本行中謀取職位。他將在東方學和大陸法領域創作出里程碑式的作品。

所謂「東方學」，就是有關東方世界的學問，包括語言、風俗以及各地的政治與法律，這是服務於大航海的學問，在當時是顯學，那些稀奇古怪的東方小語種，都有很多人研習。塞爾登就會好幾種東方語言，他購買和收藏這樣一幅地圖，也就並不奇怪了。

塞爾登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是當時的國際海洋法專家，是主張國家可以將海洋納入管轄範圍的第一人。在17世紀初，海洋法的創立者、荷蘭學者格勞秀斯認為海洋不能納入國家的主權管轄範圍，塞爾登的看法剛好相反。

塞爾登比當時大多數人更清楚，他們所置身的時代正經歷重大改變：新哲學和新憲法、新貿易路線和新式財富都在醞釀之中。

換句話說，就是在大航海時代，歐洲殖民者通過航海來開拓殖民地，到各處的陸地去掠奪財富，海洋對這些冒險家來說，只是需要克服的危險而已，人們「通過」海洋，還是想抵達陸地。但是塞爾登已經注意到，海洋本身就有著巨大價值，一個國家，應該像對待陸地一樣，擁有海洋的主權。這在當時是相當新穎的觀點，在今天，則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國際法常識。

沈福宗：那個在地圖上留下墨寶的中國人

這張航海圖是怎樣輾轉流落到塞爾登手上的，已無從得知。然而這也並不算奇怪，因為塞爾登雖未曾到過海上，但卻終生都在致力於東方學問的研究。

在他的那個時代，這也算是一種時髦，因為不少西方人都認為，東方的語言和學術是解鎖人類歷史和制度等諸種複雜知識的鑰匙。

除了塞爾登，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首任館長托馬斯?海德也是其中一位。1665年，海德接任博德利圖書館館長一職。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學習著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波斯語等東方語言，而更加幸運的是，他不久就得以跟隨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學習最為艱深的漢語。

這個人就是沈福宗，是有史料記載的第一個到達英國的中國人。應海德之邀，沈福宗來到牛津，幫助圖書館整理館藏的中文文獻。

對於急於想學習漢語的海德來說，館中那幅全是漢字的塞爾登地圖無疑是他和沈福宗之間最好的教材。其實沈福宗本人便是大航海時代的親身體歷者。他是南京人，受一位英國教士柏應理的引導，從小信仰基督教。

1681年，他23歲時被柏應理帶著西渡歐洲。沈福宗的到來引起了歐洲人的巨大好奇，他穿的絲綢衣服、用筷子吃飯的姿勢，曾令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著迷不已。

沈福宗學識淵博，精通多門外語。他幫海德把中文地名用羅馬字母註上音，海德則草草寫上拉丁文翻譯。這些違反圖書館規定的塗鴉就這麼永遠留在了塞爾登地圖上，重現出沈福宗和海德一起工作的場景。

沈福宗在牛津的工作十分認真，他把當時博德利圖書館館藏的所有中文書籍都列了清單，並用拉丁文在書上註明內容，直到今天這些字跡都還清清楚楚。

館中還藏有一張他手寫的便條，他用漢字在紙上寫下「中國」和「西洋」兩個詞，分別表明「由形及音」和「由音及形」——也就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區別。顯然，這是寫給海德看的總結。

後來，在另一次海航中，沈福宗不幸染病，死在非洲東南一帶，年僅36歲。

薩利船長與李旦：中國海盜的世界

在大航海時代，像沈福宗這樣的人有很多，英國的薩里斯船長就是一個。很有可能，那幅地圖就是他帶回英國，並且最終賣給塞爾登的。

英國東印度公司總裁史密斯曾於1609年指派薩里斯擔任東印度公司第八次遠航的指揮官。他於1611年離開英格蘭，沿著印度洋一帶做生意，隔年到達萬丹（Bantam），不久又前往香料群島探尋香料。

但實際上，薩里斯此行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挑戰格勞秀斯所提出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立場——如果東亞海域是一片自由之地，英格蘭理應能夠自由進出該地進行貿易。但荷蘭人並不這麼想，他們佔領葡萄牙、西班牙的部分領土後，完全不願意讓英國來此插足他們的地盤。

