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戰爭爆發以後，中國領袖便逐漸把對日抗戰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也開始對全球性軍事合作提出各種主張。他們同時也認為，中國當然有權參與制定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大戰略。但是當蔣介石天真地向英法兩國提議加緊合作卻被對方斷然拒絕時，他就感到「無限之羞恥」。1941年4月，當時蔣介石得知英、美、荷蘭等國剛在菲律賓舉行過會商，而中國並未被邀請出席。蔣介石指示宋子文去探聽會議內容，並向美國表達中國對於未被邀請參加一事感到失望。

不受待見的次等盟國

如果說在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前，中國領袖只能「訴請」西方以平等方式對待中國；但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他們認為中國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經贏得了參加同盟國所有最高層次政治軍事會議的「當然權利」。中國如果仍然被摒除於門外的話，其含義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國家明目張胆地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次等盟邦和一個次等民族來對待。

事實上，中國對於受到西方國家排擠而產生的反感，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就已經被拉鐵摩爾看出。拉鐵摩爾作為羅斯福推薦給蔣介石的政治顧問，他在1941年8月2日寫信給白宮助理居里時指出：「很多中國人早已開始擔憂，他們的國家不會得到西方國家平等和公正的對待。而這偏偏又正是日本及汪偽政權所極力渲染的主題之一，因為他們強調西方國家只不過把中國當作傀儡來耍弄，絕不會以朋友之道對待中國。因此，中國將來在和平談判桌上必定重蹈1919年凡爾賽和會時同樣的悲慘命運，難逃被出賣犧牲的下場。」這種情緒很可能動搖中國抗戰的決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天，蔣介石就急急忙忙告訴英國人，「日本隨時可能攻擊香港和新加坡」，並建議中英兩國應儘速擬訂聯合防衛香港的計劃。然而蔣介石不久即發現，原來美國、英國和荷蘭三國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經安排了共同防務，但對中國卻秘而不宣。這個發現使蔣介石大為不滿，他在日記中寫道：「是其對我各種輕蔑之行為，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之經過事實，更無足為嘆也。國際間本是利害為主，決無為人犧牲之國，若以此為怪或為愧，則痴矣。」當得知中國願意主動出兵協同作戰防守香港、緬甸和越南等地時，英國大使受到感動而為英國在珍珠港事變前拒絕中國協防一事道歉。蔣介石則寬宏大量地加以安慰：「請勿客氣，貴國事即我國事，我等皆在同一陣營中。」事實上，此後英國人仍然沒有把國軍當真正的友軍，他們寧可把緬甸讓給日本人也不想叫中國人佔有，甚至在第一次入緬作戰時單方面撤退，把十萬中國軍隊置於危險之中，害得遠征軍差點覆滅。

先歐後亞：又把中國人晾在一邊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中國領袖和民間輿論一致鼓吹「先亞後歐」的戰略。蔣介石不但是這個戰略思想最積極的推動者，也提出了幾個頗具說服力的理由：（1）日本已是當前對美國本土(Alaska, 阿拉斯加)安全威脅最大的敵人，美國只有在除去這個威脅之後，才能充分發揮它作為「世界民主國家軍火庫」的功能，支持盟國在歐洲作戰。（2）德國的優勢在陸軍，而日本的優勢在海軍。美國的海軍實力明顯超過日本，然而陸軍則未必超過德國。因此美國應該先發揮自己優勢的海軍，摧毀日本較弱的海軍，再來對付德國陸軍。（3）鑒於日本已經大量搜颳了東南亞的戰略資源，充實其後備作戰能力，如果不趕緊將之消滅，那麼日本便可能在兩年之內變成另外一個類似德國一般強大的敵國。

可美國人並不這樣考慮，美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從全球大戰略出發，認為在德日兩大強敵中，德國最強大，是法西斯軸心國「主力中的主力」、「軸心中的軸心」，日本則相對較弱。盟國如能先集中力量擊敗德國，則打敗日本就不成問題。相反，如美國先打日本，分散了力量，致使德國成了氣候，再要戰而勝之就困難多了。因此，他向羅斯福總統獻策，主張美國在亞太平洋戰場取守勢，集中力量投入歐洲戰場，全力支持蘇、英等國對德作戰，先消滅法西斯德國，再回頭收拾日本。羅斯福接受了馬歇爾的計劃，把日本人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在太平洋方向取守勢，集中主力於歐洲戰場。

這種「先歐後亞」的戰略使得中國不得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得繼續孤軍奮戰，租借法案送往歐洲和北非戰場的物資數以萬計，可給予中國戰場的物資卻每月只有幾千噸。即使是這一點點可憐的物資也常常臨時被抽調到其他戰場。蔣介石加入盟國的頭兩年，可謂是充滿了又苦又甜的感覺，但經常是「苦」遠遠大過於「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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