1613年，薩里斯來到日本平戶港，透過一位大名的引薦，他認識了在日本定居的中國僑民領袖兼資深商人李旦。

這位來自泉州到馬尼拉闖天下的中國人，在1603年西班牙屠殺馬尼拉華人事件後逃到日本。薩里斯的「丁香號」開進平戶港時，李旦已經是日本南端數百位華商的領袖。

當時葡萄牙人已經在長崎經商，荷蘭人則在德川幕府閉關時定居長崎。李旦和這些外國商人打交道的優勢，就是能夠向他們提供進入中國的管道。

然而，英國最初在日本進行貿易並不成功，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623年關閉平戶商館時，館長考克斯留下一筆爛賬，其中許多是李旦所欠的，就連薩里斯當初在東南亞各地透過香料貿易賺取的大批銀兩也都連帶受到影響。

李旦是一個巨商，也是一個海盜，他控制了相當強大的海上力量，在整個南海，西班牙、葡萄牙、英國以及來自中國的商人都要讓他幾分，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想同明王朝做生意。

李旦原本想打造一個光明正大的貿易帝國，將荷蘭人、明朝、東南亞串連在一個可以長久發展的貿易網裡。當時包括東印度公司在內的各方都給李旦提供了很多資金，讓他去「打通」明朝政府的關係，但是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經禁止海上貿易，而且政局陷入混亂。

1624年，李旦的事業宣告失敗。翌年，他在負債纍纍的情況下回到日本並死於該地，欠下的巨款也就不了了之了。

薩里斯沒從李旦那裡得到什麼好處，但是那幅地圖，很有可能就是他從李旦那兒得到的。

李旦有個手下名叫鄭芝龍，在李旦死後掌握了整個集團的勢力。他以民間之力建立水師，周旋於東洋及西洋勢力之間，並於1633年在泉州金門島的料羅灣海戰中成功擊敗西方海上勢力，在鄭和船隊退出南中國海200年後，重奪了海上主導權，是大航海時代東亞海域舉足輕重的人物。

後來他還到台灣建立新的根據地，不僅建立了一支實力強大的私人海軍，而且效仿明朝在台灣設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規模的割據政權。

明政府無力剿滅鄭芝龍便轉而招安，1628年，鄭芝龍受到明朝招撫，官至都督同知。不久清軍入關，鄭芝龍於1646年降清後被軟禁北京——他的兒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鄭成功。

解碼：明朝中國人對海洋的渴望

在《塞爾登的中國地圖》發現之前，比較有名的地圖是《鄭和航海圖》。英國藏有《鄭和航海圖》1628年出版的雕刻版，這已是在《塞爾登的中國地圖》完成後的約9至10年後才繪製的。

《鄭和航海圖》並不是鄭和繪製的地圖，而是後人做出來給崇禎皇帝欣賞的，而《塞爾登的中國地圖》則主要服務於福建商人，是民間繪製的實用航海圖。

最特別的是，它的高度遠超過寬度，其最中心的不是本土，而是南海。中國國土佔據上方，而南海周邊還有東亞、東南亞的其他國家，也標出了一些重要外國城市的地名。即便和現代地圖進行對比，也顯示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確性。

1891年，香港，行刑前的搶劫「南武」號輪船的海盜。

中國曾流傳一個用來諷刺國人盲目自大的段子，說清朝時的地圖都是出自杜撰，把自家天朝上國置於中央，邊上眾星拱月般圍著一圈小小的日美英法荷比西。但塞爾登地圖的出現，卻有力地證明了至少在明朝時，中國人就已經能夠正確地認識自己，也能夠將目光投向遙遠的世界。

基於塞爾登地圖上精確描繪出的一條條東洋、南洋航線，以及令人納罕的羅盤、比例尺圖樣，卜正民推斷，與其說這是一幅行政圖或地形圖，不如說是一幅借鑒了西方製圖法的航海圖。

事實上，在塞爾登生活的年代，每個人都對航海感興趣。在那樣一個全人類探索心爆發的大時代中，中國其實也並沒有例外。儘管明代後期朝廷開始走向封閉，但是民間、特別是福建沿海的商人，仍然對海洋有著強烈的渴望。

且讀且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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